讲座人:刘红教授

    主  持:赵维平教授

    时  间:2012年4月25日下午3:30至5:00

    地  点:上音新教学楼中楼214

    综  述:陈迪思

    摄  影:典典

    2012年4月25日,上海音乐学院中楼214高朋满座,由音乐学系刘红教授带来一场题为“传统音乐的记谱描写方法”的别开生面的讲座。他以探讨“记谱是一种怎样的技术”以及“记谱是否拥有技术之外的(文化)意义”作为核心命题,又结合其过往实践经历,夹叙夹唱地将其对于乐谱本身的文本意义和蕴含其中的复杂的文化感受内涵等方面作了诠释和解读。

    (一)“音乐是有口音的”

    讲座起始于“一个有趣的听写”:由用不同方言说出同一诗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所引发的思考和联想。即“听不明了的方言土语”与在传统音乐记谱中类似的“记不准确的声音乐谱”之间的共通性。同时,刘红教授又举出《东方红》在戏曲中的广泛运用、武当山道观中偶见的黄梅戏段落,京剧《智取威虎山》中《胸有朝阳》等等这些曲调的“走样”在记谱上的“难以捕捉”以及表达上的苍白,他进一步提出“音乐也是有口音的”,即同样的谱面符号反映不同的音乐内容和意义,同时也涉及到不同的乐谱演绎以及文化传承和习惯问题。

    (二)“传统音乐的记谱描写方法”之基本理念

    刘红教授认为:其一,“记谱,作为一个技术手法,无论是对客观声响作平面记录,还是对流传、遗存的乐谱文本、文献作分析研究,均具有直接的功用意义”。其次,“记谱,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如何记录音乐声响,如何解读记录这些声响的符号,涉及到较为复杂的文化感受和或隐或显的文化寓意”。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传统音乐的记谱描写方法”的基本理念涉及——1、记录需要记录的“谱”2、解读已经记录的“谱”。而作为理念和操作指引,由此延伸到——怎样“记谱”与怎样“识谱”的重要发问。

    (三)概说“记谱”与“记谱法”
    讲座重申了在传统意识下的“记谱”与“记谱法”的概念,又详实地介绍了包含文字谱、音位谱、奏法谱、图像谱在内的世界上几种重要的乐谱、中国传统的十三种乐谱(工尺谱、减字谱、弦索谱、曲线谱、央移谱、差巴谱、锣鼓经谱等)、中国最早的五线谱与简谱等。

     

    (四) 怎样“记谱”与记怎样的“谱”

    刘红教授提及了记谱史上两次巨大的震荡,其一是录音技术的发明,其二是旋律图像记谱器(Melograph)的发明,这无疑是对于传统记谱法的一大冲击,使人们开始反思记谱的真正目的与方法。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查尔斯.西格(C. Seeger)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将记谱分为描述性记谱(Descriptive notation)和规约性记谱(Prescriptive notation),前者强调分析音乐形态之特征及其在文化环境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而后者则是重在以音响的方式实现作曲家的意图。在此基础上,他介绍了以“纽扣谱”、“结绳谱”、“掌纹谱”为例的特殊、特性的记谱法,并提炼其所兼具的音乐与文化双重意义,并认为脱离了文化去孤立地看待这些符号,即使能够识别符号下的音乐载体,从尊重和理解文化的角度来说,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五)怎样“识谱”与识怎样的“谱”

    这是讲座中颇具争议和探讨的一个热点。刘红教授比较了中西记谱的文化差异,认为西方的“精确”记谱法难以传达非西方音乐文化的神韵,即,传达非西方音乐十足的文化信息,突出不了这一文化之个性大于共性的特性、特色。相比之下,中国本土的“大略”记谱法则强调心领达神会,从而:1、尊重对个体性、独立性的尊重;2. 重含蓄之美,讲究意会的深邃和体认的真切;3. 留有余地,施展限“天机”。由此,他体悟到由于技术上的局限,记谱不可能记录音乐的完整面貌而重在文化上作解读,从而揭示“识谱是透过谱面的符号去理解或解释谱后的文化意义”这一最终目的。

     

    (六)“记谱描述方法及其理念”在传统音乐保护工作中的意义

    刘红教授谈及,其行为也是受到了以京剧谱——“咙嘎里嘎咙” 、锣鼓经——“哐且乙且哐” 、道教全真正韵谱——“请-当-请” 、古琴减字谱——“不受长短快慢限定”为代表的几种传统音乐的打谱过程的启发。他认为作为打谱者或者说保护者的音乐学家们不得不直面和重视传统音乐的传承和保护问题。他强调“保护”的态度和理念是“保护的对象涉及文本,实际的保护则牵扯到活态与固态的问题,固态是保存和记录下文字或乐谱,而活态则是涉及传承和授受受保护对象的生存方式和习惯,两者又是相互关联的”。

    总结:

    赵维平教授:讲座涉及了非常丰富与详实的音乐记谱问题,已然是流动的文献。我认为在中西方乐谱的形态差别方面,涉及到了两种文化的交叉,构成西方与东方两种体系。中国重在口传心授,而西方则力求精确。事实上,日本雅乐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在他们的记谱上,既有以精确记录的五线谱,这是给西方人看的,但又有符合自己演奏标准的谱子。日本雅乐仍然在传承,却是放慢了的中国雅乐的速度,同样乐谱而演奏慢慢发生改变,而中国则一直在朝前发展了。

    提问及议论:

    陈牧声教授:1、为什么东方音乐形成一种传统的记谱方式,西方则形成精确的五线谱?这是否涉及音乐本体的根源问题?2、五线谱带来的不仅是记谱方式的改变,也影响了音乐。这表现在西方注重细节,而中国似乎不那么注重细节。所谓“中国音乐是变化的音,西方是音的变化。西方不在乎单位的变化,而是把单位的复杂化”。

    刘红教授:我认为东西方的差异不光是细节的问题,而是系统的问题。中国不仅仅是随性,更多是需要人去领悟的部分,即文化的成分。西方的逻辑系统,是靠着一批严格的视唱练耳方式在规约的,相当一部分传统的中国音乐,长短节拍符号向来都不作硬性规定,这是不同的文化表征。

    魏育琨:事实上,我认为中国人也追求精确,例如古琴音乐,对于音乐的规约不一定是在节奏、速度上的精确,而是在于身体的感受。

    刘红教授:用一个词来解释:context,中文翻译为“语境”。你所提的问题可以放在不同的语境中去比较。

    孙国忠教授:我也赞同刘老师的看法。西方的记谱法还是一个思路上的不同,不断追求精确的体系。希望通过一种体系囊括全部。这是中国所不可能的,从来没有要求到同样的标准,这是文化经验的不一样。

    赵维平教授:西方的记谱是音标式的有量记谱法,中国的乐谱是多样的,因而造成不同体系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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