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人:居其宏教授

    主  持:赵维平教授

    时  间:2012年4月11日下午15:30

    地  点:上音新教学楼中楼214

    综  述:张灵安

    摄  影:陈瑞泉

    在当代文艺批评界中,有一种“时代谋杀批评”论甚为流行,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赞成者认为当代文艺批评现在正处于疲软、整体失语并且被社会所忽视的状态,这是因为现在的时代没有给健康的、活跃的、具有批判精神的文艺批评提供合适的土壤和气候,当代这个时代不是产生经典的批评作品和真正有骨头的批评大师的土壤;而反对者则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比过去要进步的多,出现现在这种状态还是要从批评家自身去寻找原因。

    居其宏教授认为,“时代谋杀批评”这个论点首先是需要肯定的,它最宝贵的地方在于对宏观语境的强烈批判精神,以及渗透于其中的愤世嫉俗情绪。居教授在讲座中举了大量的实例在支持自己的观点。1956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双百方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自提出之日起从未得到认真执行,这之后各种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不断,音乐界很多人发表自己的看法却遭受波及,反被打成右派。比如歌剧《秋子》的作者只因为说了一句“歌剧当以音乐为主”,就被文艺批评界认为是在争夺对歌剧的领导权;钱仁康先生关于黄自的研究也被提高到“中国音乐剧是以黄自为旗帜还是以聂耳、洗星海为旗帜”的程度;马思聪在音乐会上拉了一些自己的以及国外的一些曲子,就被认为是在大跃进中拉靡靡之音,是在为资产阶级招魂等等。当然在当时艰苦的抗日战争条件下,在动员每一个铜板都要为抗战服务的时候,我们要发挥文艺的战斗武器作用是很有必要的,在这个时期,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但是即便在战争年代,普通老百姓依然有喜怒哀乐,表现普通民众的生活也是文艺所不可缺少的任务。后来邓小平同志说“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于是80年代初期,虽然还有些不协和音,但整体的文艺批评的思想还是活跃的。但到了八、九十年代之交,一场天安门事件,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等全部倒退。当时对于文艺批评的定义是“文艺界思想斗争的武器”。一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话是不能说的,例如有些音乐家奔走于豪门、达官贵族之家,为他们做枪手,从中取得晋升之阶,以致现在一些不懂音乐的高管也能在一些音乐核心期刊上发表相关评论,甚至写歌曲、合唱、交响曲,到国外演出并获得好评。小平同志曾说“文艺创作无禁区”,但其实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写的,如一些类似反右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内容,都会被出版社特别提出来上交到上级部门审核,看是否有不合适的言论段落或词汇;有些爱国教授,更是利用高层行政手段无端打压正常批评……面对文坛边是颂歌盈耳、边是垃圾遍地的现实危局,一些批评家或缄口不语,或临阵脱逃,甚或在事实上狼狈为奸。居教授认为当代文艺批评语境必须要改善,这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宏观管理者应为当代文艺创作与批评拆藩篱、松捆绑、立法制、倡民主,做若干实事、开一代新风。如果不改善,不让人民群众说话,不让艺术家畅所欲言,不认真的实行“双百方针”,中国当代的文艺批评想要繁荣是极为困难的,只有在免除一切客观或主观的、外部或内部的“余悸”之后才会有无恐惧的自由思想和自由表达,也才会有自由自为的文艺批评。

    在赞成“时代谋杀批评”观点的同时,居教授又提出:不能把当代文艺批评的一切问题和责任都归咎于时代,首先要肯定时代在进步。在这个前提下,再来批评时代语境的种种弊端,以期改善,这就是批评家们的责任了。所以当代批评家不能满足于谴责时代、并在其中扮演“怨男”“怨妇”角色,坐等英明翘望开明的到来。居教授认为我们应当学习大漠中的胡杨,而非暖房中的花朵。遥想当年鲁迅先生把杂文当做匕首,刺中他心目中的黑暗现象,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贺绿汀先生也曾发表文章严厉批评了当时音乐届一系列的不正常现象,包括对音乐批评的打压,把艺术问题不恰当的上升到政治、思想、立场问题,之后更是针对姚文元关于德彪西的批评也用笔名进行了批判……如果没有像贺老这样的前辈之前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发表他们的真知灼见,勇敢的阐述自己的立场,即使遭到打压也仍然一批又一批的前赴后继,那么改革开放之后相对宽松的批评环境就不会到来。居教授认为文艺批评的这种理想环境是批评界和文艺界理应主动承担的学术使命和努力奋斗的目标。

    当代“消费主义”的来源是尼采的能量聚集与释放理论,即当财富积累到相当程度的时候就要释放,就要刺激消费。当代文艺就为这种消费主义提供释放的通道。但是究竟是“消费主义”还是“浪费主义”?居教授对此再次举了大量的实例。他曾在音乐周报上写过一篇文章,连刊发了两期,题为《中国音乐剧步入迷狂时代》,针对一些作品虽然花了大价钱,但却演的一塌糊涂,连故事也说不圆,居然还能得奖并出国演出;还有些音乐剧则是斥巨资,找国外的知名者编曲编剧,甚至来改编中国的经典剧目。居教授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将其改编成音乐剧也是困难重重,何况一个外国人乎;更有非专业领域的学者也来创作演出音乐剧等等……当代乐坛中的这些所谓“消费主义”,实际上乃是一种在浮躁、轻狂等不健康心态驱策下追名逐利的、危险的、害人的“浪费主义”,这不仅仅浪费了天文数字般的人民币,即所谓的“硬财富”,在当代音乐创作中助长豪奢、奢靡、投机取巧之风,同时也使某些著名音乐家以往通过出色艺术创造而在广大群众中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良好声誉和个人形象,即所谓的“软财富”,白白浪费。这种“消费主义”理论及其“浪费主义”的种种实践如不及时制止而任其泛滥,用不了多久,必将从根本上将广大观众对当代音乐的期待和信任挥霍一空。

    【提问】

    赵维平教授:批评家在国外是独立的,一个新的作品诞生后,必然会产生很多批评。但在我们国家,“批评”基本上都是一面倒的。批评应该是促成良好音乐产生的基础,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温和的时代,怎样可以让批评在我国独立出来?

    居其宏教授: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在真空中生活,每个人都有胆怯、害怕、退身以求自保的时候,我也是只在确保我的出击是安全的时候才挺身而出。从我们自身来讲,我觉得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像鲁迅、贺老那样不顾一切,唯真理之命是从。这个是要提倡,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我觉得起码每个人要做到不做亏心事,尽量说真话,不能说真话的时候不说假话,不要批评时代,从我们自身做起,做自身做起,从脚下做起,对的起自己的良心就行了。

    PS:在讲座中,关于有些学生对于当下音乐界所发生的事情的不熟悉,居教授也指出,音乐学院的学生固然需要有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精神,但是这些与音乐相关的、活在当下的音乐,跟我们每个人发生紧密关系的音乐还是需要关注,不然会是一个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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