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分会场  上午第一场

            王文澜教授

    本场有5位学者先后发言,题目分别是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王可老师的《返回内心世界的交响诗〈死与净化〉》、星海音乐学院杨正君老师的《20世纪协奏曲中交响性因素的渗透》、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杨珽珽的《由“拿来主义”看罗奇伯格〈第二交响曲〉》、济南大学郑中">郑中老师的《论音乐分析方法的应用与实践》以及中央音乐学院研究生张博的《音乐史研究中的音乐分析》。

    第二位发言者杨正君老师首先阐述了协奏曲与交响曲之间的相互渗透所表现的三种情况,并指出,这同时也是乐队协奏曲的典型特征。之后,他列举作品实例,着重从乐队整体表现力的大幅度提升,充分的展开性以及结构思维三方面,具体阐述了交响协奏曲对交响乐这一体裁的创作思维的借鉴与参考。此外,还对21世纪协奏曲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并涉及这一体裁如何与交响乐、室内乐等之间的共处,以及各音乐题材之间的相互渗透,对音乐作品的曲式与结构的影响?最后,就中国作曲家应该如何对待这些融合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杨正君对20世纪协奏曲体裁的大胆探究,引起了在场代表的兴趣。

    第四位发言者郑中老师则对音乐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音乐分析首先要熟练运用多种分析方法,并熟知其优劣之处,是进入实际操作阶段的重要保证。之后,列举不同风格时期作品的分析实践,针对不同的分析对象和分析目的选择相应的分析方法,并将其整合运用。从认识技法,进而结合历史文化背景、社会思潮及作曲家的生存状态等因素,多方位、多角度对音乐作品加以认识。(通讯员:廖成霞  仇静文)

    第一分会场  上午第二场

            刘经树教授

    这是本次年会最后一场分组发言,有两位学者先后发言。

    首先是来自天津音乐学院周小静">周小静老师,题目是《从信仰和仪式角度基督教音乐》。她认为,认识宗教信仰的核心思想,就是充分区别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基督教信仰方式与神学思想。并提出,应该将基督教音乐看成是弥撒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功能与特点是研究的重要切入点。显然,仪式音乐的功用通过组织者――教会与参与者――会众两方面进行探讨,教会是通过整个仪式教育和感化会众,将无形的信仰精神有形化,并以集体行动统摄人心;信徒们则在一时中获得依靠感、归属感、安全感,坚定自己的信仰并表达信仰情感,通过忏悔、赎罪、赞美等行为求得上帝庇护和宽恕。

    最后一位发言者是美国北德克萨斯州大学音乐学院的卓仁祥老师,他的题目是《贝多芬〈迪阿贝利变奏曲〉的音乐形态分析》。由于多种原因,学界对这部作品的曲式结构判断尚没有一致的看法。基于这种情况,卓仁祥老师试图通过这份分析报告对这部作品提供一个整体观:包括从贝多芬作曲的经过、作品在他创作生涯中的特殊地位、所以采用的作曲手段、在作曲过程中所展现的曲式意图,以及其中所蕴含的音乐美感等,做一个全面的分析探究。(通讯员:仇静文  廖成霞)

     

        第二分会场   上午第一场(最后一场)

                 孙国忠教授

    上午9:00,本场仅余两位专家发言,分别是: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研究生马莹莹《当东方遭遇西方——音乐文化的碰撞与合流》;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叶松荣《西方音乐研究的“中国视野”的可行性探讨》。

    其中,叶松荣教授的文章引起了与会人员的热烈讨论。教授指出,在当今社会,多学科的交融与交叉研究有着强劲的发展势头,任何一门学科研究的单一视角已难以存在,学术研究视角的多元格局已逐渐形成。在中国西方音乐研究领域,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大多是沿用西方学者的研究范式,而缺少主体特色。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是我国西方音乐史学界与西方音乐美学界需要认真思考的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通讯员:姚畅)

     

    主会场    大会专题发言

              晡教授

    12月12日下午2:00,在观摩厅主会场进行了最后大会专题发言。发言者包括由理事会从三天会程中评选出的六位代表,以及音乐学界的三位老前辈沈旋教授、赵宋光教授和于润洋教授。

    由于部分学者提前离会,最后发言的代表为三位,分别是英国布里斯托大学音乐系、历史系在读博士研究生贾抒冰,题目为《跨学科实践与西学的引进——论当今中国西方音乐研究面临的两个关键问题》;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青年教师孙红杰博士,题目为《音乐体裁理论研究的跨学科性质——兼论其对音乐学学科建设的意义》;星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邓希路教授,题目为《作为文化阐释的音乐学分析》;三位学者的精彩发言在分会场的报道中有详述,此不重复。

    接下来,是沈旋教授的发言,她谈了三个方面感想和体会。首先从回顾西方音乐在中国多年来的迅速发展,很欣慰地感受到这个队伍在迅速壮大,尤其是如今年轻学者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且自信满满、侃侃而谈,不仅研究领域宽广而且有自己的见地。感到欣慰的同时也激励自己继续学习继续研究。其次,关于多年来我们中国对于方法论的探讨,本届年会的中心议题也与方法论有关,与往年不一样的是,如今争议的已经不再是关于什么方法论好什么方法论不好的问题,而更关注的是多样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不管是新还是旧。并且认为一种方法和理论是好还是不好,应该以它是否具有生命力来判断。最后,沈教授谈到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也就是音乐的研究应该运用到教学实践。在全国许多院校都有西方音乐专业的设置,所以当下对实际的教学应该有更多的关注。

    其后,赵宋光教授的发言围绕“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西方音乐”这个主题,分别从三方面进行阐述。第一,应该尽量准确地介绍西方音乐文化。并举两个例子说明。如,和声教科书中关于一级、二级、三级关系调中“级”的中文翻译不妥当,认为童忠良教授翻译为“亲缘关系调”非常准确,并指出调的亲缘关系应该是以密切和疏远来定义的。再有一例,关于Mixlydia调式的中译“混合利底亚调式”不准确,该词的古希腊语原意是半利底亚方言,与音乐调式没有关系,当然译为“半利底亚调式”也不妥。但是中译的“混合利底亚”给人感觉调式中有混合的东西,这是不准确的原因。第二,应该有独立的思考。在面对西方各种流派理论相互不一致时,我们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如关于#II的减七和弦、#VI级的减七和弦,以及增六和弦,在皮斯顿和斯波索宾看来就有不同的解释。面对这样的分歧,我们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第三,呼吁“自主选择”,应该以是否具有生命力、而不以先进或落后,来评价一种方法和理论。如阿多诺继承了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观点,认为音乐是音程的合理化而导致调性的消解,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认为,不协和的音乐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如今我们呼吁社会和谐、世界和谐,音乐还可以是阿多诺提倡的那样吗?韦伯作为社会学家在音乐观念上的错误可以原谅,但是阿多诺作为音乐学家持这样的观念却危害极大。今天全国的音乐院校都沿着阿多诺的路线来写作所谓先进的音乐作品,这不可取。赵先生强调在研究西方音乐文化时应该自主的选择,并表示非常赞同沈璇教授的观点,无论是一百年前或是五百年前的理论,还是两天前出现的新理论、新方法,不能以新旧来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而是应该检验他的生命力。并提出,西方音乐史的教学中,如果没有提到扎里诺在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原理到今天还依然有生命力,类似于这样的缺憾,希望尽早尽快补足。

    最后发言的前辈是于润洋教授,于教授从较为宏观的角度阐述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人应该从西方音乐中学习什么;二是我们应该如何深化西方音乐的研究。

    于教授首先提出中国和西方一样都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当音乐鉴赏者特别是西方音乐研究者,面对一个既不能提供为实为具的、又不能提供一种明晰视觉的音乐文本,如何解释该文本的深层的内涵和深层意味。因为面对这种音乐我们不满足于表层感受,这是人类特有的表达方式。这是研究西方音乐很重的一点,当然由于音乐文本的特殊性,这个过程是很困难的。

    其次,在简单回顾音乐学以及西方音乐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后,对该学科内部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于教授表示赞同阿多诺的观点,即从历史的层面和理论的层面关注音乐现象,理论-历史,或历史-理论。但是在中国关于音乐内容或是内涵的研究,以及音乐的音响结构层面之间,两者是分离的。而在阿多诺看来两者应该是一体的,不可分离的。中国音乐研究中的这种分离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看来这种状态会继续延续下去,这对音乐学特别是西方音乐的研究极其不利。究其原因,除了中国本身的情况外,还有西方文化本身的原因,西方是理性的民族,更长于分析,中国则不从严格的逻辑分析角度去看待音乐现象,这对如今中国音乐研究的现状影响很深。事实上应该是两者互不可替代,且并行发展,相互渗透的。应该深入仔细研究西方音响结构形态的同时,更应该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感,才能真正了解西方音响结构发展的过程。

    此外,对于我们应该如何深化西方音乐的研究,于教授首先提出应该切实增强人文学科的素养,这是学科的纵深发展所不可或缺的,这也与本届学会中心议题的理念是一致的,那就是关于学科交叉的问题。并由此提出:1.应该关注西方音乐和西方哲学,西方音乐和西方音乐美学之间的紧密关系不能简单地概括为西方音乐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因为这两者不是学科交叉的问题,而在于多学科的问题,只有了解西方哲学的根,才能了解西方音乐发展的脉络。于教授把此归结为辩证唯物史观。2.应该关注现象学,这涉及到音乐的主体和音乐的存在方式等问题。3.应该关注音乐阐释学。于教授邓希路教授将音乐分析学归为音乐阐释学的建议作了回应并补充说明音乐阐释或释义,还应涉及到历史释义和哲学释义等层面,应该两种视野综合。4.应该关注象征符号理论。5.应该了解和研究法国的实证主义,尽管因为它与形式主义的深远关系而受到批判,但是必须了解它,因为这关涉到对音乐文本理论的看法。5.法兰克福学派也值得关注。这些都是当代音乐学反思西方音乐现象并进行理论思考时,所应该关注的方方面面。

    最后,于教授对从事西方音乐研究的年轻一代学者提出期望:西方音乐研究要深化,要让技术理论家们也认同、有更多的话语权,很多方面需要加强,虽然距离很远,但是从本届学会提交的论文可以看到,很有希望。希望年轻学者扎扎实实做起,向更高更深的方向发展。

    (通讯员  学报编辑部  胡 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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