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  讲  人：戴嘉枋教授

讲座地点：新教学楼中楼603

时        间：2010年11月10日15：30—18：30

记        录：阴默霖

历史是一种流动，黄翔鹏先生有一句话：“传统是一条河。”一条河有上游才有中游和下游。很多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音乐文化形态是突变的，事实并非如此，接下来将着重介绍2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音乐状况，大家将会发现，文革音乐实际上是前面一部分音乐的自然的延续。

一、20世纪六十年代前期的中国音乐

l 六十年代前期“姹紫嫣红”的中国乐坛。

l 大批判——六十年代前期的中国乐坛的第二主题。

l 文艺界大“破”大“立”走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

（一）、六十年代前期“姹紫嫣红”的中国乐坛

——和革命音乐的普及化

1. “革命歌曲大家唱”和“乌兰牧骑”

林彪曾说“唱一首好的歌子就是上一堂更好的政治课”。“革命歌曲大家唱”发是端于1963年，之后逐渐风行全国群众性音乐，通过音乐出版部门推出新创作的群众歌曲、电台广播、灌制唱片，通过媒体进行推广；各级党政宣传部门大张旗鼓直接组织“评选”“推荐”等活动；各单位竞相开展的革命歌曲集体性教唱，比赛等活动。

1963年11月，蒙古的“乌兰牧骑”在北京“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上受到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带高度赞扬，被大会评为“艺术化、群众化的文艺轻骑兵，文艺工作者的榜样”。在各边缘省、区迅速的被得到效仿和发展，内陆的许多单位，包括专业艺术院校和艺术表演团体，开始纷纷组建类似乌兰牧骑的文艺轻骑队，深入各地金星偶记性的音乐、舞蹈和戏曲等演出辅导。

2. 音乐舞蹈史诗与组歌、清唱剧——革命音乐的史诗化

大歌舞的创作演出发轫于1964年。在第5届“上海之春”的开幕式上，上海首创了由3000人演出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

为庆祝国庆15周年创作了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并于1964年9月国庆前夕进行公演。1965年“八一”建军节首演了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1965年国庆期间首演了由罗忠镕、杨牧云、邓中安谈炯明根据同名京剧一直，中央乐团演出的交响合唱《沙家浜》。

各地纷纷开始建立文工团， 1952年以后个文艺单位开始正规化，剧场化：建立了中央歌剧院、上海歌剧院等等，然而却丧失了文工团的短小精干的优势。

3. 戏曲音乐的改革

1960年文化部制定了“现代剧、传统剧、拆编历史剧三者并举”的剧目政策。1963年初在上海文艺界元旦联欢会上，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1964年6/7月间举行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历史近两个月，有29个剧目参加演出，推出的大戏有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红色娘子军》，北京京剧团的《芦荡火种》（后改名《沙家浜》）、《杜鹃山》、上海京剧院的《智取威虎山》，山东京剧团的《奇袭白虎团》，淄博、青岛京剧团的《红嫂》等25台。1965至1966年间，先后举行了“中南戏剧会演”、“华东戏曲现代戏汇演”等，现代戏的创作和演出推向了高潮。

（二）大批判——六十年代前期中国乐坛的第二主题

l 有关音乐表演节目和轻音乐的争论

l 对“三化”的讨论

l 对德彪西及贺绿汀的批判

1.  有关音乐表演积木和轻音乐的争论

六十年代初对马思聪小提琴独奏音乐会曲目的有过一场讨论；《人民音乐》在1064年专设了“关于电影歌曲的讨论”栏目。围绕电影《怒潮》的插曲《送别》，《冰山上的来客》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展开讨论。这次讨论的影响波及到后来，对群众中比较喜爱的，抒情性你感较强的“革命歌曲”如《克拉玛依之歌》、《马儿啊，你慢些走》、《唱支山歌给党听》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李双双》插曲《李双双小唱》等，都收到了指责。

1964年至1965年，《人民音乐》发表的《李凌同志的音乐思想反映了什么问题》一文，对他的轻音乐观点为核心展开了批判。并扩大到《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上，在全国范围内的批判达半年之久。

2. 对“三化”的讨论

所谓“三化”是周恩来与1964年提出的音乐、舞蹈应符合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 “革命化”强调音乐创作和表演必须突出政治，取消或禁止一切非无产阶级革命题材的音乐作品创造、演出，大力扶植和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题材的音乐作品的创作、演出；同时突出了对“封、资、修”、“名、洋、古”的文艺思想、及其代表人物、代表性作品的批判。在“民族化”的问题上，大力提倡和鼓励创作、演出具有中国传统音乐特色的音乐组品，努力学习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对一切外来的，主要是西洋音乐的体裁、形式乃至具体的作品、像管弦乐器都加以排斥。“群众化”，见面对群众举办的大规模歌咏活动，成为音乐界压倒一切的重要形式 ，凡联系政治和群众不是十分密切，较为追求艺术性表现的音乐形式则基本上没有人再去从事创作与表演。

3. 对德彪西及贺绿汀的批判

1964年5月20日的上海《文汇报》，姚文元发表了一片题为《请看一种“新颖而独到的见解”》的文章，针对音乐出版社出版德彪西的《克罗士先生》所写的一小段“内容提要”，指责：“这样的新颖而独到的见解”究竟是什么阶级的艺术见解？为什么要那样赞不绝口的推荐它？介绍它？……把这样的评论介绍给读者，会产生什么效果……对西方资产阶级音乐理论特别是印象派之类流派的理论。应当采取什么态度？

姚文元的粗暴批评，引起了贺绿汀、沙叶新等人的批驳和斥责，在1963年6月25日、27日的《文汇报》，分别刊登了贺绿汀（署名“山谷”）《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沙叶新《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与姚文元通知商榷》。

贺绿汀等人的反批评引起了张春桥等人的震怒，于是以“关于德彪西评价的讨论”掀起了贺绿汀等人的文章和对各表西及其音乐思想声势浩大的批判浪潮。先后在重要报纸发表了三十余篇批判文章，历时一年多。文艺界越来越“左”的趋势不可避免。

（三）文艺界大“破”大“立”走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

1.毛泽东对文艺界的批评及江青等人的阴谋活动

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就笑说《刘志丹》说：近来出现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线造成舆论，总要先做亦是形态方面的动作，无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接下来，毛泽东又提出了戏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有点优势”、认为文化部为“外国死人部”等尖锐批评。

2. 江青的“京剧革命” 

江青的“京剧革命”主要是“破”和“立”

“破”——批判，批坏戏：在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江青认为北京京剧团演出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要进行批判，并提出“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的严重问题”。经江青收益，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组织和支持，1964年5月6日的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梁壁辉的《“有鬼无害”论》，批判了孟超的《李慧娘》，以及北京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廖沫沙赞扬该剧的文章。

1964年6月23日，在全国提出了后来所谓的“京剧革命”的口号，“……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莫不是这些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不是这些国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设想的事……”

“立”——即提倡，扶植现代戏：江青在上海期间将上海沪剧团的《红灯记》与人民沪剧团的《芦荡火种》推荐给了中国歌剧院和北京京剧院，又在上海京剧院“指导”《智取威虎山》、《海港的早晨》等剧的移植和编排。江青安排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这些剧目的观看青借助她的特殊身份，以及毛泽东对她“破”和“立”的支持，就此在“文革”之前已暗中确立了她“京剧革命旗手”的位置。

1965年初，江青在柯庆施的支持下，于上海秘密与张春桥合作，安排姚文元执笔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这篇由江青直接组织，策划，保密了七八个月，九易其稿的文章。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标题发表。

3.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

1966年2月2日至20日，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间，江青邀请张春桥起草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纪要》认为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对《纪要》陈伯达提了两条意见。于是，江青又把《纪要》交给陈伯达修改。

修改后的《纪要》就“十七年文艺黑线”专门指出，“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为此必须“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并说“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纪要》专门用一个标题赞扬了“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列举了当时江青已经染指的“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等”，以此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新方向。

二、“文革”初期及其红卫兵运动中国的音乐

一、红卫兵狂潮始末

早期的红卫兵运动的对象大部分为文艺黑线分子，如贺绿汀等权威学者，出色学生，以及被中央点名的中宣部官员；早期红卫兵的组成主要是“红五类”：革命干部、军人、工人、贫下中农等。

毛泽东先后九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红卫兵扩大。8月20号，北京的红卫兵走出校园，“破四旧”。开始全国范围内的“大串连”，引起了交通混乱。

1966年十月，毛泽东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实际上是要求批斗争各级领导干部，老红卫兵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多为高干子弟出身）。高干子弟开始形成组织反对中央文革（如516兵团，北京西城红卫兵纠察队等），立刻受到镇压，老红卫兵运动渐渐衰弱。

“造反派”红卫兵作为替代出现于历史舞台，他们的斗争目标是资本主义当权派，提出“三忠于、四无限”，毛泽东语录成为“红宝书”。并且从“炮打司令部”开始正式批判“刘邓路线”。1967年1月，上海市实行革命造反派夺权，革命委员会成立，再多圈的过程中产生了派系斗争，甚至发展成了“武斗”。 直至1968年工宣队进入高校，红卫兵推出历史舞台，“上山下乡”活动则彻底瓦解红卫兵组织。

二、红卫兵运动中的中国音乐家命运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主要内容，在1966年5月被揭露后不久，中国音乐家协会及各地分会即被迫停止功罪，音乐刊物停止出版，各音乐表演团体停止正常演出活动，各音乐院校相续“停课闹革命”，一大批音乐家开始受到批判，首当其冲的，是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认为的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音乐院校里的音乐家们。

在红卫兵“破四旧”中，外国音乐、中国传统音乐及风俗性歌舞活动，都被当作“四旧”悉遭“横扫”，各地音乐院校、音协及音乐研究机构的图书馆、资料室收集、保存的中外音乐书籍、乐谱、唱片、民间音乐资料和音响档案，不同程度地被洗劫一空或付之一炬。

各地、各民族的著名音乐家和民间音乐艺人惨遭迫害、在精神与肉体上受到令人发指的折磨和凌辱。

三、红卫兵运动中的歌曲

（一）    造反歌

所谓的“造反歌”，就是为响应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号召，积极鼓吹“革命造反”精神而创作的群众歌曲。如《红卫兵之歌》、《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红卫兵战歌》、《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造反歌》、《打倒刘少奇》、《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红军想念毛主席》等

歌词以杀气腾腾的革命口号为主。如《革命造反歌》中“杀！杀！杀！”。《造反歌》内容显示了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其中还加入了较为粗俗的语言“滚他妈的蛋”，在不同的场合也换上不同的歌词，这首歌十足表现了红卫兵的狂妄姿态。《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含有有蒙古族因素的旋律，成为当时经常被演唱的一首歌曲。《红军想念毛主席》极具抒情性，变成了当时很多少男少女对朦胧的情怀的期待。

 “造反歌”一般为进行曲体的分节歌，节奏铿锵有力，旋法简洁明快。少有抒情性的歌曲。“造反歌”主要盛行于红卫兵运动的初期。

（二）牛鬼蛇神嚎歌，是一种强迫所谓的“牛鬼蛇神”吟唱，从而以这种自我人格侮辱的方式，对他们实施精神上的摧残和凌辱的歌曲，从而能成为了当时最具有“创造性”的迫害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此类歌曲最早产生于1966年8月的“破四旧”期间，有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几个学生，奉附中红卫兵头头之命，首创了所谓的《牛鬼蛇神嚎歌》，之后其他音乐学院和文艺团体，也有模仿的类似冠以“牛鬼蛇神丧歌”等名义的歌曲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