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邹建平院长、米如群书记、各位代表、各位同行朋友:

    经过近两年的筹备,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六届年会今天在这里举行。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学会全体会员及所有参会代表,向主办这次年会并为此付出巨大心力的南京艺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及各主办单位诸位领导、同仁表示我们真诚的敬意!同时,也向积极参与本次全国会议的代表表示衷心的感谢!

    各位知道,我们的年会已经举行了十五届,十五届年会的足迹遍布南京、北京、沈阳、西安、上海、福州、曲阜、开封、乌鲁木齐、昆明、兰州、杭州、太原,然而,无论哪一届,无论在哪里开,我们都不会忘记“南京会议”。这是因为,“南京会议”是我们这个学会的“出发点”,也是我们这个学术领域“劫后重聚”之地。所以,从“太原会议”期间一致决定本届会议“回到南京”时,我们就对本次年会充满了热切的期待,我们同时也相信,“第二次”南京会议一定圆满成功,一定会成为我们学会成长的又一个里程碑!

    孔子云:三十而立!司马迁说: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本届会议恰逢学会的“而立”之年,同时,如果以1916年萧友梅在德国莱比锡大学交出的博士论文《十七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现代研究”的元年,则又是“百年中变”的前夕。一个民间学术组织是否能在三十年“立”得起来,一个学科在一百年间应该有怎样的进步?也许很难给出一个结论。但能碰到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我们不仅觉得幸运,也会生出许多感慨!

    个人认为,三十年来,始终有三种精神一直在维护着我们学会的成长,并成为我们在学术界立足的三大支点。其一,建设的精神,或者说是“建设性”原则。尽管有关学科称谓、观念、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的争辩、有关某一传统理论认定的学术交锋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然而,在我们这支队伍中,无论是“50、 60” 后投入学界的前辈学者,还是“80、90后”的中生一代,乃至“10后”加盟的新生一代,大家都自觉秉承“积累第一”的治学原则:真诚投入田野、认真进行“个案”考察、努力完成一项项专题研究,从而使我们在音乐民族志、乐种音乐、少数民族音乐、区域音乐、仪式音乐、跨文化音乐研究方面取得许多实绩,同时还参与了1979——2009年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十大文艺志书”的考察、整理、修撰,参与了当下刚刚启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以及高校民族音乐教材的编写和教学改革等,为学会也为学科的逐步“强健”奉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并拓展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学术空间。有一句有名的“古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无论是个人、团体,欲求进步,就必须脚踏实地,日积月累,扩充内涵,用坚持不懈的建设精神,使自己一天比一天强健,然后才会有生生不息的生命状态。自然,以一个成熟的现代学科标准衡量,还有待于时日,但有这种建设精神的支撑,我们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壮实,一天比一天成熟。

    其二,开放的精神。在现代社会,任何一门人文学科都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孤立发展。网络、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也促成了学术研究的新方式和新格局,更打破了不同学科之间的壁垒,使交流的空间随时在扩展,新的交叉学科随时都在诞生。面对如此开放的一个现代学术环境,我们只能把我们这个小小领域的门打的更大,把我们与诸姊妹学科或国际同一学科的交流频率、空间拓展的更快、更广。那段古训里又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作为一个现代学者或一个现代学术组织,我们如果能够像敞开的大地那样,永远以广阔的胸怀接物度量,吸收一切有益的学术养分来充实自己,我们的学术才会充满希望。

    很不幸,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的前辈学者曾经经历过与外部隔绝而从事学术研究的无奈境遇。在那样的年代,他们凭靠自己对中国传统音乐的一腔热忱,凭靠自己与民间音乐家们的长期交谊和反复考察研究对象所获得的感悟,撰写出一批很有价值的著述。这中间,既凝聚了前辈学人独立治学的精神智慧,更有他们在封闭而艰难的条件下积累起来的“中国经验”。对此,我们不仅心怀敬佩之情,还应该对这种极为宝贵的“中国经验”及时总结,让它成为本学科的一笔重要财富。当然,封闭的环境加上“左倾”思潮的干扰毕竟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正常进展,使我们失去了本可以有更多收获的时机,因此,对于这种人为因素造成的学术滞后,我们将永远引以为训。

    如今,一切已经过去了。我们有幸在一个相对宽松、开放的环境里开始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学术之旅。借此,我们一方面向与我们密切相关的社会人文学科诸如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敞开了交流的大门,特别是反映这些西方学科近期最具代表性的学派、方法、理论、观念等译著的出版,给我们的研究以很多有益的启示。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是与西方民族音乐学越来越广泛、深入的接触和交流。可以说,从南京会议以来,我们关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历史、现状的兴趣一直有增无减,从早期的简略介绍到一系列经典译著出版,从邀请多位杰出的学者来国内讲学到我们去境外参加国际会议,三十年间,在来来往往的互动中,这个西方学科的相关信息总是有形无形地出现在我们的课堂、田野、研讨会、著述之中,有意无意地发挥着或隐或显的作用。它有如我们成长道路上的一位“助跑者”,给了我们更加直接的多方面的启示和养分。

    当然,学科间的交流吸收从来都不是无条件的。对于民族音乐学的理论、方法、观念的认知、借鉴、吸收、应用,在过去三十年间的不同阶段、在不同学术背景、不同年龄段的学者中是有差别的。但大家都遵循一个基本原则:以自己的田野考察为基础,以自己的研究对象所拥有的音乐文化特质为依据,以继承本学科的学术传统、探索有关学理本土化为原则,作观念、方法及方法论的选择和吸收,通过一次次田野、一个个个案、一项项成果不断加以推进。近期,有学者著文总结民族音乐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或者就称为“民族音乐学的中国经验”,我本人表示赞同。总之,开放的人文环境,开放的学术精神,让以往三十年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初步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和蓬勃的生机,坚持这种开放精神,我们的前景一定会更有光彩。

    其三,反思的精神。这种精神几乎是与人文学科的成长与生俱来。学术研究一旦停止了反思,学科的生命也就凝固、僵化。本学会在1992年北京会议(中国音乐学院)、1998年开封会议(河南大学)和本次年会三度选择“回顾与反思”作为中心议题,恰恰表明我们对“学术反思”在学科建设上的重要意义的重视。尽管不同时期的反思内容、方法、深度有所侧重,但坚持在学科推进的道路上不断反思,才能保证我们的学术研究有健康的机制、有对新理论不停歇的探索和方法论的多元取向。本次年会所以再次确定反思主题,一方面因为我们已经有三十年的经历,有必要从学科历史与现状角度对这一更长时段进行全面清理。另一方面,则是受到西方人类学界自1980年代中期出现的“批判性反思”后给整个人文学界带来的深远影响的启发。我个人的感受是:他们把学者个人同时作为“研究对象”的勇气值得我们钦佩;他们要求自己在田野考察中对研究对象有更坦白真诚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他们要求在田野考察中加强进入对象世界的深度、在文本撰写中留给对象作为主体的更多的空间值得我们思考,总之,以客观、平等、率真的心境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主人,也就是我们的考察对象,应该是每一个田野考察者应有的基本操守。鉴于本学科与人类学研究多方面的共性,特别是田野考察方面的同质性,吸取其理论精华,做好本学科的整体性反思,就显得更加重要!也就是说,当下的学科反思,绝不是清点一下“账目”,简单总结一下得失,而有必要从学科的哲学基础、理论模式、文本写作、本土化策略、学者操守等全面展开。

    各位朋友、各位同行,这次年会以后,我们的学会将进入又一个三十年。我们相信,未来的三十年中,在学科逐步走向成熟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新老成员一定会有更多更大的作为!

    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奈特尔曾经说:民族音乐学者是一群唯一能够全面、又能个别钻研整个音乐和音乐文化的人。理所当然地,在坐的各位就是这样一群人!

    祝各位与会期间心情愉快、收获多多!

    谢谢各位!

    乔建中                        

    2010年10月13日                

    杭州玉皇山麓 思仁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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