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音乐学院雷米·冈波斯(Rémy Campos)教授上海音乐学院系列讲座综述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 伍维曦  

       

    应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邀请法国音乐学家、巴黎音乐学院CNSMDP音乐学系雷米·冈波斯教授Prof. Rémy Campos 2010613-21日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了音乐学与19-20世纪的音乐演绎”(Musicologie et interprétation de la musique [19e-20e siècle]系列讲座。Rémy Campos教授是巴黎音乐学院音乐史教授,同时也负责日内瓦音乐学院的研究工作,是法语音乐学界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中青年学者。其研究领域涉及19-20世纪音乐分析理论、音乐演绎与聆听的历史发展、音乐学院的发展史与城市音乐文化、宗教音乐等方面,著述十分丰富(参见附录)。

        

        本次系列讲座主要围绕19世纪以来欧洲音乐实践中作品、乐谱、理解、演绎与接受的历史性关系进行,涉及音乐文本与分析、乐谱版本比较、欣赏与审美方式沿革、器乐与声乐即兴表演、视唱练耳教学与实践、经典歌剧个案的历史演绎方式等广泛领域,通过独特的研究方法、大量的一手史料(包括乐谱、文献、图片、音响、影像)以及原创性的理论视角对这一重要的音乐史学命题加以钩沉、分析与评述。   

    本次系列讲座共由六讲组成,即:(1)《近两个世纪以来乐谱运用方式之演变》、(218-20世纪音乐聆听方式之演变》、(3)《器乐演奏中的即兴》、(4)《歌剧演唱中的即兴》、(5《对音乐之阅读》、(6)《20世纪初法国的歌剧演绎研究》  

        

    在系列讲座的第一讲近两个世纪以来乐谱运用方式之演变》L'évolution des usages de la partition dans les deux derniers siècles)中,冈波斯教授立足于大量史料(包括古代乐谱和文献),回顾了从中世纪以来西方音乐中乐谱与演绎、作曲家和表演者关系的演变过程,尤其分析指出了19世纪以来作曲家地位的极大提升和在音乐演绎实践中的影响力的加强(尤以贝多芬为例)对于“文本-乐谱中心主义”的产生的巨大作用——即“解释和评价两个世纪以来西方是如何一点一点地加深对有形文本的依赖”(据演讲稿,下同)。在这一进程中,由于作曲家对作品各要素的控制的加深,音乐表演中属于演奏/演唱者的空间日趋缩小:在19世纪之前“作曲家并非作品的唯一作者:器乐演奏家和歌手本人也承担着这一脚色”;而经过浪漫主义观念影响下对于作曲家的遗物、故居、手稿的“圣化”(辅之以著作权体系的形成与完善所提供的制度与物质保障),将由手稿转化而成的乐谱作为文本加以固定与崇奉(冈波斯教授在此列举了大量图象与文字资料并进了细致地分析,并极有见地地指出了浪漫主义者的“文本情结”与中世纪基督徒崇拜圣徒遗迹的精神渊源);而进入20世纪,随着音乐学的产生与发展,学术性的方法被运用于音乐实践,最终导致了音乐表演家的身份从(自我的)“实践者”(exécutant)向(作曲家和作品的)“诠释者”(interprétateur)的转向——其观念源头来自于经院哲学中解经学(herméneutique)对于《圣经》的诠释(在此,以20世纪法国伟大的钢琴家阿尔弗雷·科尔托Alfred Cortot对肖邦作品的研究并在其教学过程中的贯彻为例,阐明了学术性的工作方式对于现代音乐演绎形成的重要性:正是通过科尔托等人对经典作家创作意图的揣摩和理解,以音乐学的工作方式——版本校雠、技术练习、风格把握与审美分析等——弥补了其乐谱中演绎成份的缺失,从而使现代演绎者严格按照乐谱进行表演实践成为可能) 

       

        在阐释了作曲家、乐谱-文本和演绎者的历史性关联后,冈波斯教授的视野转向了一个在音乐史学研究中常常被忽视的方面,即“听音乐的方式与态度”,在第二讲《18-20世纪音乐聆听方式之演变》L'écoute de la musique du 18e au 20e siècle)中,对19世纪音乐聆听方式的演变进行了深入挖掘。冈波斯教授在本讲中首先指出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现象,即“19世纪中期之前,音乐爱好者还是多才多艺的”,“专门性”听者(即只会聆听,而不善于演唱演奏音乐的人)的概念在18世纪下半叶之前还是难于想象的。”据此检索史料可以发现,18世纪之前的音乐聆听基本上是一种娱乐或自娱的活动,而非像现今所认为的那样严肃而高尚(大量见诸于图像的巴罗克歌剧院中随意嬉闹的情形可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方面作曲家和作品还没有经历浪漫主义者的圣化,古典主义大师的作品和现今流行音乐的社会功能其实一致;另一方面音乐作品的相对简单(无论是易于演奏还是易于理解)使爱好者能通过自身实践获得音乐音响。而从贝多芬的时代开始,这一情况开始急剧改观:作曲家-作品的神圣地位日渐深入人心,音乐作品不再是娱乐性的,而成为具有神秘意味的严肃艺术品;作品的形式复杂性与个性色彩日渐突出(例如瓦格纳甚至于通过建筑学上的设计——拜罗伊特节日剧院——将观众注意力完全引向舞台),一般爱好者不仅无法以自娱的方式演绎作品,在聆听时如不全神贯注就会坠入云雾之中,即:“贝多芬改变了规则:从此以后,公众不断努力提高自己的欣赏水平,以便能达到这些艰深作品的高度”。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19世纪中叶之后产生了全新的聆听方式,“这样的聆听是基于新的需求:即一种严肃的、完全沉浸于音乐的、静穆的、尽可能不出声的聆听”,聆听成为一门具有很高技巧性的活动(在形式上越来越依靠阅读乐谱和各种专业性的导赏书籍——这里列举了Pierre BonnierAlbert Lavignac19世纪晚期出版的专业性极强的包含大量音乐分析的欣赏手册;在观念上则越来越具有现代审美活动的意味,“认为音乐实践是基于某种预先的周密工作的观念开始树立”)。

     

    [1] [2] 下一页

    分享到:


  • 文章录入:银弦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