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上海音乐学院首届音乐学术周
    暨第二期“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专家讲习班”“音乐文化的写作”系列学生讲演之一

    张芳芳《马堤吹腔调研报告》

    报告人:张芳芳(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
    导  师:汤亚汀教授(上海音乐学院)
    时  间:2009年11月2日下午13:30--14:15
    地  点:上音新教学楼中414

    文字综述:杨成秀

    (一)学生演讲

    张芳芳同学以山东省夏津县白马湖镇马堤村传承了170余年的地方戏曲“马堤吹腔”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她通过对马堤吹腔的田野考察、以及将考察结果与历史文本记录以及村民口述史相对比,从共时一一当下、历时一一历史变迁两种视角关注马堤吹腔,并进一步探究马堤吹腔历时变迁背后的深层原因。

    报告内容可以分为两大部分。首先,张芳芳同学展示了田野考察的研究结果,较为系统地梳理了目前马堤吹腔的基本特征,涉及曲牌、剧目内容、方言、动作、角色行当、乐器伴奏、代表剧目等方面。报告的主体是它的第二大部分,报告人从演出时间和演出地点、演员(性别、年龄与文化程度)、演出模式、资金支持、媒体几个方面对比20世纪20年代、1950-1966、1978-1996、1997-2009四个不同历史时期下马堤吹腔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进而从社会变化、外来文化冲击、国家政策三个方面对这种变迁现象的深层原因做了初步分析

    最后,在导师的提醒下,作者对此次田野考察工作的具体情况以及以后要做的工作做了简单的介绍,尤其提到并没有实际看到马堤吹腔的演出,所以对于当下该剧种的演出情况了解较少。

    (二)专家评议

    专家认为,个人的独特思考是学术论文写作最核心的部分,与会的提问大多集中于引导报告人在“面面观”的基础上发掘个人的“闪光点”。薛艺兵教授首先提出学者与记者有什么区别的问题,指出,作为民族音乐学家,与记者不同的地方就是提出自己的一个创新性认识,希望研究能集中在一两点,结合理论概念扩展开来,给人以启发。多位老师都向报告人指出了这个问题,如能不能比较具体地指出来想解答哪些问题(吕梅斯教授)、个人的突破点是什么(郑苏教授)、个人经验如何进入(管建华教授)、毫无个性特征的文本表述(杨民康教授)等。除了指出问题之外,们也直接给出了一些建议。洛秦教授较为详细地以女性的介入、演员学历的提高、交通条件改变三个方面为例,提议思考这些变化对剧种造成的影响,选择某点做深入分析(洛秦教授)。同样,宋瑾教授建议报告人选择某个个人兴趣与音乐人类学学科理论的结合点,进行深入思考与阐释。

    专家评议小组还认为,个人观点真正能够树立起来,还有赖于材料的支撑。与会也向报告人指出了材料运用的一些问题。郑苏教授问询了资料是如何收集的,并提出,要在引述田野资料时尽量运用受访者原话以及话语所有者的身份。杨民康教授则建议,要尽量用自己田野考察得到的第一手资料,而不是以相关文化部门给出的材料为主。

    最后,汤亚汀教授以导师的身份加以总结,指出把个人体验写入民族志和表述中形成“对话”这两点至关重要,而这次活动将会使参加汇报的学生终身受益。


    2009年上海音乐学院首届音乐学术周
    暨第二期“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专家讲习班”“音乐文化的写作”系列学生讲演之二

    邹婧《历史录音能告诉我们什么?——对1909年蒙古族历史录音的个案研究》

    报告人:邹婧(上海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
    导  师:萧梅教授(上海音乐学院)
    时  间:2009年11月2日下午14:15--15:00
    地  点:上音新教学楼中414

    文字综述:杨成秀

    (一)学生演讲

    1909年,芬兰语言学家G.J.Ramstedt使用奥地利国家音响档案馆提供的录音机,在Urga(今乌兰巴托)地区对一批蒙古音乐进行录音。发言人邹静就以这份珍贵的历史音响资料作为研究对象。她从历史考证和田野方法两种视角出发,对这一历史音响资料进行剖析。一方面,分析录音资料所反映出来的当时田野采录手法特点及学术观念特征——科学实证主义与殖民扩张背景,进而指出,历史录音不仅能记录历史,其自身也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奥地利音响档案馆的这份历史录音档案内容体现了田野录音的历史及其所蕴含的学科发展的学术倾向。另一方面,通过调查当代人对此历史音响资料的认知、对比不同人群认知结果的差异性,指出音乐对于不同人的不同意义,显示了不同人在不同脉络下的理解和诠释。

    (二)专家评议

    1.论研究视角

    报告以其独特的研究视角而备受关注,得到与会专家的普遍高度肯定。被认为是对于“民族音乐学怎么样走进历史”(薛艺兵教授)、“如何把田野做到历史中”(洛秦教授)很好的探索;“试图把录音作为一个文本进行研究”,“你的研究是另外一个文本,这两种文本就是互文性”(郑苏教授);调查现代人对历史录音的感受这一形式,“延伸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学理问题——即局内人对音乐的评价也是有主观性的、也没有客观标准”(薛艺兵教授)。

    2.论研究方法

    管建华教授指出当今音乐人类学研究不同于早期比较音乐学的方法,提问了写作运用的何种方法。报告人回答,“录音本身也有自己的语境”,因此要“以物质的角度”去看对“当时的一个还原”。

    就采访方法,洛秦教授提出从统计学意义上扩大采访对象数量的建议;宋瑾教授强调社会学的“信度、效度问题”,“不能用一个人就代表了内蒙,一个人就代表了外蒙”;杨民康教授提出采访对象时应在年龄上尽最可能与历史年代接近,并且回到历史录音的最初采录地再做民歌档案,作与历史录音的鉴别对照;汤亚汀教授建议从横向和纵向——即时间的过程和空间的距离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研究,在方法上做取样研究要有一定规模,同时考虑通过发掘文字资料来补充口述史。

    此外,作为导师,萧梅教授指出对历史资料文本研究的不足,以及要注意表述中措辞严谨。郑苏教授和杨民康教授还分别建议作者参考相关与相类的研究成果。

    3.由录音资料看学术史

    与会学者提出,这份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录音,可以告诉我们“当时的学者是在研究什么”、“从什么角度来做录音”(吕梅斯教授),“比较音乐学和现在音乐人类学到底有什么不同,在方法上有什么区别,关注的焦点有什么不一样”(汤亚汀教授)。

    萧梅教授介绍了关于录音资料的一些具体情况:“当时1973年的那个文本是当年的馆长所写的一个音乐分析,基本上每首歌做了一个调式、音高、音阶。对于这些民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本身这个文本当中还可以反映出一些问题。其中有一些短调根本就是当时从张家口去的人,所以肯定带了鄂尔多斯风格的东西。” “那个时候因为实验室和田野是分开的,拿回去研究。所以有一个统一的表格。”郑苏教授指出,“既然这个(录音)是受了资助的活动、被保存在奥地利国家音响档案馆,……所以研究方法和记录方法是直接受了当时比较音乐学的‘机制’的影响。”

    4.学术之外的引申

    郑苏教授引申出西方跟他者文化关系的问题,以美国印第安人强烈希望白人归还他们仪式音乐珍贵而保密的资料为例,提出一系列需要深远考虑的学术伦理问题——早期西方采集的资料如何回归本土?归还能起到什么作用?这其中的意义是什么?问题是什么?需要解决的一系列的难题是什么?杨民康教授提供了另外一个信息,日本学者曾在2005年归还给台湾一批最早的资料,指出把资料原样归还本国是很有意义的。报告人邹婧同学则介绍到,根据采访所得信息,研究所用的录音资料当时(奥地利国家音响档案馆)已经回馈蒙古国,但是在二战期间被毁。今年暑假报告人去的时候,回馈给该国一份。而针对这个问题,萧梅提出,“外蒙共和国什么时候建立的?二战之后才划出去的!这份档案什么时候到的外蒙?所以……要自己思考。”

    最后,韩锺恩就报告人以历史录音作为研究对象的方式作出评述,“黄翔鹏先生在没有音响的情况下想复原音响,他就是想从声音中去发掘,仅仅从文字上发掘现在看来已经不够了”,指出古人云“唯乐不可伪”、声音记忆尤其作为历史资料具有特殊的可靠性。


    2009年上海音乐学院首届音乐学术周
    暨第二期“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专家讲习班”“音乐文化的写作”系列学生讲演之三

    廖松清《“奉化吹打”辨析》

    演讲人:廖松清(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
    导  师:萧梅教授(上海音乐学院)
    时  间:2009年11月2日下午15:30--16:15
    地  点:上音新教学楼中414

    文字综述:张延莉

    《“奉化吹打”辨析》基于作者存疑于“奉化吹打”的称谓而成文,作者认为根据现有文献记载只能说明:浙江一带在明代中叶已有吹打乐盛行,却并非是指以‘奉化吹打’为名的吹打乐乐种;《民间器乐集成?浙江卷》、《民间器乐集成?宁波分卷》等相关研究成果承认奉化地区的吹打乐是 “浙东锣鼓”之一,但并未对其冠以“奉化吹打”之名。据此,作者提出:“‘奉化吹打’究竟是一个民间固有的乐种名称,还是一种被建构出来的、脱离民间仪式环境而成为文化部门或文艺队的一种节目形式?”

    针对该问题,作者将“奉化吹打”还原到其生存的环境之一一一祭祖仪式中,观察其在仪式过程中所呈现的乐人、乐态和乐用的交错变化,并根据围绕奉化市上汪村祭祖仪式中吹打乐的田野资料对“奉化吹打”这一名称的内涵进行了辨析。

    最后作者认为:唱班和抬锣鼓是民间对奉化当地吹打乐的两种不同演奏形式的称谓。“奉化吹打”是被构建出来的名称,模糊了奉化地区不同表演形式、不同乐人身份和不同仪式场合演奏的吹打乐,成为了文化部门或文艺队的一种节目形式。

    专家提问主要涉及四个方面:

    其一,郑苏教授首先认为该文以“奉化吹打”析名为切入点而展开论证有效;

    其二,杨民康教授则提出疑问:如果不用“奉化吹打”一名该用什么名称?“奉化吹打”的名称和实际传播地是否相符,也就是说在奉化以外的地方有没有这种吹打?在弄清名实之后对于名称的使用有怎样的思考?演讲人认为目前用到的名称是“奉化的吹打乐”。

    其三,吕梅斯教授更多地关注该文作为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其大的研究方向是什么?该名称是否对实际用乐产生影响?作者介绍其博士论文涉及两个地区的吹打乐:奉化的吹打和浙江富阳的吹打,她希望通过名实辨析找到二者之间的联系。这样的名称确实对现实有影响,在奉化不同年龄层的人对“奉化吹打”的概念是不一样的,以1949年为界限,49年之前出生的人不认同这样的称谓,而49年之后出生的人则认为祭祖仪式中的吹打就是“奉化吹打”,奉化只有这种吹打。

    其四,“奉化吹打”名称产生的深层原因;洛秦教授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目前很重要的议题,该报告显示了在“申遗”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那么“奉化吹打”的名称产生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在经济社会中,特别是旅游业的影响,传统自然而然有了新形式。从宏观上看,这只是传统在历史演变中的一个阶段,可能过20年看就会觉得自然,这种情形是这个传统中的人自己自然的选择。过去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传统搭台,经济支撑,政绩唱戏。传统的流变有自然的选择,而在演讲人的例子中我们看到了强迫的接受,当这些老艺人走掉后,青年人只知道“奉化吹打”,而并不知道实际的传统,这会不会成为一种历史的误会?

    其五,郑苏教授谈到了研究成果如何回报社会的问题?民族音乐学家的社会责任感越来越被学界关注,如果将研究成果回报社会,对“奉化吹打”这个名称的解构遭遇当地政绩后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演讲人回应认为,她并不否定“奉化吹打”这个名称,这个名称应运而生是传统在历史中的一个流变,过几十年来看这也许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而是认为可能在这样的过程中忽略了一些情况,比如“奉化吹打”包含着两种演奏形式等等,演讲人最后特别说明,在成文之后将拿此给当地艺人及相关人员看。


    2009年上海音乐学院首届音乐学术周
    暨第二期“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专家讲习班”“音乐文化的写作”系列学生讲演之四

    杨婧《误读与洞见:读内特尔的“莫扎特以及对西方文化的民族音乐学研究”有感——一篇借用变奏曲形式的随笔》

    演讲人:杨婧(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
    导  师:杨燕迪教授(上海音乐学院)
    时  间:2009年11月2日下午16:15--17:00
    地  点:上音新教学楼中414

    文字综述:张延莉

    作者此文的缘起来自对于内特尔《莫扎特以及对西方文化的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中译文(2003年)阅读,这篇“构思奇特”(交响曲式的行文架构)、“视角奇特”(卢梭式的“火星来客”田野报告)的“谐谑式深描”,毫无学院布道的陈腐僵硬。但遗憾的是,一一或许与西方学界同形一一回应的文章很少(仅有作为译者的汤亚汀先生的一篇评介)。似乎,内特尔初涉居于西方中心领地的艺术音乐的“攻势”虽然“猛烈”,但收效“甚微”。

    基于此,作者从三方面展开论证:第一部分,以“当地人”的身份,根据内特尔一文,思考音乐人类学作用于艺术音乐研究的有效性和局限性;第二部分,以“局外人”的身份,主观呈现本人对于系统音乐学学科中的某些疑惑,思考音乐美学研究方法论上的另外一种可能性;第三部分,个案例证。

    同时该文的谋篇布局借鉴了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生食与熟食》第一篇“主题与变奏”的谋篇布局,以音乐的节奏作为写作的“内脏性时间”,以此在遵从学科规训中必不可少的“理性推导”下,又不必完全消损主体内在的“非理性思维”。陈述纲要如下:

      

    引子与主题:象征在别处围绕主题:“听什么和怎么听” 由三个场景引发“变奏”:第一变奏,通过对内特尔该文四个方面的局限性的探讨,引出启示;第二变奏行脚小注试图探讨观察、分析各种不同的音乐审美描述提炼描述规律(心理规律),进而,文本风格与文化风格之间能否进行“互文”对话?第三变奏向风车作战,试图针对引子提出的疑问,分析公认的描述个案。曲目之一:肖邦钢琴E大调练习曲第三首,描述文本: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页491-498)、于润洋:《悲情肖邦》,页77-82;曲目之二:舒伯特声乐套曲《美丽的磨坊女》,引用列维-斯特劳斯的描述、于润洋老师的“解释”、保罗?罗宾对“循环旅行”意象的“解释”。尾声《奥古斯都封神记》,借用此剧隐喻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

    针对杨婧同学的演讲,专家集中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汤亚汀教授认为内特尔的这篇文章主旨并不是为分析莫扎特提供新的材料,而是提供一种分析西方艺术音乐的思路,深层含义是西方艺术音乐和其他地区的音乐一样,都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其二,韩钟恩教授针对报告人对于内特尔一文的解读,认为该报告再次显示了音乐美学与音乐人类学对美的理解角度、分析目的是相异的;其三,郑苏教授认为如果是借用音乐人类学的方法来做自己的美学方面研究,实践到文中所提案例中,是不是可以通过对三位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哲学背景等方面来探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描述?”

    最后,就专家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对杨婧同学的论文进行的评议而言,洛秦教授特别指出,E-研究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机制,其组成成员并非来自同一学科,这样安排的目的和学科考虑的事情以及此次之所以安排非音乐人类学的同学参加演讲,就是希望在同一所学校同一系中加强学术交流,从而促进学科的发展。音乐人类学作为学科虽然发展得还不够成熟,但是它的作用毋庸置疑是巨大的。我们如何客观、多元的认识音乐对我们的意义?洛秦教授认为,通过了解不同学科的人从不同角度的思考,能够比较全面丰满的对此加以理解。


    2009年上海音乐学院首届音乐学术周
    暨第二期“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专家讲习班”“音乐文化的写作”系列学生讲演之五

    红梅《呼伦贝尔巴尔虎蒙古博祭敖包仪式音乐考察》

    演讲人:红梅(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
    导  师:杨民康教授(中央音乐学院)
    时  间:2009年11月2日下午17:00--17:45
    地  点:上音新教学楼中414

    文字综述:张延莉

    作者以呼伦贝尔巴尔虎蒙古博祭敖包仪式音乐为考察对象,通过2009年农历五月十一至十二日(6月3日—4日)的一次实地考察,试图探讨考察中发现的相关问题。此次演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演讲人介绍了自己的特殊身份及研究目的;其次,演讲人展示了仪式及相关音乐实录;最后,是仪式与仪式音乐的结构模式分析

    作为出生在呼伦贝尔巴尔虎草原,熟练掌握蒙汉双语的作者,具备深入探究巴尔虎蒙古族博(俗称萨满)的敖包祭祀音乐的有力条件。祭敖包是蒙古族传统的习俗。根据主办方的不同,蒙古族敖包可分为盟(市)敖包、旗(县)敖包、苏木(村)敖包、寺庙敖包、姓氏(家族)敖包等。作者的此次考察是一次以家族为单位的民间敖包祭祀仪式。该祭祀仪式全程由巴尔虎蒙古族博(俗称萨满)主持,但在个别议程中,同时还有诵经师(藏传佛教僧侣)诵经。由分属两种不同信仰体系的执仪人同坛演法,这是呼伦贝尔蒙古族地区萨满祭敖包仪式的一个独特之处。通过此次敖包祭祀仪式考察,作者欲解释以下几个问题:

    1、奇布钦姓氏敖包祭祀的本质(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及其与布里亚特其它敖包祭祀仪式的区别(与锡尼河布里亚特的苏木敖包祭祀比较);

    2、主人家与主祭师巴尔虎蒙古博的关系——为何邀请巴尔虎博前来祭祀;

    3、巴尔虎博的敖包祭祀仪式过程及仪式与仪式音乐的同型同构关系;

    4、诵经师(藏传佛教僧侣)在整个祭祀仪式中的地位与作用——首先与仪式中博的地位与作用相比较,其次与呼伦贝尔地区其它佛教形式的敖包祭祀仪式相比较。

    在演讲第三部分,即仪式与仪式音乐的结构模式分析,作者认为整个祭祀过程可分为请神、祭神、降神、送神和招财五个阶段。其中,除招财仪式是所有信众向敖包祈福,享受其恩惠的仪式以外,其余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又细分为请神、降神、送神等三个环节。虽然每个环节之间是连续的,但在仪式音乐结构中有所体现。作者通过对敖包祭祀音乐蒙文唱词的记录和分析,从歌词内容分析出仪式音乐的结构变化,并结合仪式过程说明了仪式音乐与仪式的同型同构关系。

    专家点评环节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内容:

    一、仪式过程中的性别问题:

    郑苏教授首先关注到该仪式中的性别问题,对演讲人提问在祭敖包的仪式过程中男性和女性的角色、地位有没有不同?红梅解释说,在巴尔虎敖包祭祀仪式中,只有男性有权登上敖包,女性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女性萨满和研究者除外,因为萨满角色特殊,一旦成为萨满其女性身份处在萨满角色身份之下,即在民众中只有萨满的概念,没有性别的区分。而研究者则被当成新时代应该被接受的特殊角色人被允许。

    二、关于仪式过程:

    薛艺兵教授对于报告中仪式过程的划分提出疑问,报告中显示仪式包括五个部分,请神、祭神、降神、送神和招财仪式,而在一般情况下,该类仪式包括:请神、降神和送神三大部分,那么划分依据是什么?红梅在回应中认为,该仪式具有大程序和小程序的特殊性,除了大的过程中包括请神、降神和送神以外,每一个仪式阶段底下又有这样三个过程,报告中仪式过程的划分的确需要再斟酌。

    三、关于仪式音乐:

    萧梅教授和演讲人讨论了如何用文字来表述音响的意义和内涵,演讲者以仪式中的“鼓”和“神杖”为例回答了这个问题,演讲人认为,“鼓”虽然在仪式中时伴随始终的伴奏乐器,但是其深层含义实际是执仪者的“马”,而“神杖”除了是法器,还是执仪者的“坐骑”,在撰写的文章中将会具体说明这些问题。

    四、研究价值:

    洛秦教授希望作者在论文中明确阐释该项研究的研究价值,因为无论是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共享资料,还是作为具有特殊价值的个案研究,尤其是作者具有“半局内人”这样一种特殊身份,因此研究视角也会有所不同,而这些方面都需要突显出来。

    讲习班所有演讲文稿,请查阅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网站www.anthromus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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