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上海音乐学院首届音乐学术周
    暨第二期“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专家讲习班”“音乐文化的写作”系列专家讲演之二

    汤亚汀《内特尔:从“29个论题”到“31个论题”
    ——音乐人类学写作及话语25年间的变化》

    文字综述:黄婉
    图片:刘斐雅

      第二场专家演讲于11月2日上午09:30-10:30在新教学楼中414进行。主讲人是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汤亚汀教授,演讲题为《内特尔:从“29个论题”到“31个论题” ——音乐人类学写作及话语25年间的变化》。本场讲座由来自美国威斯利安大学郑苏教授担任。郑苏教授首先对汤亚汀教授多年来致力于音乐人类学西方学术论文和专著的翻译工作,以及近10多年来对于音乐人类学方法论和个案研究取得的成果表达了由衷的敬意。同时认为,对于作为中西方音乐人类学领域经典著作之一的内特尔(Bruno Nettl)的《民族音乐学研究:29个论题与概念》(1983)以及2005年12月30日最新版《民族音乐学研究:31个论题与概念》的比较分析,将是非常及时和有价值的,希望在座师生能够借此机会了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至今这近25年来学科的学术变迁。

    汤亚汀教授及其学术专长

      汤亚汀教授任教于上海音乐学院,其学术专长是音乐文献编译和音乐人类学,特别是对于音乐人类学方法论的译介以及上海移民音乐文化的个案研究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取得了丰厚研究成果。已出版论著包括:《音乐人类学:历史思潮与方法论》(2008)、《上海犹太社区的音乐生活;1900-1950,1998-2005》(2007)以及《城市音乐景观》(2005)。出版译著包括:《挑战音乐学》(2009)、《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合译)(2001)、《20世纪音乐》(1992)和《非洲音乐》(1982)等。此外还翻译了数十篇音乐人类学、音乐学论译文。不仅如此,汤亚汀教授还参与了多项国际学术项目,其中特别包括参加英国《新格鲁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第二版)修订工作, 撰写“中国犹太音乐”条目以及“上海犹太音乐生活”的国际研究项目等。
      汤亚汀教授的演讲共计六个部分,分别是:1,“29个论题”和“31个论题”比较的背景;2,文本书写的阐释环节;3,主题变动;4,民族志书写;5,篇章扩充重点;以及6,意义阐释。

    “29个论题”和“31个论题”比较的背景

      汤亚汀教授首先引述了作者内特尔本人在2009年9月6日的一封电邮中总结了两个版本的主要区别:“其一,“29个论题”展示的民族音乐学,所关注的是音乐及其文化语境,回顾了研究技术与方法,阐释了学科史。其二,“31个论题”在继承旧版的目标的同时,更加强调了各种理论的视角,阐释了学科进一步拓展了的各种视角,反映了民族音乐学家对研究文化中的音乐日益增强的兴趣。”
      汤亚汀教授解释了为什么要从事对“29个论题”和“31个论题”之间的比较研究。汤亚汀教授认为目的有四:1,试图以德里达解构主义的“书写”角度,对内特尔“29个论题”和“31个论题”这两个文本写作进行互文性比较;2,考察其所采用的文本间“对话”这一修辞手法;3,考察新文本的增补、修改如何带有旧文本的踪迹;4,考察新文本如何从旧文本中延异(延伸异化)出更多的隐喻意义。
      其后,汤亚汀教授介绍了两个版本的比较分析的相关概念和理论。首先是查尔斯?西格的“言语模式”(speech mode)和音乐学的结合点(musicological juncture)概念,以此来说明音乐学的两种知识或表达方式,即“言语模式”和“音乐模式”;其后介绍了德里达的“书写”观(écriture, writing),即从语言学的形式问题出发,以哲学的角度提出关乎言语意义——即语义学(semantics)的问题;以及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概念,即认为意义不仅来自一个文本内部,还来自与其他文本的相互关系中。汤亚汀教授还就人类学的反思(reflexivity)与书写的互文性问题进行了深度分析,认为存在两个层面的互文性,一是局外-局内的互文性,即作者反思自己作为局外人在当地留下的“踪迹”与当地的文化表象及局内人的价值观之间的差异,差异即是局外-局内两种文本“互文”对照的结果;二是旧版-新版的互文性,即作者经历反思,改变(修改、增补)自己的书写,也在新文本中处处对照原文本的某些“踪迹”。汤亚汀教授认为25年来音乐人类学写作和话语的差异,反映学科在四分之一世纪的巨大深刻的变化。上述这些概念及其理论是汤亚汀教授进行两个版本比较的视点和认识框架。

    文本书写的阐释

      汤亚汀教授接着就两个版本的文本书写的阐释环节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和阐释,从语言的形式(字词句篇)到语义分析,来解读不同文本间的差异所产生的隐喻意义,就书写的阐释环节和策略而言,汤亚汀教授认为存在几个值得注意的方面:一,术语选择、二,主题变动、三,民族志书写、四,篇章扩充以及五,意义阐释等等。
      一、在术语选择方面:“29个论题”出版于1983年,当时的音乐人类学处于1960年代以来的文化人类学各种思潮的影响下,这一点和“31个论题”所处的思想气候是完全不一样的。从“29个论题”索引词条就反映出当时的思潮,如语言学和象征人类学思潮的影响下出现的用于音乐分析的语言学,音素学,语音学,符号学与音乐,主位-客位二分法等。以及文化研究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先声,比如杂交(hybridity),大众媒介,少数群体文化和城市民族音乐学等。“31个论题”索引词条则删除和更改了一些词条,如部落音乐-原始音乐改为土著音乐,“记谱法”(notation)修改成为“音乐书写”(music writing),将“主位-客位二分法” 改为“主位-客位的结合点”等等。并新增了500个关于人类学方面、文化研究与后殖民批评方面、性别研究方面,以及大众文化批评方面的新词条。而音乐方面则出现了描述性音乐书写,即兴,表演中的阐释,新音乐学,女性民族音乐学,历史民族音乐学,社会音乐学,世界音乐以及再研究等新术语。
      二、在主题变动方面:全书有四大部分的变动情况:第一部分(概念)和第三部分(框架)删并及增补部分内容或章节(新增第17章“民族志”);第二部分(方法)增设重要一章——第14章:城市民族音乐学及“家门口”的田野;全书重大修改多在第四部分(视角)(增设第26章“乐器学”与第28章“女性研究”)。变动的五种方式分别是1,删并,如“欧洲民间音乐”(原第8、9、23、24章,缩并为第9、25章);2,修改,如“录音,印刷,书写,口头”改为“传播的意义”(第21章);3,扩充,如中心与边缘(第5章);4,替换,如取样(第12章,原为“什么值得保存”);以及5,新增,如新增了18节的内容:表演过程(第3章,即兴);城市音乐人类学(第14章);多种音乐人类学(第15章);各种身份(第18章);历史转向(第20章);流动中的音乐(第23章);多元音乐文化、表征的政治(第27章,世界音乐);性别(女性)研究(第28章)等。这些变动都体现出城市研究,音乐创造者的个人作用,历史研究的回归,全球化语境下的音乐流动性(文化地理学)以及个人身份认同,多元文化等等理论视角和认识框架的新取向。
      三、在民族志书写方面:主要体现在采用经典调研方法,即文化普遍论的视角、西方中心论的方法论与职业规范和阐释人类学的探求如何阐释文化的意义;人为的认知过程,即:单纯分析行为和社会结构→研究象征符号、意义和思维;以及使用了“深描”和“地方性知识”的批判武器。全书框架可以看做是一个大型民族志汇集(穿插无数小个案):其中第一部分9章:论述学科基本概念,民族志引论;第二部分6章:描述田野工作各个方面,描述田野调研过程;第三部分9章:在文化的整体框架内展开论述;第四部分7章:以多元的视角探讨一些具体领域、以及学科发展史。在各章写作结构安排上也体现出有别于“29个论题”的特征,如以具体场景开始, 其中约三分之一章节用对话提问形式,提出本章论题(有时章节当中也出现对话场景)以及介绍最新趋势及重要书目的段落内容等。而在修辞方面,更加偏重诗学/语艺学(poetics),即用艺术创造的方式表征文化,写作的语言技巧主要体现出对话体、口语叙事体和典故及引语的使用。接着汤亚汀教授深入地就互文性“对话式”的比较,巴赫金的对话体(dialogic)、从具体的到隐喻式的各个层次以及局内局外对话中对特定文化“文本”的不同解读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析。
      四、在篇章扩充重点方面:汤亚汀教授首先引述了内特尔为“31个论题”中文版序的一句话“民族音乐学的发展是社会和政治事件的结果,也是音乐史事件的结果”。其后认为,1990年代以来重要的社会和政治事件,如全球化和后殖民主义等引发的社会政治现象,都为学科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如汤亚汀教授翻译的,1992年迈尔斯主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中内特尔的“民族音乐学最近20年的方向”一文所涉及的研究对象(西方艺术、城市通俗-流行、少族裔等音乐)、社会各种因素的发展进程(如西方影响、大众媒介、城市化等)以及方法与观念(人类学、语言学、马克思主义等)等等。再如“新格鲁夫(II):音乐人类学-当代问题(Stokes 2000)”涉及的文化政治体现的地域-空间范畴、历史-时间范畴和微观范畴。汤亚汀教授认为,内特尔2005版“31个论题”除极个别外,几乎涵盖以上所有方面,其中个别还设专门章节论述(如:差异、性别、流散地、象征主义-符号学)。
      五、在意义阐释方面:汤亚汀教授认为“31个论题”首要目标是阐释资料——而不仅仅是实证主义地展示资料——即人类学 “深描”和“细读” 以及叙事的最终目的在于阐释梅里亚姆三分模式中的价值或概念。汤亚汀教授还从“31个论题”总结了四种音乐文化的文化价值。在学科的价值观方面,“31个论题”注重平等主义观/价值中性论,汤亚汀教授引述第一章的一段文字来加以说明:“我们特别关注的音乐,来自社会-经济上处于下层的阶级、殖民地民族、及受压迫的少数族裔,而非精英阶层的曲目”。由此看出作者的观点是,音乐审美价值不是普适认同的因素,只有意义无处不在,而阐释意义超乎纯审美的层面正是文化阐释的目的。

    小结

      比较的结果虽然显示了两类老话题的存在,即文化(或社会)是什么?人类是什么?但由于全球化语境打破了“自然-文化”二元古典语境,这使得社会和社群不再孤立。而写作策略环节的术语选择、主题变动、民族志叙事、篇章扩充、意义阐释等,以其特有的口语叙事文体和修辞手法,都令人信服地讲述了学科发展和印第安黑足人、伊朗人、南印度人以及西方文化的故事,由此构筑了各种地方性知识,当然其中不乏全球化语境下西方的影响。
      最后,汤亚汀教授认为,1983年和2005年两个版本之间存在的很多差异,直接体现了作者内特尔因应时代要求而不断改变立场的决心。正如作者内特尔针对最新版“31个论题”所做的中文版序中所说的那样:“我分别在本人1956年、1964年、本书初版的1983年、以及其他著述中探讨了这些问题,读者会发现,以后我必须经常改变自己的立场,希望随着时光的流逝而不断学习,回应同事们变化的态度,反映社会和文化的变化。无疑,再过十年,还会有人希望再度修改本书的有关章节。”

    问题与互动

      郑苏教授作为本次演讲的主持,首先表达了自己听后的感受,认为汤亚汀教授的比较分析全面深入而细致,无论学者还是学生,都将受益匪浅。其后,管建华教授认为,内特尔对于音乐学院音乐学反思是个实验民族志的好著作,因为这种实验民族志对我们用他者的眼光来看西方是个启发性的角度。杨民康教授认为该文是非常好的对25年来民族音乐发展的一个概览,杨民康教授请教汤亚汀老师为什么认为“31个论题”一书是一本民族志,因为在过去的理解中“29个问题”这样的论著是理论性论著。汤亚汀教授回应认为,首先因为书中有很多个案,是民族志的汇集;不仅如此,作者运用了一种阐释的策略,因此从民族志角度来讲更加贴切。薛艺兵教授认为“家门口的田野”及其英文原文“at home”反映了对象的转换的问题,原来是研究他者,而现状是研究我者。郑苏老师从自身教学“29个论题”的经历中,提炼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郑苏教授认为内特尔在文中喜欢使用“我的老师说”,从寓意上讲是西方音乐学对于对本土人的尊重,实际这是一种策略,因为老师是一个特殊地位的人物,和学生比较而言不是处于平等地位的人,因此是不用对话的。郑苏教授认为这种表述值得思考,即如何把研究对象的思想也作为民族音乐学史的一部分。而吕梅斯教授则认为,内特尔在文中使用“我的老师说”,除了尊重外,其目的恐怕主要是想改变“信息提供人(informer)”和“研究者(researcher)”之间的关系。最后,郑苏教授以及与会很多学者都一致认为,我们要倡导“复数的民族音乐学”,需要多种声音的叠置。

      讲习班所有演讲文稿,请查阅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网站www.anthromus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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