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凯模">周凯模博士访谈录

     

    采访嘉宾:广州星海音乐学院 周凯模博士

        2008年9月24日晚8:30-9:45

        :天津申江假日酒店

        :专家访谈小组

        :董郑峰

              侯镔娓

              李晓鹤

    录音整理:侯镔娓、李晓鹤

        :侯镔娓

     

     

      者:老师您这次既参加了西方音乐史研究生研讨会,也参加了博士论坛,请您说说参加这两个会议的感想吧。

    老师:能够参加这两个会议,首先要感谢天津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和西方音乐史学学会提供的学习机会。能和这么多优秀学者在一起交流,不论是西方音乐史研究生教学研讨会还是博士论坛,听到各种不同学科之间的最新研究成果,感到特别受启发,在几天强大的信息中不断引起各种思考。

      者:在您看来,两个会议不一样的地方表现在哪些方面?

    老师:两个会不太一样,西音史会议,是一个学科的多种议题探讨;博士论坛,是多学科的多元话题碰撞。

    参加西音史研究生教学会议的,清一色是从事或从事过西音史教学研究的学者,群体知识结构单纯,所以讨论议题相对集中。虽然它的议题也涉及到许多不同的方向,比如在研究生培养方面,有的从研究生选题进行研讨;有的在课程设置方面提出诸多建设性意见;有的关注在中国如何研讨西方音乐;有的又是将自己的课程情况直接拿来交流,不管怎样,议题都是紧紧围绕西方音乐教学谈问题。所有讨论,充分体现了西音史界当前最关注的话题和面临的发展选择。研讨中,老一辈学者的成熟经验、中青年学者的开拓性建议、年轻学者的困惑与思考,构成整个会议互补互融的热烈场景,呈现出生气勃勃、和谐健康的气场。

    博士论坛是另一种气场。参加博士论坛的学者来自不同专业,有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民族音乐学、传统音乐研究、音乐美学和理论作曲专业等等,是个多学科汇集的论坛,每位学者都把自己当下较成熟的研究成果拿来交流,有相当学术水准,信息量特别丰富。当然,不管怎样丰富,主要还是围绕着“如何认识、如何表达音乐现象”这一核心话题来展开的,只不过每个专业用属于自己的专业话语在表述就是了。所以,博士论坛这种既集中又开放的高端学术交流平台,相信对各学科各专业的深化研究,都有特殊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作用。

      者:中国民族音乐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同一性,二者之间主要有哪些区别和联系?

    老师:你们提出了一个很有深度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常常困扰当今学子的问题,仔细想来,其实问题不复杂。

    先从二者研究对象的历史来看。在西方,早期民族音乐学主要是研究“他者”(异文化)的音乐,是从非欧民间音乐研究开始的;而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从来就是在研究“我者”(本文化)音乐,即从中国本土的传统音乐入手。从双方早期的研究对象性质看,是不一样。

    问题的焦点是,西方民族音乐学进入中国后在做什么?(王光祈时代不议,因那时还没形成气候。)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大规模传入,不仅是作为学科而且也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传入中国的,传入时的学术背景和时间尤其不能忽略:它在中国的大规模传入,是在它早已不是只研究“异文化”音乐(20世纪的30年代)、而是发展到对人类所有音乐可以进行研究的“音乐人类学”时期登陆中国的(20世纪的80年代)。因此,西方民族音乐学在20世纪80年代一登陆,中国学者就直接用来研究本土传统音乐、直接为中国“我者”(本文化)音乐服务了。正是西方“民族音乐学”自身逐渐趋向或融合“音乐人类学”这样一种从“他者文化向本我文化转移”的学术理论变迁,使该方法在中国与本土传统音乐理论在以中国音乐研究对象的“同一性”层面找到了契合点,即:目前二者都是在研究中国音乐。

    当然我们要清楚,二者在方法论上是各有特色的。中国音乐传统的学问,我一直认为含两种重要遗产:精英传统和草根传统。精英传统的中国音乐学问主要体现在史学、乐学、律学、唱论、琴论、谱学及宫廷、文人音乐方面;草根传统的中国音乐学问就是中国民间口传身授的各类民俗音乐。这两种传统的研究所需要的方法,有共性也有不同。中国文献中的乐律学、唱论、琴论及谱学等传统理论方法,是研究中国音乐形态学的精髓;但草根传统的民间民俗音乐,一般来讲大多无文字,也没有乐谱,它主要靠民间艺人一代代的口传身授,这就需要与解读文献和乐律学等不同的方法去考究。而直接受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影响的民族音乐学方法,是认识和解读各国在民俗生态中口传身授民间音乐的专门理论方法,因此,这恐怕正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规模引入西方民族音乐学方法论最重要的初衷吧。当时的引入,主要还是针对我国草根音乐传统的研究而逐渐兴盛的,特别体现在各地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上。我一直认为,西方民族音乐学擅长对世界各民族草根传统的研究方法,正好与我国精英传统研究中国音乐的方法形成互补互融、相生相长的格局。也许我比较愚钝,一直没有想明白为什么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精英传统学问)和民族音乐学方法(草根传统学问)有什么不能融合、不能相容相长的地方。

    西方民族音乐学,是借鉴西方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学科理论产生出来的交叉学科,有一套较成熟的系统解释民间音乐及其生成背景的理论方法,这方法为各民族音乐研究带来新的视角,尤其为草根传统的民间口传音乐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实地考察及音乐民族志等解读文化生态背景的方法。根据本人近30年的体会,这方面它对中国音乐的研究尤其是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不过,学界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二者的方法有什么异同,而是任何一种理论方法,都切忌变成一种学术政治手段。在引进或讨论的时候,一般不宜以“此”方法去否定“彼”方法。因为世界很大,“创见”很不容易,大多数学者一生更多的可能是文化传播者而已(传播本族传统或传播他者的经验理论)。冷静地清楚个人的学术作用,就不会轻易地去否定他人、他学科的方法。大千世界,需要有比恒河沙还要多的角度和方法去解释,每个人能够看到和说到的有多少呢?况且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自身知识背景和所处历史环境的局限,所以,没有人会是学术“上帝”。看明白这点,我想,把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和民族音乐学理论,都当成是人类解读大千世界的某种方法之一,这样问题就简单了。大家都在各自领域里切实努力,相信在共同面对音乐这个研究对象上,二者精诚携手,必将能共创中国音乐事业未来的辉煌。

    不过就本人的研究而言,我感到中国精英传统的音乐理论方法已经自成体系:史学、乐律学、唱论、琴论及谱学都在日趋完善,可是中国民间草根传统的方法及规律还不成体系,民族音乐学的实地考察和民族志方法也许就是在寻找民间口传身授规律方面的方便法门之一,当然这还需要在长期的“本土化”方面琢磨,下结论还早。总之,比较明智的态度是,借鉴各种合适的方法以寻找本土草根传统音乐的规律,最终目的是探求草根音乐自身的传承体系和理论,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特色解释系统,就像精英传统已经有一套自己的解释体系一样。

      者:也就是说面对草根音乐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研究体系。

    老师:对,中国民俗音乐研究还没有一套自己的解释系统。这需要我们通过长期的、大量的实地考察去进行广泛的搜集、比较和科学的分析,然后从科学分析里面总结出规律,在规律性的认识基础上才可能探寻出解释它的理论和方法。

      者:那西方民族音乐学正好可以向它提供了一个平台。

    老师:在这点上,西方民族音乐学和中国精英传统的研究方法可以互补,它们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学习并且寻找草根传统的规律。首先中国精英传统中的乐学、律学、唱论、琴论以及谱学的一些方法,能比较直接地帮助我们去寻找和验证草根传统中音乐的形态规律;而西方民族音乐学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视角,又可以从另一角度帮助我们探寻到本土民俗音乐的人类文化共性及特征,给予很多成功经验的参照。

    这里就自然回避不了西方民族音乐学的本土化问题,这个“化”字不容易。其实,该领域每个学者都是西方民族音乐学与本土音乐这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媒体,这个媒体的知识结构非常重要。我们的视野、眼光能否打通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方法与本土传统音乐体系之间的关系是“本土化”的关键,能打通,就可能“化”得方便和好一点,打不通,就会出现些不太理想的状况。这些年来应当说,几代学者都在努力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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