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028112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中国音乐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专题论坛”在院东方博物馆成功举办,这次论坛邀请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一行共五位专家、进行了为期一天半的专题讲座,论坛由音乐学系韩锺恩主任主持。讲座前,韩主任向五位专家分别授予了“2005-2006年度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论坛讲座教授”证书, 其间,每位专家在个人讲座结束后都回答了同学们的提问。整个学术活动气氛热烈,专家与学生之间积极互动,使音乐学系同学足足享受了一次文化的盛宴。以下按讲座的先后顺序分别介绍各位专家的讲座扼要。

    28日上午,论坛由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专家李岩副研究员开讲,李岩先生以《重写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为标题,首先对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现状作了简略的回顾:对刘靖之关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状况的三点总结——抄袭、模仿、移植——作了解说,并对目前通用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材——其写作环境、研究的局限性及被称为“共产党音乐史”等相关问题作了评价。

    其后,李岩先生谈到了如何重写音乐史,指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除了新音乐(救亡歌咏运动)以外还有许多其他音乐活动,重写音乐史牵涉到研究观念问题,过去的研究注重精英、注重大事件,而忽略了其他的音乐活动。对此他列举了近代史上口琴运动的实例,并展示了口琴运动的相关照片,以蔡元培、刘雪庵聂耳等倡导或编写口琴曲为佐证,指出口琴运动具有音乐启蒙、普及、教育等多方面意义,但音乐史并未对此有足够的关注。另外,李岩先生也就周巍峙在21世纪之初,在“黎锦晖纪念会”上提出的“不要把中国音乐史写成救亡音乐史” 的倡导发表了自己的感想,并对黎锦晖做出了相应的评价。针对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的观念局限性,他展示了李叔同《音乐小杂志》的封面图片,指出其封面的《马赛曲》乐谱和罂粟花具有音乐功能的象征意义,鼓舞和沉醉——是近代音乐启蒙者李叔同观念中的音乐功能多重性的一种典型表述。

    最后,李岩先生就在座同学提出的“如何处理精英史与群众史的关系”等问题作了回答。

    李岩先生发言结束后,音乐考古学专家王子初研究员以《谈中国古代音乐史的修订与改写》为标题发表了讲座,他首先谈到了中国古代音乐史需要改写的原因,指出:舞阳骨笛和曾侯乙墓乐器的出土,促使我们对古代音阶、音律有了重新认识;另外,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及一般的音乐通史的先秦部分,其所依据的文字资料多建立在神话和传说的基础上,而考古发掘的资料具有很大的可信度,因此一旦有了丰富的考古资料,就应考虑重写音乐史。另一方面,先生也谈到,多年前音乐研究所出版的《中国音乐史图鉴》,虽然在研究和教学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由于新文物的出土也需要重新改写。

    先生谈到,重写音乐史,史料系统比过去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在演讲过程中,先生给大家展示了一些新近出土的、具有重写音乐史意义的音乐文物,如14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石哨”,并介绍了如何认可它是否是乐器的研究过程,使在座的同学获得了不少音乐考古学的知识;另如新发掘的吴越地区的青铜乐鼓、錞于等,填补了吴越地区周代音乐史的空白。

    此外,先生也谈到了考古学的学科概念问题,简要介绍了这门学科在美国、欧洲、中国的形成过程,指出:美国的考古学属于人类学,欧洲的考古学属于历史学,而中国的考古学则是受欧洲影响、并结合了中国文化、中国金石学等、由顾颉刚、傅斯年等的推动发展而来的,中国考古学是历史学的一部分却又与传统历史学不同。

    最后,先生详细回答了在座同学的提问,当被问及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发展状况时,先生向大家推荐了《中国音乐考古学小史》一书,并从王国维对金石学的研究讲起,谈到了刘半农对中国音乐考古的发端,曾侯乙墓、舞阳骨笛的出土对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巨大推进,并提到了杨荫浏、唐兰、吕骥等对文物资料的重视等;另外,先生也提出了当前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中存在的局限,提倡用音乐学的方法和理论进行考古学的研究,将考古学的成果变成音乐史学的成果,他的倡议给在座的同学以很大的启发。另外,先生就如何鉴定“乐器”的提问,简明精辟地指出“音乐活动中使用的发声器具就是乐器”。最后,先生承诺在2006年的青岛音乐史学会年会之前,将出版一套音乐考古学的图片和资料。

    28日下午,民族音乐学专家薛艺兵研究员以《民族音乐学与音乐符号学的音乐认知》为标题发表了讲座,该讲座从民族音乐学和音乐符号学的角度来认识音乐的本质,凸显这两门学科在音乐哲学认知方面与音乐美学在认知方面的不同。

    先生首先介绍了民族音乐学和音乐符号学这两门学科的基本状况,这两门学科的过去和现在在学科研究对象上的变化等,同时指出音乐的哲学认知问题分为形式主义和表现主义两大派,核心问题是音乐是否有语义功能,是否表达情感。

    其后,作者分别阐述了梅里亚姆、J·克莱金、雅克·纳蒂埃的主要学术理念:梅里亚姆作为民族音乐学功能主义的代表,他的观念、行为、声音三点相关联的音乐分析理念,重新把音乐引回了文化。J·克莱金作为民族音乐学结构主义的代表,他的《人具有怎样的音乐性》一书把人们的视线引向音乐中的社会文化,他寻求人的音乐天性与社会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承认音乐本身的结构形式,同时也承认特定的文化环境中音乐是能够被理解的,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下音乐可携带人们赋予他的信息。雅克·纳蒂埃作为音乐符号学的代表人物,认为音乐作品是由程序组成的,音乐的创作过程、接受过程、作品的素材实体形成了音乐符号学分析的三个层次,也是音乐符号学的研究对象,雅克·纳蒂埃从语义学的角度指出,音乐没有代码本,音乐的代码本是文化、习俗、惯例以及我们自身赋予给音乐的,同时,音乐不是自身叙事而是引发叙事行为,叙事的意义在人的头脑中。

    先生在阐述了这三人的学术理念后指出,他们的视角不同却殊途同归:梅里亚姆将音乐引向了文化;纳蒂埃将文化事实引入音乐,认为音乐是人为组织的声音,从音乐的符号性来概括文化中的音乐事实;克莱金从人的音乐性来寻找音乐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结构关系。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认为音乐的存在包含两套体系,即音乐声音的独立结构体系,音乐与社会文化关联着的功能体系。由此,先生最后得出结论,音乐是有着独立结构体系的艺术化的声音表达形式,它自身不包含情感和意义,但当人们把情感、意义投射到这种声音结构形式中的时候,它还在人们思想中表达其他的东西,由于音乐是人为组织起来的声音,所有的音乐都被社会或个人注入情感和意义,而成为用于意志目的的符号。

    演讲结束后,同学们提出了“如何将音乐符号学的理论用于具体的乐种研究”“文化冲突和文化交流中的代码本”等问题,先生一一作了详细解答。

    其后,律学专家崔宪研究员以《正声与变声——我国传统七声的理论基础》为标题进行了讲座。

    先生首先提出中国传统音阶中五声与七声并存的问题,提倡就此方面问题进行中西方早期音乐的比较,认为西方音乐的大完全系统来自于三种四音列,而这三种四音列的产生,与里拉琴的使用有关。根据这种理论来源,先生以《管子》《尚书》中的相关文献为佐证,认为中国的五声和七声也与实践相关,即五声与中国琴属乐器的定弦有关,七声与管乐器的定音有关,五声、七声在中国均有着深厚的传统。而在五声和七声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九声,他以《左传》中的文献为依据,根据古琴调弦可调出的九个音,指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五声”中的“九歌”与五声一样也是音高关系,九声的概念是可以成立的,五正声相同的九声关系即同宫三阶。

    其后,崔宪又详细讲解了五正声、二变声在同均三宫中的关系,指出同均三宫就是指在七个音相同的情况下,五个正声对它的三种不同选择,在同均三宫中,变声是可以转为正声的,对此,他还用具体的民歌实例加以了说明,并在最后指出,中国传统七声音阶有很深的文化背景,不能用欧洲理论加以套用。

    最后,先生就同学们提出的“传统音阶中的二变声是否是装饰音”“正声与变声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解答。

    112晚,田青研究员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音乐学家的地位和作用》为题发表了演讲。

    他指出文化遗产包括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形文化遗产。有文化遗产就是文化富人,但国内对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发起的“人类口头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项目关注不够,长期以来,国人对待自己的文化的态度令人痛心,如北京一直在拆旧建筑、县城一律在城中心盖广场等。

    田青先生概括指出,1949年以来,我国对传统文化的打击有三次:第一次是50年代初工业化,第二次是文革时的“破四旧”,第三次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建设性破坏。国人经常把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归因于文革,但实际上,文革期间的破坏是外来的,是有时间段的,是违背大多数人心愿的,许多政治力量达不到的地方,传统还在遗存,当时的普通民众对自己的传统地方文化有感情,文革的破坏只是外伤。讲这一点时,先生分别讲述了几个文革时传统文化被民众自发保护的真实故事。而改革开放后的建设性破坏,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是惊人的,且这种破坏是民众自发的,农村要城市化,农村群众向往城市文明,商人和官员追求功利,在专业音乐界内,如民族唱法和戏曲演唱,则追求单一的审美标准,这是釜底抽薪式的破坏,中国平均每一天都有一个剧种或曲种在消失。

    其后,田青先生谈到了如何保护的问题,他说到“任何人都有按照他心灵中的标准追求幸福的权利……而我们应尽可能用各种方式在这些东西消失之前作记录,作标本”,他用具体的实例讲到了几种保护方式:如用旅游区的民俗文化村方式保留,重新建立民间或农村歌手和群众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的认同感,给民间艺人以地位和待遇等。

    最后,田青先生向在座人发起呼吁,每个人都有责任关注文化遗产流失的状况,老一辈的音乐学家有抢救和整理民间音乐的传统,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我们要尊重文化、尊重历史、并从小培养。田青先生还建议在座的学子要学会唱家乡的歌,要尽量将个人的音乐学研究与文化传承相联系。

    演讲结束后,在座同学发起了提问。当被问及电视歌手大奖赛的情况及相关的唱法问题时,先生讲到目前的三种唱法就是风、雅、颂,即风——流行歌曲(表达爱情),雅——美声唱法(小群知识分子欣赏),颂——民族唱法(歌唱“主旋律”)。并对当前唱法的单一、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强大影响表示了感慨。最后,田青先生也从道德层面、感情层面与技术层面谈到了传统音乐的继承和发展。讲座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综述撰写过程中得到刘小山学友提供的薛艺兵、崔宪两位先生的录音,在此表示感谢!
    此综述为满足想参加而未能参加讲座的人士而写,叙述较繁,有劳看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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