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晚,继4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专家在我院成功举办讲座之后,又一位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专家——田青研究员在我院东方乐器博物馆二楼举办了题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音乐学家的地位与作用”的讲座。韩主任于讲座前向田老师授予了2005-2006年度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论坛讲座教授证书。  

    韩锺恩主任向田青研究员颁发聘书

    田青研究员在演讲中

    田老师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面的倡导者,同时也是中国音乐史及宗教音乐文化方面的专门家,他之前曾在上音举办过关于宗教音乐的讲座,因此本次讲座的内容定为在他近期一直忙碌着的中国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及音乐学家在其中的作用。老师用极为生动的语言为我们阐述了我国目前在非物质文化保留方面的现状,并对在座的学习音乐学的同学提出了要求。本文是此次讲座的现场笔录,由于时间仓促,内容多有疏漏,特别遗憾的是无法原封不动地复述老师时而痛心疾首,时而义愤填膺又不失机智风趣的语气。而我的一些困扰恰恰和今天讲座的主要内容不谋而合……

        

        在当前文化界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应该值得大家关注的事情,因为多年来对这个领域关注得实在太少。2000年由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左翼(?)知识分子发起了关注当代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审活动。2001年,以中国的昆曲为首的23个世界范围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获此殊荣,其中也包括日本的能乐。日本各大报纸均以头版详细报道了此事,相比较之下,我国仅有几家报社仅用了极小的版面叙述.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光明日报以第一版的右下角,人民日报的以文化版块报道了这个消息。可见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多重要!我们这个民族其实是最不重视文化遗产的一个民族,在抛弃自己的文化上毫不客气!在这一点上,我们远远比不上那些我们看不起的,被我们称为“没有文化”的国家.

        如今,遗产一词较多出现在法律上。而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遗产又代表了什么?我们说法律上的遗产拥有得越多也就越富有。那么相应的,在文化上,这个国家拥有的文化的遗产就是文化上“富人”与“穷人”的体现。日本对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是我们想象不到的。90年代初的时候,可以说日本歌舞伎剧场里只有34个人,而就在3年前,我所见到是一场歌舞伎的演出至少有60%是日本人在观看,并且他们都身着盛装。这个情景就像某次我去台湾时所见到的类似:一群台湾学生在观看昆剧《牡丹亭》时的热情令我非常之惊讶!我们中华民族能够支持其自尊心的,除了经济外,真正能赖以自豪的东西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可我们在对待这些历史的时候实却实在无法令我们自豪。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形的,而我们国家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已经是惊人的了:49年后北京城的城墙被拆了,一直以来不断地有一些古老的建筑被拆除了让位给新的建筑……让人痛心的不是过去的物质,而是我们这个民族一而再再而三地犯这种错误。可以说几乎每一分钟都有一座建筑、一个剧种剧种或歌种正在消失。但文人的声音、知识分子的良知同政府官员的“上进心”比起来实在太微弱了:北京东西巷的平安大街有几个王府,政府为了改造将需要修葺的破旧的明清建筑统统拆掉,盖了一个仿清建筑;在(上世纪50年代初)拆除北京城门前,梁思成曾经提议在北京城外建造一座新城,保持北京老城的原貌.但是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今天,的全中国都在实行这种所谓的“旧城改造”,那些曾经美丽的、拥有悠久文化的古迹就此不复存在。

        我到过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但他们几乎都是一样的,丝毫没有应有的文化上的新奇感,没有城市的特色。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现在中国的每一个县城都要在它的中心广场上立一个不锈钢伪现代的、狰狞的雕塑,越土的地方,这种雕塑就越奇特,而且一定要铺上草坪,其代价是——把几百年的老槐树砍掉!然后立几个电线杆,更有的地方到处种一种“塑料椰子树”(一种椰子树型的灯)。所有的历史和美感都在消失。为什么呢?很简单,一个词——现代化。

        中国近代历史上对文化的打击有三次。第一次是刚解放时(50年代初);第二次是文革,这次浩劫中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都无法幸免;第三次就是改革开放之后。文革好比台风、地震,它是外来的,有时间段的,当时的除四旧是违背绝大多数人的意愿的。我认为第三次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我比喻为——釜底抽薪。

        我个人接触过一个例子:1983年我读研究生时拿了300块钱就跑了半个中国。那次来到陕西咸阳寻找佛、道教的音乐的原生态资料。一位农村的老太太告诉我一个七八里地外的一个弥勒寺里有几位尼古唱得很好,于是在步行了大约6个多小时的路程之后终于见到了这个洞窟式的寺庙。当时我带了最原始的砖头式录音机去录音,并将来不及录制的曲调的乐谱都记录下来。他们唱得真是非常整齐,曲目也很丰富。那天整整唱了一晚上,直到第二天早晨五点。我不禁产生了疑问,这么整齐的歌声是需要经过长年累月的练习才能达到的,难道文革时期都不中断吗?她们的回答令我吃惊。首先,这个村子的村民都信佛教,念经作为记工分的一个项目。再来就是他们想出一个办法,拿秫秸在弥勒佛后面围了一道墙,弥勒佛前面贴了毛主席的像,有人来了就唱“亲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等人家走了以后继续唱她们的(‘经文歌’)。

        我在1982年的时候曾经想研究佛教音乐,我的老杨荫浏" w:st="on">师杨荫浏先生告诉我,想要研究佛、道的音乐只能去台湾,这就相当于现在去月球上作研究。到了90年代末我真的去了台湾,我就想起当年先生的话。先生亲眼目睹了文革对于北京城的冲击。然而就如我之前所说的,文革就像一场暴风,但对于中国一些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来说,政治力量是达不到的。中国的普通民众就是传统文化里面一部分,他们就是从那里滋养起来的。我们城市里的人是无法解释他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当政治的、违背良心的力量来破坏传统文化的时候,传统文化只不过是受了外伤。文革最厉害也就是1966-1967年中的三个月,之后社会就开始平息了。我们现在却将对传统文化的破坏都归咎于除四旧上,比起现在是小巫见大巫了。如今建设性破坏的速度之快、规模之浩大,960万平方公里都逃不过。现在哪个地方甘愿贫穷?不求发展?这种经济改革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都与传统文化生存有密切的关系。比如农村的城市化,它是一种追求。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大迁移都没有目前的大。农村出现空洞化。10年前我们采风还能找到弥勒寺,而现在到农村去只有小孩和老人,所有年轻人都不在了。这种经济大潮所带来的文化上的一体化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在这个巨大的繁荣背后也有被我们忽略的负面影响。例如民族唱法。电视一普及,所有唱民歌的都要学宋祖英、彭丽媛。地方戏除了较大的戏种(例如秦腔)还得以保存外,尤其是南方一些小的地方戏本来规模就不大,现在又要改用普通话演唱。这种对民间文化的冲击实在是无孔不入!

        然而,我所得出的结论是:任何人都有按照他心目中的标准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没有任何权力干涉他人。我们只能建议,却丝毫不能干涉。农业社会是地域造就不同文化,而如今却是经济所造就的。我曾到过黎族的一个村子,当时我觉得他们用自己祖传的染布方式所制作的布料非常有黎族的特色,但如果有可能,他们向往的却是大城市的服装。我临走的时后他们告诉我下次可以不用长途跋涉来村里,马上会在附近建造一个飞机场。当时我便清楚地知道,飞机场建成之日就是传统文化消亡之时。有时我们明知道事情正在发生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地在它们消失之前用各种方式将其记录下来做成标本,至于原生态的东西,就只能帮助当事人在保留这些传统的同时发展经济。大家现在努力的话也许结果不至于很糟!先通过经济利益使他们感觉到自己的文化是有价值的,重新帮助他们建立对文化的认同感,我认为这些工作还是有希望的。反过来说如果再不去作,那么少说3年,它们就再也没有了。

        现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状况,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社会背景造成的。用数字说明这个问题:80年代末,地方剧种还有300多个,而现在却不到50了。那200多个剧种哪儿去了?消失了?就是消失了!十几年前我去采风时还希望能发现一首新的民歌,但现在我到任何地方都不再有这种奢望,我只是希望那个地方还有人会唱那时候的歌罢了。

        说了那么多,究竟音乐学家在这个背景下应该怎么做?首先,无论怎样,每个人都有义务关注文化遗产的遗失。现在我们所学的学院派的东西已经基本上和他的母文化完全脱离了,问题是我们学我们民族音乐也变成一个历史了,每一个学音乐学的人应该有一点点我称它为人文关怀也好,知识分子的良知也好,社会的责任也好,和我们所面对的状况比起来这些词都是恰如其分的,我甚至认为他们都还不够。树立这样一种责任心,责任感,我们应该像谁学习?中国的音乐学家是有这样一个传统的,即是对我们自己本民族的音乐文化讲究挖掘整理的传统。如果没有杨荫浏,我们就没有了阿炳。像这样的音乐家绝对不只一个,但由于他们不被主流文化所注意,他们一年一年地存在,又消失了。杨荫浏用他的钢丝录音机把阿炳的音乐记录下来。(但这由杨所加的标题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听众对音乐的理解,如今我们绝对不能再做这种事情)但如果没有杨荫浏,没有这沉甸甸的光闪闪的文化呢?我们要认识到音乐学家所起的作用!音乐学家要关注现实!要知道我们音乐学的传统是关注最底层的文化并将其发扬出来。虚心学习外国是需要的,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两点值得我们学习。一是对文化遗产的重视。韩、日由国家给那些民间艺人物质上的保证,以至于地位等等;巴黎老城区所有的建筑都在被保留的老城区范围,而新建的现代新异建筑则位于专门开辟的新城区,几乎所有欧洲的老城市都是如此。这些才是智慧!必须做到对文化的尊重,对历史的尊重。第二,对文化的重视要从小培养。我早年曾在法国卢浮宫里看到一群幼儿园大的孩子坐在地板上听老师讲述卢浮宫中的名画以及他们民族的历史。而我们现在的孩子所学的多少是真正能够让他有民族自尊心和文化底气的东西?但另一方面,我们理应有一些值得自豪的东西却被我们所漠视。请记住我现在说的这句话:从现在起关注这个事情,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在你上课时、唱歌时、甚至在喝啤酒的时候消失了。我们每个人都忘记了爷爷奶奶曾唱过的歌谣。因此我提倡,每个人都要会唱起码10首自己家乡的民歌!

        另外,我们学音乐学的要尽量和我们民族的传承要联系起来。人一辈子能做一件事情——必须是有意义的——并把它做成就算没有白活。但我们能做什么呢?像杨荫浏一样,像前一代的音乐学家一样——关注现在还存在的文化遗产。不能让历史在我们这一代中断!

    讲座后田老师留出一段时间供同学们提问:

    Q:中国人的佛教、道教,以至于民族唱法都喜欢用比较“尖”的声音,这是不是美学上有什么渊源?

    A 这是个很深刻的问题,我不能几句话来回答,但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宋祖英、彭丽媛的这种中国民族唱法影响到全国,更严重的是它影响整个中国的地方戏曲和民间曲艺。出现这个现象有政治、时代、社会发展阶段等各个方面的原因。

        我在担任某次歌唱大奖赛的评委时以3天里200位选手每人2首的速度打分,竟然发现有60%的曲目都是重复的。因此我每次打的都是最低分,别人问我原因,我说那是因为“我们是在不同音列上的音级”,更深刻一点来说:50年代的时候我们不用电视都能认出每个人的音色,但现在都是一样的。有甚是现在连看电视也不认识了——连化妆都一样了!有人说音乐学院正在“批量生产罐头歌手”。中国目前有700个音乐学院,在九大音乐学院外还有数不清的音乐学院,每一个省、地区的师范大学都有地方音乐学院,毫不夸张地说比如说有“东北林业大学音乐学院”。700个音乐学院每年要生产多少个歌手?我实在想不出他们将会有什么前途。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就是生产的规模化,科学的规范化。工业文明的确带来了很多好处,但对艺术绝对是灾难,因为艺术是个体的。中国的文明99%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工业化后所有个体的东西都简化到最小。所以我们现在这种唱法与工业文明过度有关系。社会的变化、政治的要求带来审美上的一致性。

        还要补充一点,我曾把我们的三种唱法比喻为“风、雅、颂”。通俗歌曲为风,内容大都与爱情有关;美声是雅,只有少数一部分人在欣赏;民族(学院派)为颂,专门唱一些赞颂祖国的歌曲。

        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继续研究。

    Q任何一个事物都有他的规律,包括艺术在内。我们现在将这些原生态的民歌“捡”起来的意义是什么?建起来了是放在那里还是发展它,当然发展是更好的选择,如何发展如何保存?再说,为了保存源生态的文化却让中国的农民依旧生活在贫困中难道不残忍吗?您刚才所说帮助那些源生态居民开发旅游,但在开发的同时必然会使原本的艺术发生变化,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A:你的这些问题已经囊括了我近十年里所研究的内容了(笑)。简单的说我将其分为三个层面,即:道德层面、感情层面与技术层面。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任何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规律。知识分子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们关心同自己利益无关的东西。其中又分为两派: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道德层面上的问题是,明知(文化)要消亡我们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我们不谈,因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道德取向。再来是感情问题。我认为一个人可以无知,但却不可以无情,尤其是亲情、爱情,当然也包括了你对这个民族文化实体的感情。在我看来如果没有这种感情的人起码是不可敬的。人最大的资本是信赖,信赖如何产生?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没有感受不仅仅是文化的断层,也牵扯到民族认同感,以及对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感情。我承认我是个感情脆弱(丰富)的人,比如我听到盲人唱歌我会流泪。但我仔细总结下来,发现这是支撑着我的东西,相反是我的优点。第三是技术层面,所有艺术都产生于相应的社会,相对应的是那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这种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的消失也意味着那个时代艺术的消失。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一点了我们才应该抢救它,我所强调的抢救是打强行针!让他在有限的生命里过得更好。即使已经死了,我们也要将它做成标本,让后代知道我们曾经拥有过。有些东西不能原生态地恢复,但总比没有的好。遗产里有的是完全保留,比如昆曲,但是唐诗、宋词并没有原生态保留,那么把他们保留下来好不好呢?你仍然要佩服那些留下的词是伟大的。目前我们能抢多少抢多少!我们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另外,我要以一个故事结束今天的讲座。这个故事出自冯骥才的一篇小说:一个音乐家在一个农家看到一把很破的小提琴,但是这是一把世界名琴。他准备倾尽自己的所有财产买下这把琴,由于身上的钱不够,他先付了订金,说好第二天早晨再来。这天晚上,农民觉得很担待不起,这么把破琴怎么可以卖出那么高的价钱呢?他用水把琴从头到底地擦了一遍,觉得不够,又用他家仅剩的红漆把它仔仔细细地漆了一遍。你能说这个农民在漆红漆那刻的思想不是崇高的吗?但是我们能够认同他的这种审美观吗?希望大家明白,不是想做什么做什么,每个人都去做,就能够拯救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因此,在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事情上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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