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作者认为应该把音乐记谱与音乐描述以及音乐分析区分开来。因为,记谱工作是民族音乐学者的中心工作,也是最困难的,是民族音乐学者能力的体现。列举了几位学者对记谱的观点,由KunstBartokHoodSachsSeeger等。这种在民族音乐学一般讨论中出现的似乎绝望的警告与某些文化和音乐类别的典型研究形成了反差,因为在这些研究中都有记谱问题,虽然做起来有些困难,做得也不尽完美,但事实上,可以对所用的过程进行解释。在20世纪50年代非常强调的是,记谱能力常常被看作是民族音乐学者的一种标识性的能力,大多数人认为这种能力是必须具备的。作者用自己的学习经历说明了这一点。通过这个例子,作者认为真正的民族音乐学者首先应该是一位音乐的记录者,甚至可以认为,从事该领域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记录所有可能找到的音响。

    伴随着民族音乐学的发展,记谱工作也在变化。总结了上个世纪100年间记谱的发展特点。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理论性问题:(1)规定性记谱与描述性记谱之间的区别;(2)音乐思维的构成特性——即歌曲或乐曲都是被译的;(3)记谱是局外人利用记谱法对音乐所进行的描述,还是某种文化自身为了表达自己对音乐的理解所采用的一种表达方式;(4)人和机器的作用;(5)记谱应该是学科的统一的技术,它是否可以作为根据某种特殊观察的需要而发展的特殊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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