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举例

    可以归入“民族思维”方法的音乐形态描写的范例,可举出于会泳的《腔词关系》,王守泰主编的《昆曲曲牌及套数范例集》,王凤桐、张林合著的《中国音乐节拍法》和沈先生的《基诺人关于音乐的概念行为方式及其文化内涵》等。

    主要介绍王守泰主编,陆兼之、顾兆麟副主编等十六人编写的《昆曲曲牌及套数范例集》,其编著者作为“局内人”的“纯粹性”,争议性较小。这是一部内容翔实、结构庞大的著作。同于先生的《腔词关系研究》是相得益彰的杰作。只是《腔词关系》着重研究的是板腔体制的音乐,而《范例集》研究的则是曲牌体制的昆曲。此处主要以其中【板位】【主腔】两个概念为例。

    【板位】“曲词上点正板的字位”,包括“头板”和“底板”(《范例集·第一集·第一卷·第四章·之六》)。我们知道,昆曲的点板是一门很大的学问,也是中国传统音乐创作过程中几乎是第一道作业程序;除了词格之外,曲牌与曲牌在音乐上至为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板位”布局的不同,在某种意义上,它决定着曲牌音乐整个的布局与结构。但是,点板的正确与否,精彩与蹩脚,对于局外人来说,是很难品出其不同情趣的。所以,研究昆曲的“板位”是了解昆曲的“局内人”音乐思维的重要切入点;也是了解中国传统音乐创作规律的汇总要途径之一。可以说,不了解这种创作思维规范,纯粹用西方曲式分析方法研究中国传统音乐,几乎可以肯定,是“隔靴搔痒”,完全不得要领的研究。

    【主腔】昆曲“主腔”的概念,虽早在徐渭的《南词叙录》中已有萌生(“……须取‘声相邻’以为一套……),但正式提出这一概念的,则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曲家王季烈(1873-1952)(《庐曲谈》·1927);之后《昆曲格律》对这一概念有所发展;而到了《范例集》,则此概念得到了重大发展。用《范例集》作者的话来说,是从王季烈的“主腔线型论”推进了“主腔框架论”,并提出了与此概念有关的一整套概念和理论。甚至被发展成为昆曲曲牌和套数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尽管对于这个概念,学界还有不同意见,但由于这个概念出自“内文化”的一系列权威专家之口,从民族音乐学角度来看,它是相当典型的“民族思维”的产物,所以应当给予高度关注。

    在“民族思维”方法的讨论结束之前,沈先生还专门谈到“锣鼓经”问题。它既是符号学描写法的问题(前面曾提及),更是一个“民族思维”法需要讨论的问题。因为“锣鼓经”的思维方法完全是民族思维的重要结果。锣鼓经“方言”系统具有独特的生命力,将其规范为一种语言是不可取的。

     

    第八讲 描写音乐学研究方法之四 自省的描写方法——主观论述的客观化处理 主观思维的自我跳脱

    一、何谓“自省的描写法”

    所谓“自省”就是“自我反省”(self-consciousness

    反省什么?

    反省自己观察和描写研究对象时所秉持的态度、立场,反省自己之所以会如此这般看待和描写研究对象、作出如此判断、得出如此结论的“前提”和“认知架构”。

    二、“自省描写法”的意义——主观论述的“客观化”处理

    人们认知事物,总是会有前提的,是必定要受某种“认知架构”的支配的。没有认知架构和前提,就没有认知。

    只是这种“前提”和“认知架构”在通常情况下不容易被自己意识到而已,是“理所当然(Naturally)”和“不言自明(self-explantory)”的。而恰恰就是它,支配着你作出这样或那样的“主观判断”。

    自省的方法不仅能使研究者认识到自身的立场和局限性,同时也对后续的研究者起到提示和警醒的作用。

    例如摩梭人的婚姻被汉族人认为落后,而实际在其文化逻辑系统中是和谐的,而使东巴文化中出现专门超度殉情者的文化类别。

    所以,我们从事学术研究,就一定要随时保持有这种“虚怀若谷”的自我反省意识、态度和能力,并在进行描写、表述、建构自己的理论时,尽可能把这种“前提”和“认知架构”交代清楚(至少是向自己交代清楚)。这样,原本的“主观思维”,就被“客观化”了。

    在所介绍的六种方法中,本讲所说的“自省的方法”和第一种“物理的方法”,正好构成了我们处理研究对象的两极:“物理的方法”几乎是“纯”客观的,而现在讨论的这种我们所有的人几乎是必然的,无时无刻不在使用的认知方法,原本却是“纯”主观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将它作如是的处理,使之“客观化”,从而使自己从“主观思维”的状态中跳脱出来。经过这样处理的“思维”虽然仍是研究者的思维,但它已经少了许多的“主观性”,就在学术上有了更多合理和积极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反省的必要在于,对研究对象的描述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绝对客观的,反省的本质是研究者需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描述的“非客观性”何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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