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钱仁康学术讲坛:“音乐形态学问题”之三综述

    内容:作为民族音乐学基本一环的描写音乐形态学(第二部分)

    时间:2008/6/6(周五) 900-1200

    地点:新北楼214

     

     


    一、补充答疑

    在正式开讲之前,沈洽教授首先回答了几位师生针对上一次讲座的提问:

    问:“规约”与“描述”作为描写音乐形态学的一对基本概念,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但是,“规约”与“描述”似乎又很难确定,比如上节课举例中“341音分”的问题,它相对于小三度是一个“描述”说法,而相对于频率而言,又是一个“规约”性说法。这该如何解释?

    答:这个问题很好,这正是“规约”与“描述”的相对性的问题,在一定的条件之下,“规约”与“描述”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而且从轰鸣着的音响到音乐分析可以有多级的“规约”与“描述”。鉴于这个问题正是今天要讲的一个重要内容,这里就不再展开说了。

    问: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章中将“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而现在您提出“人类学的音乐学”。请问您自“民族音乐学”到“人类学的音乐学”,在研究理路上有没有什么变化?这之间有没有什么矛盾?“民族音乐学”与“民族音乐理论”之间究竟是何关系?

    答:我始终如一,如痴如醉地在搞民族音乐学。今天提出“人类学的音乐学”是基于三点考虑:一、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与许多同仁一起积极推进的自西方传入的民族音乐学,本身就是梅里亚姆的Ethnomusicology。无论是上世纪我将之称为“民族音乐学”,还是现在称为“人类学的音乐学”,它本身就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所以,我一路走来,在这个学科的基本没问题上从来没有含糊过,不存在变化或研究方向的转变,甚至矛盾;二、在汉语语境中,“民族音乐学”容易引起“‘民族音乐’之‘学’”这样的歧义。同时,近年来内地学者开始多用“人类学”作限定词,为了少发生歧义并从善如流,就提出了“人类学的音乐学”。但是,这样也会容易引起一些相关质疑。

    我是伴随“民族音乐理论”成长起来的,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自罗传开先生处最早看到有关“民族音乐学”的资料时,当时对我的感觉真如一道光亮闪出。我当时觉得“民族音乐学”的文化相对的思想、开放而广阔的研究对象和对文化背景的重视正是我国“民族音乐理论”急待接纳的观念,以打破“民族音乐理论”研究中“为创作服务”的单一、狭窄目标。有鉴于此,我当时才能放下一切,忘我地去推进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立志解决“民族音乐理论”研究中的问题。如果引进民族音乐学不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仅仅是为了研究世界各地的音乐,这虽然也重要,也需要有人去做。但我认为,照真如此而行,那他的价值必要大打折扣。再者,如果真是这样,我也不会为之准备献身。另外,只有当中国“民族音乐理论”多年积累的丰富研究成果成为中国民族音乐学之根基时,与民族音乐学的结合才有可能解决中国音乐的问题,才有可能出现具有中国特征的、具有独特价值的中国音乐研究!

    [1] [2] [3] [4] 下一页

    分享到:


  • 文章录入:云梦泽责任编辑:小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