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作为民族音乐学基本一环的描写音乐形态学

    (描写音乐学)

     

    时间:200863 1330

    地点:教学楼908

     

    63下午,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台湾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沈洽教授在上海音乐学院教学楼908教室,进行了“上海音乐学院第五届钱仁康学术讲坛”系列专题讲座的第三讲,题为“作为民族音乐学基本一环的描写音乐形态学”。综述如下:

     

    一:作为总体学科之‘音乐学’属下理论学科层次的民族音乐学(人类学的音乐学)

    沈洽教授首先对此次讲座的题目“作为总体学科之‘音乐学’属下理论学科层次的民族音乐学(人类学的音乐学)”做了一个解释。沈老师认为“描写音乐学”的界定本身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音乐学作为总体学科”以及自己对“民族音乐学”的理解。在前提梳理清楚的基础上,才可以开始谈作为其子学科的音乐形态学。

     

    民族音乐学是总体学科音乐学的一个分支。这里的“总体音乐学”是为了和西方的“音乐学”所区别。西方的音乐学的提法,是局限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被现在的人们误解为是具有普适价值的音乐学。如今中国民族音乐学领域的人们已经对此有所认识,因此在此加上“总体”二字,以区别西方诠释系统。此外,民族音乐学家所希望构建的民族音乐学是为了面对整个人类的学科。这里使用“人类学的音乐学”,而不叫“音乐人类学”的原因是因为,后者之词根是人类学,而我们是音乐学者。所谓“作为总体学科的”音乐学,是指构建在全部人类音乐(至少是一些所谓最有代表性音乐)认知基础上的音乐学,而不是西方人用将近两个世纪为了认知他们自己的音乐而构建起来的那个音乐学。用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这样的音乐学,纯粹是一个EMIC性质的封闭的诠释系统。这个系统的有效性在西方文明的范围内是绝对权威的,无可争议的。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西方海外殖民地开拓和资本的输出,加上作为其衍生物的古典进化论和西方文明价值中心主义等思想潮流的深刻影响,它不仅扩散了到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而且还通常被说成或误认为是具有普世价值的,用Nettl的话来说,现在的音乐学是被西方一己文化的音乐学所“潜取”了。而这样的一个诠释系统对于非西方文明的音乐而言是否有效,则需要重新检验。所以,为了区别这种音乐学,我们不得不在我们所说的音乐学之前加上个“作为总体学科的”这一定语。

     

    至于“其属下里理论学科层次的民族音乐学”的提法,其灵感则来自钱学森先生在《现代科学技术结构再谈科学技术体系》一文中用系统化思想所提出的“学科学”理念和构想。钱学森关于“学科学”的基本理念和构想是:

    1)现在的林林总总的学科,其结构就像是一个“蚁冢”,原本有机的客观世界被切割得支离破碎,被“大卸八块”了。因此,有必要还原这个大千世界的“有机性”,如何还原。好比蚂蚁冢的结构和蚂蚁的分工一样。许多学科把世界切割成为一个个的份额,成为不同的领域。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讲,客观世界是一个整体。切割后,违反了系统论,叫做耗散结构,没有实现优化。再比如苏联米格机和美国的幻影,在零件上美国的比苏联的好。但组装后,米格要好过幻影。因为米格优化的好,这就是系统论的主要思想。因此钱学森认为,这么多学科要优化,他的这个思路就是“学科学”;

    2)所有的学科都同时面对这个有机统一的客观世界。而学科与学科的区别只是把这统一、有机的世界看作为是什么的区别;

    3)学科和学科之间的关系可分为三个层次:哲学层次、理论科学层次和应用科学层次。其中,自然科学揭示物质在时空中的运动:质和量的运动的不同层次:不同层次的物质运动的相互关系。社会科学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运动:社会内部的运动:客观世界对人类社会运动的发展的影响。数字科学揭示质与量的对立的统一;质与量的互变,与此并列的还有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等等。沈老师认为,按照钱学森所说的三个层次,那么在这些理论科学的上一层都通向学哲学,而它们的下一层就都是应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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