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4日,余自湖南巡回讲学返京,见金湘">金湘先生在《音乐周报》上发表的《魔鬼还能回到瓶里去吗?》一文,开头讲了《天方夜谭》里关于渔夫和魔鬼的故事,不禁使我想起我国旧时民间传说中的驱妖逐邪神——钟馗。明吴道子曾绘钟馗像:戴一破帽,穿一袭蓝袍,眇一目,左手捉鬼,右手剜鬼眼。其貌虽不扬(与“鬼”何亦?),但其捉鬼之坚决却令人钦佩。金湘先生云二十世纪的现代音乐这个“魔鬼”不好对付,“魔鬼”不仅不会再回到瓶子里去,反而愈来愈“泛滥成灾”了。最后的结论是“魔鬼,你回不去了!你不回去了!让我们一起大步向前走吧!”如果这时日常的调侃,可不必太较真;但探讨学术问题,却不可与“良莠混杂”的“魔鬼”为伍“一起大步向前”。反之应有鬼必捉,是邪必除。外国的“渔夫”是否真的“对付”不了二十世纪的现代音乐这个“魔鬼”,这里姑且不论;但是中国的“钟馗”见“鬼”(别误会,这里专指“混杂”在现代音乐中之“莠鬼”)必捉,毫不留情,仅此而已,岂有它哉!

     

      现就金湘先生在文中提出的几个实质问题,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1.强调音乐创作的个性,并不妨碍作曲家对社会予以关怀、对人类命运予以关注。可以勋伯格的《华沙幸存者》(1947)、潘德雷茨基的《广岛受难者挽歌》(1960)和古雷茨基的《第三交响曲》(《悲愁之歌》,1976)为例。众所周知,前两部作品属于无调性范畴的代表作;而后者则是一部带女高音的、三个乐章均为慢板的交响曲,既继承了古典主义优秀传统而又富于个性。

      2.“对于只剩概念而无音乐,甚至只剩观念而无声音”的作品我们当然不应对之顶礼膜拜。问题在于就是有人对“无声”的表演,无中生有地写出这等评论:“但却能从两个指挥的手势和体态中传达出休止符的『力度起伏』”;甚至还有人惊呼“谭盾的无声音乐比起约翰·凯奇更高一筹,智商很高”。对于这种高论理应予以回击,当年我指出“这无异于赞美『皇帝的新衣』”的批评是恰如其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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