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理性”、“人本主义”和“寻根意识”是新潮音乐与整体文艺新潮“共生”的三种文化哲学品格。“反理性”、“人本主义”决定了新潮音乐的基本格局,它给予新潮音乐在哲学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气质。而“寻根意识”又将这种现代主义气质与民族文化心理和审美意识融为一体,它决定了新潮音乐根植于传统文化、高扬传统文化的审美意识。并且,这三种文化哲学被转化为美学品格,形成其相应的美学形态。所以,与其说新潮音乐的美学来源于“他律论美学的蒙垢与反思”、“自律论美学的崛起与扬弃”、“老庄美学的复苏与新生”以及“西方现代思潮的涌动与净化”,[24]还不如说由“反理性”、“人文主义”和“寻根意识”烹制出的新潮文艺给新潮音乐审美意识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参照系。将文化哲学作为艺术最终表现的实体,或对文化哲学的选择,这是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的一大特性。新潮音乐作为与整体文艺新潮“共生”的艺术形象,也自然而然地成了一种“音乐化”的文化哲学。因此,站在这个立足点上,重新确定新潮音乐在历史中的“坐标”;反省既有的新潮音乐理论;在文艺新潮以至更广阔、深远的文化背景中探讨新潮音乐的文化哲学内涵,无疑是当今新潮音乐理论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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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王安国《我国音乐创作“新潮”纵观》,《中国音乐学》1986年第1期。

     

    [2]     克莱因指挥浸透颜料的女模特儿在画布上留下身体的痕迹,而这些痕迹就是他的作品。

     

    [3]     《现代音乐对话录》,《人民音乐》1986年第6期。

     

    [4]     王干《反文化的失败》,《读书》1988年第10期。

     

    [5]     [4]

     

    [6]     [4]

     

    [7]     转引自汪申申刘健、周晋民《新的时代呼唤着新的音乐》,《人民音乐》1986年第6期。

     

    [8]     彭志敏《音乐新技法探索中的盲然,偶然与必然说》,《音乐研究》1986年第2期。

     

    [9]     赵晓生《二十一世纪音乐与新浪漫主义崛起》,《中国音乐学》1986年第3期。

     

    [10] 见《文艺报》1987年第1期。

     

    [11] 吕骥《音乐艺术要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4期。

     

    [12] 李西安《他从迷惘中和求索中走来》,《人民音乐》1985年第10期。

     

    [13] 朱践耳《关于(第一交响曲)》,《音乐艺术》1987年第1期。

     

    [14] [13]

     

    [15] 石夫《关于音乐新潮理论的思考》,《音乐研究》1988年第2期。

     

    [16] [11]

     

    [17] [15]

     

    [18] 赵晓生《乔治·克拉姆音乐的抒情性和戏剧意识》,《音乐艺术》1986年第3期。

     

    [19] 王安国《评瞿小松作品音乐会》,《人民音乐》1988年第11期。

     

    [20] 《青年作曲家心态录》,《音乐研究》1986年第6期。

     

    [21] 刘经树《崛起的一群,迷惘的一群》,《人民音乐》1988年第1期。

     

    [22] 叶纯之《仿古与民族精神》,《人民音乐》1986年第6期。

     

    [23] [11]

     

    [24] 居其宏《“新潮”音乐的美学来源与流向》,《文艺研究》1988年第1期。

     

     

     

    198812月于武汉音乐学院

     

     

     

    作者附言:本文是大学时代的一篇尚未发表的习作,看得出我当年的得意劲,简直就是小子发狂。现在看来,这篇文字不无偏激之处,也有许多谬误。近二十年过去了,我以中国现代音乐研究获得硕士、博士学位,似乎不断成熟。但今天的我却没了这股“狂”劲,相反变得世故。无疑,这种“狂”正是批评家所需要的。为了纪念这种“狂”,本人一字不改,将拙文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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