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义”——新潮音乐在对历史的反思中重温了主题“人啊!人”,并引导人们进入“生命之流”。

     

      尼采抽去了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以作为欲望和情感的“权力意志”来概括人的生命本质;柏格森把“绵延”不断的“生命冲动”作为带来万物变化发展的动力;弗洛伊德主义则以无意识和泛性论为基础建立起了新的人格学说。这就是现代西方哲学中以生命哲学和精神分析学说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在中国,“人本”精神也曾在“反儒文化”中体现出来。早在汉武帝时,司马迁就提出“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史记·货殖列传》)的人本思想,魏晋时期的嵇康也曾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中心对人性与礼教进行了反思;明未以王畿、王良、李贽为代表,在反对程朱理学的呼声中掀起人本思潮。并在近代文化中大放异彩。“五四”时期,这种源远流长、蕴含在“反儒文化”形态之中的人本精神,在反对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浪潮中得以高扬。但是,它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尚未充分展开就被泯灭。“人啊!人”又被囹于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之中。传统文化中的人本精神演化为“革命的人道主义”;特别是在“十年动乱”中,“人啊!人,”被“斗争哲学”和异化的理性折腾得扭曲而不可识。

     

      动乱的终结,带来了全民族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刻反思,“人啊!人”的呐喊慰籍着阵痛后的民族。就在这个时候,以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主义为中心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也流向中国大陆,与“人啊!人”的主题一拍即合,而形成人本主义浪潮;并迅速找到了它的温床——“伤痕文艺”。就这样,人们在对历史的反思中找到了“自我”,完成了美学形态上的艺术对象从客体到主体的转向,这使文艺创作及其审美泛起“人”的色彩。注重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个性和人的本能,揭示人的个体价值与道德规范的冲突与矛盾,肯定人追求个体精神的合理性、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文艺新潮的“母题”。

     

      青年作曲家叶小钢, “在长期的痛苦、 失望、焦虑和探求中,重新发现了自我,”[12] 用“第一人称”写下了《第一小提琴协奏曲》(1983)。它像北岛、舒婷、顾城等青年诗人的朦胧诗以及更多的“伤痕文艺”一样,在一种极为深重的“失落感”中反思历史,唱出了主题“人啊!人”。由“伤感的人道主义”到人本主义,揭示了人本的崇高、伟大,歌颂了人的精神。《老人的故事》(1984),像画家罗中立引出“父亲”(油画《父亲》)、作家谌容引出“中年”(《人到中年》)一样,引出了“老人”这个超阶级的生物性概念。整个作品以刚毅而又孤独的三弦倾诉了说书老人人生旅途中的苍凉。这与他的一个伟人而作的《白色的花》(1979)则不同,“非英雄式”、“非颂歌式”地揭示了现实世界中,被抽去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的“人”的顽强和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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