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理性”的极端化行为就是通过柏格森“超越理智的直觉”实行“反文化”:用一种丑陋的、粗糙的、原始的、戏谑与调侃的音乐语言对传统文化的审美规范进行褒渎。其突出表现就是过分重视对音色的“直觉”。瞿小松曾说过:“我写音乐时,脑子里什么也没有,连颜色也没有,只有乐器的音色,只有声音,尤其是《Mong Dong》。”[3]他的“反文化”就是从这里开始的。《Mong Dong》中的Basso即是一个“反文化”的范例,那干涩的声音和一个缺乏理智的精神病患者歇斯底里的喊叫毫无两样。谭盾《乐队与三种音色的间奏》中的人声也患了这种“癔病”。这使人想起作家莫言的《红高梁》、《红蝗》和《欢乐》等小说中诸如“大便”、“避孕套”、 “金红色的阴毛”、“母亲的生殖器官”、 “月经的味道”之类“龌龊、卑贱、丑陋、残酷、恐怖、恶心”[4]的字眼。也使人联想到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徐星(《无主题变奏曲》)的“黑色幽默”,尤其是刘索拉笔下的“弄潮儿”。然而,“反文化”仍是文化的奴隶,“好象一个拎着自己的头发想脱离地球一样”,只不过是“把另一类未经传统文化认可的事情‘文化化’了”—— 人们在批判莫言近期小说时就是这样说的。[5]可能是新潮作曲家们悟懂了这些,所以洋溢在他们艺术实践中的“直觉”,最终还是受到了“理智”的框范;而将“反文化”仅作为一种对新观念选择符号。而不像莫言的小说那样,从《红高梁》到《天堂蒜之歌》,“接二连三地稀释他的‘红高梁’使原先醇浓的高梁酒化为寡淡的清水”。[6]

     

      从这一事实向外延伸,我们看到了隐伏在新潮音乐家“反理性”创作心态中的一种“自觉意识”。它与激烈的“反理性”互补,因而使新潮音乐对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艺术及其审美中的“反理性”精神的选择显得有控制。这即是一种“净化”:摒弃了西方“后现代主义”音乐中那些极端的非理性因素。所以,人们在新潮音乐中尚未“听”到凯奇的“无声音乐”(《433"》);也不见走上舞台将一把小提琴砸为碎片的“行为艺术”(南忠自《小提琴独奏第一号》);更没有出现裸体演奏大提琴之类极端亵渎理性的一表现;也未曾有过中国新潮美术运动中诸如“86厦门达达”中的“焚烧行为”、“观念21·艺术展观”中山东宋氏兄弟的“行动艺术”,以及1989年春节“中国现代艺术展”中的“开枪行为”那般“反理性”飓风。而与这些“反理性”行为相对应的却是一种“自觉意识”——“每个青年作曲家都还应有一个自我否定、自我完善的过程”。“路,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很长,很长”,“我们面前的路,应该更宽,更宽……”;[7]青年作曲家彭志敏的“盲然,偶然与必然说”[8]赵晓生的“合力论”;[9]“谭盾们”的“忏悔”;……像著名学者李泽厚一样大呼:“中国现在更需要理性。”[10]而不像某些新潮画家(如谷文达)那样,为“反理性”大唱赞歌。但一些缺乏宽容精神的理论家仍认为新潮音乐中“多新奇诡异之作”;[11]听了一些刺耳的音响之后,就大叫:“喧嚣”,“哭丧调,生理煎熬”。 甚至把它与现代西方文艺思潮中那种由于“物质丰富,精神痛苦”(马尔库塞语)而带来的“丑感”同日而语。总之,“自觉意识”是一种主体意识,它决定了新潮音乐的“反理性”精神在“合力”中升华,使新潮音乐在直觉与理智高度统一的审美时空中表现出这种“反理性”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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