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音乐一问世,更多的理论家仅从“新技法”的意义上去界定它;即使是将它理解为一种“新观念”,也未能跳出庐山之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群体的谬误。艺术,不仅仅只是一种艺术,还应表达一种文化哲学的形式出现,而艺术及其审美方式则成为表达文化哲学的手段。凯奇的“无声”(silence)、伊夫•克莱茵(Yves Klein1928-1962)的“人体测量”[2]就是很好的说明。文艺新潮的崛起,与中国“文化呼唤和哲学、哲学眷恋着文化”的热潮同在一个历史断面;所以,文艺新潮中的音乐也无不洋溢着文化哲学的意味,这就是新潮音乐的三种品格:

     

     

     

      “反理性”——新潮音乐选择了现代西方哲学和现代主义艺术及其审美中的“反理性”精神,将矛头指向了那种“经验理性”;并与“自觉意识”互补。

     

      “反理性”,作为现代主义艺术的主旨,它具备脱离人类理性经验、崇尚直觉、藐视文化、反对审美等多重性格。其哲学基础是以柏格森(1859-1941)“直觉”理论为中心的“非理性主义”。因为柏格森强调“直觉”、“非理性”、“创造性”和“无意识”;而“反理性”的现代主义艺术所主张的正是以直觉代替观察,反对艺术作为描写反映客观世界的工具,而把艺术作为方式,表达“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叔本华);要求艺术家把表现的立足点从客观转向主观,从外在的观察转向内心的体验和发现,从寓意的情节性表达转向潜意识、非理性的表达,从理性的范式化艺术转向不断创新的艺术。所以其学说“给予现代艺术变革以适当的地位”;并“对引起现代艺术变革的思想变革作了最精到的说明”(赫拍特•里德语),而成为现代主义艺术最重要的理论支柱。

     

        70年代末以来,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及“反理性”的现代主义艺术及其美学观被中国文艺所吸收,并形成以“反理性”为中心的文艺新潮:一场审美时空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新潮音乐也选择了这种“反理性”品格;它伴随着文艺新潮,将矛头指向一直奉为圭臬的毛泽东的“经验理性”—— 一种由走向极端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演绎而成的音乐观。这使新潮音乐像新潮文学、美术等艺术形式一样,完成了艺术及其审美上的“转向”——从反映到表现(性质)、从客体到主体(对象)、从观察到知觉(方法)的转向。这种“转向”在“反理性”中实现,使新潮音乐与以前的音乐大异其趣。形式的变革,风格的增广,带来了中国音乐发展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元化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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