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腐败在中国的泛滥既有传统文化上的恶劣根源可寻,更有现实中的“浮躁作风、贪腐社会、铜臭时代、功利世界、污秽地球”的土壤培育之功,而许多知识分子中人的“良心”已经荡然无存的“普世”现象,出于“拜权主义”的道德沦丧已成比比皆是的规模,则形成了导致学术腐败的蓝藻滋生疯长的“营养”基,在这种现实实际中,学术腐败只是必然结果之一。我们已经见多了把学术讨论和关系评判混为一体,听木了假话空话套话的振振有词,看惯了赤裸裸的唯上媚权、落井下石和专捅后背的两面三刀,如果现实无法改变,只能靠真正的知识分子以其个体行为、洁身自好去挣扎了,如果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尚能够保持住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上的纯洁,再进一步搂住自己的学生,能够一起建筑防波堤、增强免疫力,也许会符合上天的旨意,在可能的有限范围里逐渐成了气候,把惶惶然永无宁日还给那些作了亏心事还厚颜无耻的人,就是我们民族的三生有幸了。

     

    法理和制度建设是抑制学术腐败的一剂良药,如公开严厉查处网络抄袭教唆、对各种类学术腐败作出处罚规定、严格执行惩罚学术腐败现象的措施、在各种报刊和学术刊物中严格把关、在传媒和舆论工具上大造反对学术腐败的声势,等等,包括把建立相关的政策性事宜列入学术团体(如评论学会、著作权协会等)的天赋工作中,这些都是必要的。音乐评论学会特别负担着抑制学术腐败的天然义务,如果我们的音乐评论既不能不避意识形态的嫌疑,不能不怕权势和黑幕,客观公正地对音乐创作、著作,对社会不公在音乐上的形形色色表现作出完全排除功利的评论,也不能介入音乐生活,严厉抨击其中的各种腐败、虚妄和不实,对学术腐败长久逍遥法外完全无能为力,甚至把自己的学术会议也演化成了变幻大王旗的城头表演,那么不但音乐评论学会没有存在的必要,而且整个音乐评论学科也可以暂时退出舞台,因为让它偃旗息鼓总比助纣为虐好一些。

     

    学术腐败的严峻现象已经引起了我们社会有识之士的严重关注,不久前报载邓正来教授和杨玉圣教授拟联合教授们发起抵制学术腐败的倡议正是其中表现之一,他们提出的制度化建设是顺应学术反腐的重要措施。作为一个学者,在学术工作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自己严格、严谨、严密、严肃,这是职业品格的本份,然而,在洁身自好的同时不要忘了世界上还有正在泛滥的丑恶,我们还有遏制它的责任,因此我们才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永不停歇地在这里聒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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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也因为这次抄袭事件未被作任何处理,后来不但影响了我和相关人员的关系,而且成了我在那里工作中的第一次挫折(某同事以后对我说:你太不聪明了,应该让它收到“优秀论文集”中去,然后一个电话打过去,让教授出来揭发,让他们跌个跟头,一句话也没有,后患也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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