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燕迪:“现代性”在二十世纪前期中西音乐文化中的体现及其反思讲座综述

             (国音讲坛——系列讲座十六)

      间:20071112日晚7时至830

      点:中国音乐学院主楼513教室

    主讲人:杨燕迪

    主持人:高佳佳

    主办:中国音乐学院科研处、音研所、国乐馆

     

        高佳佳在主持本次讲座的开场白中,对上海音乐学院与中国音乐学院的友好往来给予充分肯定。尤其是,在中国院尚不能够独立招收博士研究生的关键时刻,上海院及时与中国院合作,两院联合招收了三届博士研究生。中国音乐学院最终得以能够独立招收博士研究生。相信以后两个学院的交流会不断向纵深发展。

        高佳佳还对杨燕迪院长能够在身兼重要行政职务的情况下取得有目共睹的丰硕的学术成果表示了由衷的赞赏。

     

      

        杨燕迪教授的讲座由四个部分和结语组成。

     

    一.问题设置:“现代性”概念与音乐文化

                                  

        杨燕迪教授指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现代性”(modernity)问题日益成为知识、文化界在学术上的一个新的关注焦点。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性≠现代化”。

    我国音乐学术界对于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道路的争论,实质上也和现代性问题紧密相关。杨燕迪教授说,中国音乐学院许多教授参与到这场争论当中。用现代性关注中国音乐发展的文论并不多见。

    所谓“现代性”问题,也就是对“现代现象”的本质诘问。“现代”一词,在此不仅是时间年代上的阶段描述概念,而且更是一种与“古代”形成对比的性质划分术语。“现代性”转型不仅意味着社会外在形态的变革,而且更是文化、艺术中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意识的转变,是人的心灵、思想和精神的内在结构的转变。正所谓现代性的转型“不仅是人的实际生存的转变,更是人的生存标尺的转变。”

        中西音乐的现代性转型显现出不同风貌。中国音乐的现代性转型是突变性的转折,显得更为紧张和艰难。

     

    二、西方音乐中的“现代性”转型

                                   

        从时间的顺序来看,西方现代音乐在二十世纪前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发展,总体说来可以分为两个明显有别的阶段。

    其一,“世纪末”转折至一次大战,可以被称为西方音乐“现代性”转型的萌发期。

    其二,两次大战期间,西方音乐的“现代性”转型基本完成。

    可以从二十世纪西方音乐的总体进展中抽象出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音乐现代性范畴:

    其一,专业艺术音乐的创作从所谓“共性写作”完全转向“个性写作”。

    其二,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化在二十世纪的不断成熟,音乐的品种开始明确分化为彼此有别但又相互依存的三大种类:艺术音乐、民间音乐和流行音乐。

    其三,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开始对音乐产生影响,其作用在二十世纪前半已经显露,但在二十世纪后半达至高潮。

                                  

         三、“现代性”转型视角下的中国音乐:二十世纪初的历史轨迹

                                  

    杨燕迪教授将二十世纪之前的漫长音乐历史看作是是中国音乐的“前现代”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的音乐可以划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四个打的类别。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世纪之交,中国音乐由于时代的巨变,突然进入到“现代性”转型的轨道之中。杨燕迪指出,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音乐没有及时全面、系统吸收和运用西方的现代作曲技术(这里指的是西方20世纪的现代派作曲技法),这是中国音乐在20世纪前期发展的一个特点。

         杨燕迪认为,中国音乐在20世纪前期的现代性转型可以分如下几个阶段进行讨论:

    第一,学堂乐歌是中国音乐走向“现代性”的第一个预示性标志。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体现为音乐文化功能的转型.学堂乐歌在中国音乐的历史上第一次使音乐成为唤醒民众、启发民智并借此形成民族精神认同的有力工具。通过学堂乐歌,中国的音乐开始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意识在精神载体上的具体显现.

    其次,体现为音乐风格的转型。中国民众的音乐听觉接受意识因为学堂乐歌而被西方元素所浸染,这在客观上为大范围地接受西方音乐打下了潜在基础。

      

     第二,“五四”时期及其以后:中国音乐的现代性社会空间逐步产生并展开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余年的封建皇权政治体制,整体意义上的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在政治层面上正式启动。中国的音乐文化回应着时代的大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带动下,中国音乐的现代性社会空间逐步产生并进一步展开,通过教育体制的革新和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搭建,音乐在中国作为公共文化产品和城市文化品种的地位开始萌发生根。

        第三,192711月,(上海)国立音乐院建立是中国音乐现代性转型的奠基性事件和标志性路碑。它顺应了中国音乐现代性转型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这种转型的必然结晶。音乐作为一种具有明确自我身份的艺术品种和社会分工职业,在中国终于立稳脚跟,而且得到了官方政府的支持和知识/教育界的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所学府成为了中国现代音乐史发展的推动“母机”,不仅培养了最早几代中国现代音乐各方面的栋梁之材,而且对之后建立的其他中国音乐高等教育院校和系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由此,在社会建制、民众意识和学院建构等各方力量的合作推动下,自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末,中国逐步形成了以“作曲家”个人为创作主体的音乐创作理念,并获得了相当的创作成果。具有明显现代性意味的音乐创作观念建构开始萌生:写作一个前所未有的作品谱面文本的“作曲”概念,独立于创作者并具有后续生命的“作品”概念,在写作中将个人特征置入其中、并依靠作曲获取社会职业的“作曲家”概念,以及一个连续不断并超越个人的“创作传统”概念。

                                  

     四、中国音乐现代性转型的后果及其反思                         

         中国音乐现代性转型的重大意义及其反思:

    其一,在二十世纪前期,通过中国社会整体上的现代性转型,音乐作为一种独立艺术门类的地位和品格在中国得到了初步确立。应该说,这是中国音乐现代性转型最重要的成果。

    其二,从二十世纪初至今,西方音乐通过现代性转型的带动大面积传入中国,并对中国音乐的历史发展和性格塑造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当下的视角来看,这种影响显然具有正负两方面的意义。

    其三,音乐中的民族性意识作为“现代性”意识的一个方面,自二十世纪初以后,成为推动中国音乐发展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推动力。

     

        杨燕迪教授在结语部分指出,在西方音乐和中国音乐中,音乐中的现代性转型确实已在二十世纪前期发生,而其后继影响是极其深远和极为深刻的。

    现代性转型是一个不可避免且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但参与其中的行动者仍然具有自由意志改变这一进程的后果和性质。正如中国音乐的现代性转型所显示的那样,由于每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结构与文化背景均有不同,这种现代性转型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全盘的“西方化”,而是在全新的条件下和语境中寻找一种并不丧失原有自我身份的新的方向定位。

    杨燕迪教授的讲座,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对二十世纪中西音乐的进行了新的考察。不仅开拓了同学们的学术视野,同时在治学方法上对同学们也有一定的启示。

     

    同学提问:

    戴俊超(中国院博士生):杨教授,您在讲座中提到中国音乐的“现代性”与西方音乐的“现代性”,请问这两个“现代性”是否是同一个“现代性”?

    杨燕迪:这两个“现代性”不太一样。宽泛点可以理解为一个。但内涵却很不一样。下一理解不一样,广义的理解有其共同点。

    西方音乐现代性转型自巴赫时代就开始启动了,贝多芬的时候开始确立。贝多芬是一个重要的关节点。所以说,西方音乐的现代性转型要早得多。

     

     

              

     

     

    分享到:


  • 文章录入:齐江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