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18上午10时,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第77期音乐学论坛”在教学楼703室拉开了帷幕,此次邀请到的主讲人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南京航天航空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薛艺兵博士。薛教授多年来致力于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注重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和民间音乐的实地调查,采访足迹遍布全国大部分地区,已在国内外发表约二百多万字学术成果,重要著述有︰《中国乐器志·体鸣卷》(人民音乐出版社)、《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和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在音乐表象的背后》(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等。

    田野工作方法一直是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本次讲座薛教授以充满遐想的语题“捕风捉影”引入,从中外古今关于音乐是“风”、音乐是“影”的话语流中,揭开音乐风影的面纱。主要为阐述音乐现象的真实,解释音乐意义的或然,从而探讨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遇到的困惑与解开困惑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该讲座主要围绕两个话题展开:一是,风与影的对话——音乐形态和意义的符号学阐述;二是,田野上的阴影——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的问题与困惑。讲座中,薛教授严谨缜密的治学态度,以及深邃的独特洞见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下为笔者根据此次讲座所作的整理。

     

    话题一: 风与影的对话——音乐形态和意义的符号学阐述

    1、音乐是风——音乐符号的能指

    教授谈到,“音乐是风”的说法古已有之。如《吕氏春秋·古乐》说:“唯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帝颛(Zhuān Xū)好其音,乃令飞龙作乐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这里是说飞龙仿效八面来风创制了音乐。薛教授指出,音乐的物理特性就是“风”——是风的一种现象。人们通常认为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声音不依靠空间而存在。但是,当我们了解了音乐如“风”的特性之后,就不能否认它也依靠空间而存在。只不过它不是有形的可见物质方式的空间存在,而是无形的声学物理方式的空间存在;这是一种眼睛看不见但耳朵能感知的空间存在方式。所以说,音乐不仅是一种时间艺术,它也是一种空间艺术。因此还可以说,音乐既是看不见的缥缈的“风”;音乐又是听得见的真实的“风”。

    2、音乐是影——音乐符号的所指

    教授讲到,“音乐是影”的提法,中西哲人亦有谈到。曾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代表人物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说:“音乐……使人们直接面对一个潜在的客体,这个客体仅仅是一个真实的影子。”(19691718Timothy J. Cooley19771)宋代儒学大师朱熹就曾说过:“《韶》《武》之乐,正是圣人一个影子,要得因此以观其心。”(《朱子全书·论语三》)薛教授进一步阐述道,古人把音乐说成是“影子”,并非是说音乐真的有影,而是指音乐通过其可闻的声音形式象征性地反映出的人的精神世界,乃是音乐之“风”的精神内涵。总而括之,风即音乐声音的表象本身;影则为音乐声音的表现意味,以及与音乐表达相关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除此,薛教授还提到音乐符号的多重属性,音乐存在的双重体系,以及音乐的隐喻与象征等问题。

     

    话题二: 田野上的阴影——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的问题与困惑

    教授指出,民族音乐学者在田野中捕风捉影——应该捕什么风?捉什么影?凭借录音机,我们好象是捕到了“真实的”音乐,而音乐的意义体系、功能体系仍然是飘荡在田野上的“风”;仍然是我们无法捉住的“影”。那么,为什么做田野?怎样做田野?针对这些问题,薛教授围绕何为“田野工作”,“田野工作”的定义,哪里是田野;以及 “真实性”问题,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主观与客观,主位观与客位观,局内人-局外人,主位观-客位观,认知与解释等等问题,并一一展开予以阐释。

    教授谈到,关于何为“田野工作”,我们应该思考研究什么?怎样研究?调查什么?怎样调查?——这四个问题息息相关,互为前提。关于“怎样做田野”问题,他指出,应该包括做(doing) ——田野环节——田野工作——捕风捉影,体验理解;写(writing)——案头环节——音乐志——客观描述,深刻解释。

    他进一步阐述道,音乐田野工作的“真实性”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思考:其一,我们在田野中调查的对象是否真实?其二,我们从田野中获取的资料是否真实?我们需要讨论的是:音乐意义是否真实地存在?关于“主观与客观”问题,即指主体(人)的思维与反映的客体(事物)之间关系;客观性(Objectivity),需要讨论的是田野调查者能否不带个人主观意识地、公允地观察、描述音乐事件的事实。“主位观与客位观”,这是一个语言学和人类学研究中的理论视角问题;其中包含,局内人的客观与主观,局外人的主观与客观,主位的客观与客位的主观,主位的主观与客位的客观。

    教授还讲道,“局内人-局外人”及“主位观-客位观”理论的实质,即,身份可以转换,角色不能转换,视角可以转换,思维不可转换。他指出,我们还需要有两种认知和双重解释。两种认知即音乐作为存在客体具有独立分析的可行性;局内人是作乐者(music-maker),他们对自己的音乐有自己的感受,但在认知(即理性解释)方面同样是主体(人)对客体(乐)的认知,这一认知方式与局外人(研究者)对所研究音乐的认知(解释)在方式上没有本质区别——这在学术上叫“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双重解释则是指同时需要陈述性解释(describing)与阐释性解释(defining)。陈述性解释,即对局内人认知和文化内部客观存在的意义体系的解释;阐释性解释,则是局外人(学者自己)的认知和对该文化功能、结构、意义体系的阐发和解释;可以认为,两种认知是双重解释的理论基础,双重解释是两种认知的学术理想。

     

    正如薛教授所言,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田野工作经验,如何做人也为如何做田野。故而,笔者亦以为,民族音乐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尚有巨大的拓展空间,乃需我们每个学人去思考、去做、去写。

     

    同学提问:

    同学甲(高贺杰):您谈到,民族音乐学主要观察部分行为,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关注“部分行为”?

    答:观察越详细越好。但是,我们关注的是音乐的事象,这样才更有意义;只要与音乐有关,越宽广越好。

    同学乙(黄婉):我们进入田野中,会发现很多乡民社会的音乐,其结构和表演实践都蕴含了大量的社会、文化信息,比如等级尊卑,学者需要在了解音乐现象的基础上,阐释音乐在局内人中的意义,这些都需要着眼音乐结构以外,去捕捉和地方性社会、文化相关的知识,对吗?

    答:对的,这其中牵涉到方方面面的考察。所以,在田野中我们不仅仅去研究音乐,还要具备对当地社会的、文化的知识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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