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题目:音乐研究中的社会性别和性的翻译与研究

    主讲人:谢锺浩教授

    主持人:洛教授

    时间:2007年9月3日

    地点: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楼623教室

    综述:谢晶晶

     

    应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邀请,美国华盛顿大学(英语专业)博士,现任北西雅图大学人文系教授,长期从事英语语言和人类学领域研究的谢锺浩教授(Howard Xie)先生于2007年9月3日至上海音乐学院讲学。教授就他新近完成的译著《音乐学与差异——音乐研究中的社会性别和性》(<Musicology and Difference--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Music Scholarship>,Edited by Ruth A. Solie)中的一些有关社会性别、女性主义、差异性及其翻译等问题,对音乐研究中的社会性别及性的翻译与研究展开深入探讨,通过对当代美国的女性主义等众多人文思潮及新观念的介绍,拓展了在座师生们的学术视野。

    讲座从60年代美国女权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等开篇。教授认为,虽然当代美国女性主义流派可分为传统的自由派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和黑人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多种流派,但各派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基本相同的,即:1.妇女受压迫的原因是什么?妇女作为一个群体,为何处于从属地位?为什么男女不平等?阻碍妇女人权或民权充分实现的障碍究竟在哪里?2.如何争取男女平等?如何实现妇女的解放?3. 男女平等的模式是什么?女性主义所怀抱的理想的两性关系及人类社会是什么样的?

     教授进而谈到了女性主义的理论范畴:“妇女”,“经历”,“母性” ,“性别”以及女性主义多种流派的一些共识:1.父权制是妇女受制于男人的一个原因。2.“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离是妇女地位低下的一个表征。社会被分为two domains:public domain& private domain,好比男人在外狩猎女人操持家务,当然实际情况没有这么简单化。)3.“性别制度”是男性话语霸权的表现。4.男女的同一性(人)和差异性(男或女)一直是困扰女性主义者的一个问题。教授认为,生物上(生理解剖、生殖、荷尔蒙)的差异天生注定,之外还有很多文化、道德、心理、思维、性格、社会角色的差异需要深入探讨,而这些大多是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的。这就需要我们既不掉进生物决定论的圈套,但有时也应看到biological差别的存在,这里有很多微妙的东西。

    谈到《音乐学与差异:音乐研究中的社会性别和性》出版的大背景,教授说:“这本书是90年代初期出版的,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的十多年间出现了两种影响最大的思潮:惟本论和构成论。惟本论(Essentialism)的定义是以结构主义和实用的方法重新讨论女性解放的可能性;以社会分工、阶级、男性中心、男权理念、女性受压迫地位、父权属性为研究的中心题目,着重探讨两性不平等的根源。由于他们基本上是承认男女是两个相对立的范畴,因此被称为本质论;构成论(Constructionalism) 则是以解构主义为目的,否认‘男性’、‘女性’观念,认为两性平等是男权思维的逻辑延续,不能从本质上认识女性受压迫的问题。

    主要的理论范畴是解构社会意识形态;批评性别二分法架构及思想习惯;批判关于男性女性的话语建构;认为父权制不足以总结为普遍的现象、经验,而只是某些社会的现象、经验。

    差异性不仅是男女之间由于知识、权力、霸权话语而造成的,而且还有不同地域、文化、种族、阶级、性倾向等导致的差异性。他们无视普遍性、同一性、一致性、主体性,不承认女性的说法。(结果恐怕会导致女性主义本身的解构,而不是建构)。”

    教授认为,该著作对性和社会性别差异的讨论主要可划分为两种:

    1. 第一种观点认为:

    讨论差异就必定要受制于惟本论(惟本论认为某些群体享有本质的、固有的特性)

     

    而差异理论在政治领域和认识论方面至关重要,在社会科学中,无论一个问题涉及的是社会性别、种族、阶级、或者是各种复杂因素的混合,争论通常是围绕着各种群体为自我利益而强调差异的合理性,和哪一种有关群体之间差异的诠释更具合理性。

    在解释这一理论的时候,教授也举了几个例子。如,米切尔·茅里斯(Mitchell Morris)的〈Reading as an Opera Queen〉(《歌剧女王》)。这里的“歌剧女王”不是讲女王,也不是讲歌剧的女主演,而是一类特殊的人群。那么是怎样的一群人呢?在旧金山、西雅图等比较open的城市里,我们经常会发现这样一群人:他们具有较高的教育程度;他们是同性恋人群,而且大多是男性同性恋;他们虽然并不从事音乐专业,但却非常热爱音乐,对音乐有一定研究。而且这些人常在歌剧的幕间休息(interval)或终场结束以后热烈讨论,所用的语言只有他们能听懂,而且讨论的主题非常特殊:他们非常关注歌剧的女主演,对女主演何时与谁合作演出过、擅长演唱什么等情况都如数家珍。茅里斯在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想从三种关系的角度论述歌剧女王:第一,歌剧中他们认为最为重要的几个方面;第二,他们讨论歌剧的这些重要方面所使用的语言;第三,男性同性恋生活中对歌剧的利用和滥用。首先,我阐述一下这些标题所含的立场观点,然后再提供一个简短的例子,看一下一个歌剧女王会怎样解读一部歌剧片断,这里我用的是瓦格纳的歌剧《帕西法尔》,而所谓歌剧女王的观点是假设的。”作者茅里斯本人也是一位同性恋者,但他却不是歌剧女王,因为他不够格,他没有歌剧女王们的热情,也不熟悉他们的语言。这段文字也可看出,歌剧女王这样一个群体是通过伸张某种差异而构建特殊的自我的一群人,他们通过另类的言行表现出对主流文化等的公开的颠覆。

    差异也和权力有关——差异代表了一种颠覆现状的可能性,一种另类的实践。又如,菲利普·布雷特 (Phillip Brett)的〈Britten’s Dream〉(《布里顿的梦》)一书探讨了本杰明·布里顿歌剧所反映的作曲家内化了的社会审判给人所带来的悲惨遭遇。作曲家布里顿的同性恋经历是一种“长期的异化和疏远”的经验。他的歌剧《彼得·格拉姆斯》、《克莱修受辱记》也是这种压迫、“不合群”、内化的表现,为布里顿音乐作品中社会群体的权力运作和人际关系的表现提供了一个框架。歌剧《仲夏夜之梦》则是布里顿从壁橱化的社会身份认同的建构中得到解放和宣泄。谈到这种假设的建构,教授又谈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小三度是同性恋”。布雷特的文章中也这样写道,“梅纳德·索罗门(Maynard Solomom)在美国音乐学协会1991年芝加哥召开的年会上,提出关于舒伯特的同性恋倾向的观点,立刻受到攻击,而这种攻击得到了在场的大多数与会者自发的支持,(没有任何人组织)因为当时话题的中心牵涉到一位重要的欧洲主流艺术家,(而不是什么举止怪异的俄国作曲家)。西方音乐学研究还是对同性恋避而不谈,整个西方音乐学研究以及有关音乐性的观点也都是建立在这种恐惧和压制之上的。”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任何形式的惟本主义理论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偏见和歧视。教授拿出一张其授课的summer class的学生的合照,形象、生动地解释第二种观点。他说,在美国呆过的人都知道,美国是一个大熔炉(melting pot),移民的学生就在这个大熔炉里同化,好比化学变化。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进入这个大熔炉以后,你就分不出民族个性,都同化了。带来的各个民族的文化也逐渐融入白种人的主流文化,比如说教授自己就是半个回族,但他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却是汉文化。  

    谈到差异的构建过程,它又受到什么文化力量的鼓励或者抗拒呢? 教授认为,主要可分为三种机制的研究:

    (1)       社会地位立场或经历机制

    这一机制的优势是把关键的历史和文化引进有关差异的讨论,比如伊丽莎白·伍德 (Elizabeth Wood)的 〈Lesbian Fugue: Ethel Smyth’s Contrapuntal Arts〉(《艾塞尔·史密斯的对位艺术》)这一观点认为,音乐是“讲述生活真谛”——音乐表现、塑造自我的(主流文化禁忌的同性恋)经历,比如苏珊娜·库西克 (Suzanne Cusick)的 〈Of Women, Music, and Power: A Model from Seicento Florence〉(《女性、音乐、和权力: 一个十七世纪的佛罗伦萨模式》)

    教授还带着大家一起解读弗兰切斯卡· 卡契妮 (Francesca Caccini)的歌剧《从阿尔奇那岛解放的卢奇埃罗 》(La Liberazione di Ruggiero dall’isola d’Alcina),他认为该书主要可从这两个角度去理解:

    Ø       一个研究社会性别与政治权力、音乐表述相交叉的一个“模式”

    Ø       一篇“在君主制度首肯的大前提下妇女掌权施政的音乐戏剧作品”

    2)语言机制

    教授认为,西方思想一直是受一系列紧紧相关的两元相对体所左右,同时谈到这些两元对立在语言上的反映以及两元相对体自由、无限的延伸和联想对诠释群体的行为和文化艺术的影响。比如朱迪思·梯克(Judith Tick)的 〈Charles Ives and Gender Ideology〉(《查尔斯·埃夫斯和社会性别思想意识》)查尔斯·埃夫斯表现了两元对立的引伸联想既富有力量又变化无常的特性;埃夫斯的歌剧对男性阳刚之气的运用可以解构为他对现代主义的辩护,“对文化父权主义的彻底阉割”。

    3)艺术表现机制

    如,苏珊·麦克莱里 (Susan McClary)的 〈Narrative Agendas in ‘Absolute Music’: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 Brahms’s Third Symphony〉(《 “纯”音乐的叙事性:布拉姆斯第三交响乐中的身份认证和差异》)该著作对音乐调性作为表现自我和他者的手段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认为布拉姆斯《第三交响曲》利用大众都能理解的音乐符号表现了社会性别的经历;社会制度决定音乐效果——浓厚深刻的意识形态的色彩;人们能够理解这些符号是因为今天所谓抽象的“纯”音乐符号过去一直和有文字的音乐休戚相关。还有劳伦斯·克莱默 (Lawrence Kramer) 〈Carnaval, Cross-Dressing, and the Woman in the Mirror〉《〈狂欢节〉、异性换装、和镜子里的女人)》

    教授认为音乐表现不仅仅是在反映或者指出某种现实,而且是在创造这种现实;艺术作品可以挑战、讽刺、或者甚至策反主流文化或者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狂欢节展示社会性别的不确定性和变动性;狂欢节现象对性别差异政治的策反和干预。

    对于“音乐是女性的”这一欧洲文化传统惯用的比喻,教授举了几个例子详尽分析

    1)巴巴拉·恩 (Barbara Engh, “Loving It: Music and Criticism in Roland Barthes” 喜爱它: 罗兰·巴特的音乐和批判) 对罗兰·巴特的研究进一步探索了在后现代主义批评理论中的音乐性别化问题。 

    2)约翰·谢弗德 (John Shepherd, “Difference and Power in Music” 音乐的差异和权力)

    音乐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处境与作为理论建构的“女性”的处境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他者”存在于文化的豁缝之间,音乐的力量(就像女性的力量一样)来源于人们对于它的不认识和不理解之中。乔纳森·多里莫 (Jonathan Dollimore) 也曾说过,“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社会需要歧异者。”;密歇尔·德·塞尔多(Michel de Certeau)说过 “理论永远需要制造一个野蛮人”。

       谢教授也总结了本书的一些作者的看法,他们对差异的理论化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里奥·特雷勒 (Leo Treitler)在〈Gender and Other Dualities of Music History〉(《音乐史中的社会性别和其他二元相对体》)一书中这样写道——差异作为一种诠释机制在音乐史上已经无所不在,屡见不鲜;性别、种族差异以及这种所谓的本性并不是自然的,而是反映个人和文化的需求以及各类意识形态的理论构建;这一类诠释决不能当作理论,它们只是利用性别、种族差异这一思想为某种政治意识形态服务。葛莱琴·威尔劳克(Gretchen Wheelock)则在〈Schwarze Gredel and the Engendered Minor Mode in Mozart’s Operas〉(《黝黑的女主人格蕾黛尔和莫扎特歌剧中性别化的小调调式》)写道:二元相对系统存在的同时,其非对称性也经历了历史化和非自然化的过程;十八世纪的音乐理论家们使男性/女性与大调/小调两个相对体简单吻合,实际效果是两者都变得模棱两可,导致了雄性化、男性中心。卡罗尔·罗伯森(Carol Robertson)在〈The Ethnomusicologist as Midwife〉(《作为助产士的民族音乐学家》)一书中这样写道,当人们强调某种差异时,就会压制另一些差异;性别界限是非常不固定的,西方性别二元对立是西方文化意识的产品;性倾向在某些文化中是多样的、随形势可变的;性、灵性、和音乐之间有着强有力的联系;对此具有强烈的亲身经历的人们,我们无法对他们的性别作出界定。南希·莱克 (Nancy Reich)在〈Women as Musicians: A Question Class〉(《作为音乐家的女性: 一个阶级问题》)一书中写道,用二元论考虑性差异(社会性别或者性取向)都不会考虑文化和历史的差异,相反,只是孤立地考虑某些人的特殊性;惟本论思考的差异没有考虑到认同身份的类别其实是在互相改变的;“把她们[十九世纪女作曲家]都看作一个整体,譬如因为她们都是女人,是错误的。”

    对于性别差异的解构,我们还会听到这样一种声音:西莫尼·德·布福娃(Simone de Beauvoir)曾经提出——“到底有没有女人?” 文化女性主义者的回答是“有”, 而后结构主义者的回答是“没有”。后者的代表人物朱迪思·巴特勒 (Judith Butler)认为 :“社会性别的言辞表述并不等于社会性别的认同,认同是表演性的,言辞表述是表演的结果。” 凯洛林·阿贝特 (Carolyn Abbate)在〈Opera; or, the Envoicing of Women〉(《歌剧——女性创作的声音》)一书中写道,论证性别认同的表演性功能把“能说、能看的主体和不能说、受观察的客体彻底、成功地混淆”起来认同和主体两者都在不断受到化妆舞会和易装者 (transvestites) 频繁变换面具的威胁借用罗兰·巴特最典型的论点:权威的作者的声音是分布在一系列不同的声音中。每一个声音都是一个多样的、片段的主体的一个侧面,这个侧面对社会性别和性的界定只是部分的而且不可靠的。

    而后结构主义对二元相对的“解构”,首先是揭露二元体事实上并不是对称的,而且每一对的第一元总是控制施压第二元;然后是彻底取消这些二元对立体所依附的类别,譬如社会性别。

         最后,谢教授总结了音乐研究中的社会性别和性的翻译与研究这一课题对于我们民族音乐学学术研究的意义:坚持对植根于文化环境意识中的各种意义的研究;绝不把我们自己局限于文本研究的范围;课题选择人性化;让音乐学打破学术精英的禁锢,走向更广泛的群众。

     下午, 上海音乐学院的杨燕迪教授、洛秦教授、肖梅教授、赵维平教授、汤亚汀教授、孙国忠教授,以及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共近20人,与谢教授一起进行了一场主题为“漫谈翻译—英译汉”的研讨交流活动。主要围绕:国内外译著出版的规范比较,意译和直译在翻译实践中的问题,英文工具书的选用,音乐学译著水平和现状等问题展开讨论。期间,教授和参会老师就“译著的水平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原著的生命”、“在中文框架内让西方思想重获新生”等对翻译学术界近年频繁出现的问题所做的生动有趣的见解,均取得了积极的共识。

    在为时两个小时的研讨中,与会师生积极热烈参与讨论。谢忠浩教授和具多年翻译经验的上音老师们也借此平台和与会师生分享了各自的翻译体会和对未来学术翻译的建议。通过此次研讨会,实现了语言学和音乐学领域的学术交流,双方期待在共同的努力和交流中,未来出现更高水平更为规范的译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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