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工作方法和技术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中的社会与文化问题

                                              整理)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办的“民族音乐学讲习班”的第一次讲座于514日(星期一)上午9:30  11: 30在中央音乐学院南楼316室举办,题为“田野工作方法和技术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中的社会与文化问题”(A discussion of field methods and techniques, and of social and cultural issues concerning fieldwork in ethnomusicology)。主讲人是布鲁诺·内特尔(Bruno Nettl)教授, 主持人张伯瑜教授,翻译Isabel Wong 教授。

              布鲁诺·内特尔教授的讲座分为四个部分,四部分的标题生动活泼、深入浅出,与他讲座幽默而深邃的风格相得益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谁拥有这个音乐(Who owns this music)?

    内特尔首先指出:“今天的讨论是我本人的反思,是田野工作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研究者和被采访对象的关系问题。”

    内特尔以他的切身经历入手,开始了问题的讨论。在内特尔和学生们的一次关于田野工作的讨论之后,人类学专业的学生们聚集在教室的后面喝咖啡并进行讨论。大部分学生是恭顺(deferential)的,但是一个带有西班牙口音的年轻人却愤怒地问内特尔:“你认为你现在所做什么?你认为自己可以随便去研究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吗?”大约从1960年代开始这样的问题被越来越多地提问,在最近几年里民族音乐学家们不得不忙于着手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 诸如此类的问题有:我们对外国音乐文化的研究是否是一种剥削,是否会对他们以及他们的传统带来不利的影响,或者带来他们所不希望的后果?我们是否正在从这些音乐家身上赚取钞票?局外人可以想当然地研究局内人的音乐文化?并且局内人没有权力主宰自己的表达式?任何一个社会的民族音乐学家不应该拥有研究自己音乐的研究经费吗?我们(在北美和西欧)是否应该帮助每一种文化都去发展他们的民族音乐学?允许我们去研究他们文化的人们,是否有权利希望得到一些方式的回报呢?

    这种种提问实际上隐含着目前研究过程当中的很多问题,其中包括人们之间的权力关系。少数民族与主流民族不平等的关系,知识产权问题,个体的人的问题,以及音乐文化是否有边界的问题——音乐是一种还是多种(is it music or musics)?——这恰恰表现了个人的和知识的诚实。研究者是否非常重视自己的操守,诚实地研究人家的音乐,是欧美民族音乐学家非常关系的复杂问题,归根结底可以说是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道德问题”。

    人们常常说音乐是一种国际语言,其实很多人不这样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一种音乐,有特定的音乐词汇,音乐语言。每个地方的人都愿意说“我们的”音乐和“她们”的,将自己同特定的音乐相关联并且注意局外人要对他们的音乐做什么。当内特尔教授到黑脚人部落去作田野工作的时候,一个黑脚人(black foot man )对他说:“嘿!年轻人,你在这里到底在做什么?”他明确地表示不欢迎内特尔研究它们的音乐,也不愿意厅内特尔的解释。在有些地方田野工作者被认为是间谍、探险者不公平的交易商等等。局内人常常希望他们的音乐传统得到维持,从而保护文化的完整性。

    道德问题实际上遍及我们的工作。它聚焦于田野工作者与报告人(顾问)及教师之间的关系,但却有很多派生的关系,扩展到两种职业的关系,即民族音乐学和音乐家之间的关系;工业化和发展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富人和穷人的关系;一个国家和一个部落的关系等等。它包含了非常实际的问题,学者对于教师的尊重,付报酬的礼节等。

    问题处理不好会引起很多不满,有些报告人(informant)以后不再与民族音乐学家合作。有些音乐家因为他们在没有被了解和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被录制,有些音乐家因为教学的表演突然出现在商业音像制品当中而沮丧,有的音乐家对泄露秘密的描写而生气。亚洲的学者担心他们无法得到他们自己领土的音像资料,但是现在却隔绝在欧洲的档案馆中。非洲的教授不满意,因为他们音乐资源丰富,但是没有现代化的仪器。西方的音乐学家来了后,录走音乐就不理他们了。经济政治发达的欧美国家(包括日本,中国也要加入了)得到别人音乐的好处。世界上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对田野考察着非常不满。

    这个问题在民族音乐学的报刊上很少讨论,可是在民族音乐学的同事之间,却常常进行这种讨论。特别是在1970年以后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学会(SEM)建立道德委员会已经有三十年了,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有正式的处理这一问题的机关。也有一些对于年轻学者专门指导。斯洛宾(Slobin1992年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富有思想性的总结,他总结为以下七种情况:一,发现希有的乐器不能不经过允许就发表;二,制作电影文献;三,录音拿到酬费,如何分给研究对象;四,调查是否得到允许?得到几个人的允许?能否代表社区的意见?五,邀请一位教师到美国旅行,其他的教师会不会生气?六,制作CD里边的内容是否得到采访者的同意?七,谈人家的音乐,我们的动机如何?

    以上问题归结为三方面的关系:田野工作者与采风对象的关系;田野工作者与所研究的社区之间的关系;田野工作者所代表的国家与被研究的国家之间的关系。

    二、不要告诉他, 这是我们的秘密(don’t tell him , it’s our secret

            在民族音乐学早期的历史中,大部分出版物致力于表达对于一种文化的整体印象。报告者的信息我们很难得知。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的例子,比如1886年施塔姆夫(Stumf)的一项研究中对他的歌手的情况描写得比较详细。在人类学中也是如此,对报告者的身份和在他们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很少加以描述。Casagrande(1960:x)在一本书中说,田野调查的成功结果不仅是人类学家自己的本事 , 而且也有当地人的一份功劳。

    早期的民族音乐学家并非不重视报告人的作用,但是常常认为报告人已经代表了他们所在的社会,所以他们个人的智慧和成就应该分开来对待。所以像约翰布莱金等人确实很接近他们的报告人和教师,但是除了一些感谢之处外,很少提及他们。然而France Densmore 较少关注科学性而更多地是展示美国本土歌唱家的成就,较多地提供个人的信息。

        20世纪70年代由于这种政治情况,很多报告人不愿意把名字公布出来。1971年美国民族音乐学会做了一个方案,要求大家尊重报告人。应该尽量把报告人的情况公布,如果需要保密的话,要有一些补救措施,要给报告人报酬。内特尔教授说,他们这代学者很关心报告人的情况,常常把他们的名字写上,鸣谢他们。不标明报告人的情况90年代以后基本上没有了。报告人也大多了解世界的潮流了,也已经开始习惯于要报酬了。欧美的做法通常是根据报告人的要求来处理这样的事情。

       大约在1965年之后民族音乐学家们开始改变了他们对于报告人的态度,因为很多人开始集中于对于亚洲古典音乐的研究,这些情况也是随着人类学所关注问题的变化而发生的。民族音乐学家们所研究著名教师和国际性的艺术家激发了学者们将他们作为他们文化的代表来对待他们,同时也尊重他们作为伟大艺术家个人的权利。到了1970年代这样的态度也传播到对于其他大陆的研究。Berliner对于很多修纳人的安比拉琴演奏家个人情况的详细报告,就是显著的例子。当其中的一名演奏家对他村庄的人说:“我认为这个年轻人是可靠的。我认为我可以告诉他事实。”但是他村庄的人却对他大喊:“不,不要告诉他,这是我们的秘密!”他们认为他们对这样的信息持有特权,这样的信息属于整个社区,他们有权力决定是否可以和别人分享。到了1990年代,正如一些民族音乐学家分析地那样音乐家个人和他们在自己文化中的地位、作用以及他们的技术等成为对于各种音乐研究的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这促使了大众媒介的通俗音乐进入了民族音乐学的领域。

        上边的南非的这个例子,是有关一个村庄享有一个音乐秘密的实例。在其他的地方音乐可能属于个人、氏族、部落、国家或者世界。民族音乐学家实现他们研究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社会关于“谁拥有这个音乐”(Who owns the music)的看法。黑脚人再次提供了一个好的例子。在20世纪初期他们很明显地将歌曲分成三类,属于个人的、属于部落的。60年代的时候,类似的问题好像消失了。但1980年代这个问题又重新被他们重视。因而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变化。我们应该知道这种情况。或许这个问题跟多的是属于理论性的而非实践性的,但是特定的歌曲属于特定的个人在1970年代仍然存在。有时候歌唱者会对田野工作者说:“这首歌是我的,因为它是我创作的。”有时歌唱者也会说:“这首歌是我妈妈传给我的。”他们没有明文法律来说这个问题,但是当一个歌者的歌曲被另外的人演唱,他们会很不高兴。文达人的舞蹈表演没有酋长的允许不能进行演出。在伊朗一个教师在传授音乐的时候常常说:“我把我的音乐给你。”在美国法制健全,版权非常重要,以此来规定音乐是那个作曲家的。

    三、在当代世界政治之中(amid the politics of the modern world

            1945年以后,世界政治一直对民族音乐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在田野工作方面。 国际的政治局势变化很大,音乐会被看作是国家的政治工具,音乐研究被视为政治和冲突的武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宣称他们在政治上独立,在文化上有自己的价值观念。比如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就是明显的例子。90年代东欧国家新的政治局势对民族音乐学家的田野工作的影响也很大。在拉丁美洲很多国家认为他们拥有自己政治和文化上的权力,他们有权力决定什么样的研究可以在他们的领土内开展。他们将研究本国文化的优先权给予本国的雪公民。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之后,对于北美学者和欧洲学者而言,研究其他国家的文化以及在其他国家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考查都产生一些越来越多的困难。

    现在印度和几内亚的学者开始研究美国和欧洲人的文化,并受到了欢迎。很少公平的对照,因为亚洲和非洲的学者常常是按照西方的方式来尽心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的。直到亚洲和非洲学者发展了他们的事业,在国外从事过田野工作的研究者的数目超过了本土学者,并且有了先进的工具,才能决定研究什么和如何研究。正如一些从音乐方面来看属于小型的社会,他们感到他们的遗产通过在西方被了解和出版而被有力地改变,于是这些新的国家开始有理由为他们民族的遗产而警惕。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经常保持小的长期建立起来的文化单元,比如部落。他们希望自己的文化遗产确实能够被正确地保护和研究,国家从研究中获得好处。他们希望自己有机会来做这样的事情。

    一个部落中的人往往认为自己更理解自己部落的音乐。这往往得到人们的认同。一个部落中的人应该被看作是局内人。但是这样的观点如果轻易地扩展到民族国家看起来就似乎不那么合理了。比如,日本的学者会认为自己在研究日本的阿依奴人音乐方面,比非日本学者有着更大的发言权。但是阿依奴人可能自己并不认为自己和日本的联系比与美国的联系更密切。美国的黑脚人不会关心田野共工作者是美国人还是加拿大人。到底什么造就了一个“局内人”?是否一个真正的局内人可以昨天野工作?文化单元的身份(identity)被政治的奇想很严重地复杂化。

    四、民族音乐学的世界(a world of ethnomusicologies

        现在民族音乐学已经很广泛,已经相信每一个社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权力。很多非欧美国家的学者们作了很多对于自己音乐的研究,同时对北美和欧洲的研究有很大影响。欧美的音乐学家也一直在热心地帮助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民族音乐学家研究自己的音乐,做自己音乐的发言人。欧美的民族音乐学经常帮助其他地方成立学校的研究机构,比如在伊朗、日本等国家。来帮助他们训练民族音乐学家。不一定要模仿欧美。现在一些很有名的非欧美的民族音乐学家有很多成果。重要的是非欧美的民族音乐学家自己怎么看,怎么研究。他们的经验一定会对欧美的研究产生影响,会产生和欧美不一样的另外一条路子。

        写民族音乐学的历史,不要范围太窄,仅仅局限于欧美。要写全世界的民族音乐学的历史。我们所了解的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只是世界上很多民族音乐学(复数)的一种。这个看法在欧美认同的不多。特别是比较分析的学者和研究实验室中的学者。世界的ethnomusicologies是放在世界各种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面。有中国的民族音乐学,日本的民族音乐学,阿拉伯的民族音乐学等等。这种多彩多姿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多层次。有的以历史为重点,有的以音乐为重点,有的以现代流行音乐为重点。我们应该明了这种情况,不能只是看我们自己的方法。所以内特尔先生越来越觉得,每一个国家的国体、政体、经济、文化等的不同都会导致一个国家的民族音乐学的不同特征。所以提出了世界性ethnomusicologies的说法。同时,他认为应该加强各个地区、各个国家民族音乐学的学科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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