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非洲的报告：上音 师生参加ICTM第40届年会侧记

2009年7月1日-8日，国际传统音乐学会第40届年会在南非港口小城德班（Durban）召开。并本次大会议题主要涉及“后殖民主义及学科未来”、“再论当代世界中的‘流行’与‘传统’”、“节庆、竞技与比赛”、“情感、精神和体验”、“音乐舞蹈中的男性”，以及新研究等，讨论方式则包括了个人或小组论文宣读、影片展映、研究小组会议、工作坊等多种类型。在本次大会中，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8名师生分别以“中国传统音乐在当代社会中的再脉络化”（The Recontextualisation of Traditional Music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of China）、“中国音乐中的男权现像”（The Masculine Hegemony in Chinese Music）为主题组成讨论小组（Panel）进行论文宣读。

7月3日下午，是“中国传统音乐在当代社会中的再脉络化”小组专场。这是一组有关中国东北鄂伦春族、藏族、山西、陕西地区传统音乐在当今发展变化中的调查与研究专题。在今天的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与挑战，何为传统？也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上音郭树荟副教授的论文题目为《西藏宗教音乐在当代的艺术化呈现——以<吉祥九重天>为例》，她首先对该曲的创作背景进行了介绍，之后，着重对该曲“西藏原始民间音乐元素在这部作品中的运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诠释，指出“乐曲中使用的‘法号’、‘丁夏’、‘石琴’等西藏传统乐器，已在寺庙里被使用了一千多年，被人认为是有灵性的神器。正是这些特殊的乐器及罕见的演奏方法，显示了原始宗教音乐的魅力，营造出了斑斓的音响色彩。”她认为，这首作品是“传统在当代的一种特殊的重现方式”，并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讨论，由此思考当今人们如何认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问题。

该小组的第二位发言人、上音博士研究生高贺杰以《从“创作”到“传统”——歌曲<高高的兴安岭>研究》为题进行了宣读。他通过调查得出，现今被鄂伦春人广泛认同的歌曲《高高的兴安岭》，并不是传统的鄂伦春民歌，而是一首融合了诸多民族音乐元素的创作歌曲，但是，如今这首歌对于鄂伦春族，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得到了广泛的认同。那么，是哪些因素促使一首创作而成的歌曲被广泛的接受？通过对这一过程的分析与梳理，可以展示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中的许多问题，更是我们了解鄂伦春族传统与当代文化间诸多关联的一个途径。

该小组的第三位发言人是上音青年教师陈婷婷，她在题为《从乡村到剧场——从<云南印象>看少数民族音乐的再脉络化》的论文中指出，随着传统音乐文化及生存环境的转变，对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保护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其中大型歌舞音乐《云南印象》，就是拥有众多少数民族资源的云南对这一问题的一个实践。报告中，陈婷婷对这部作品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特别是对其中所运用的不同民族音乐元素的梳理，并运用社会学的4P理论对该作品的效应进行了分析。在最后的结论中，她还表示，自《云南映像》之后，中国以“原生态”为主要特点的音乐表演大受欢迎，而这其中，当地政府、演员（大多来自于农村）也获得了客观的经济收益。

第四位发言人、上音博士研究生陆小璐的发言题为《大型民族交响乐<华夏之根>的音乐创作及文化取向》，该汇报以传统元素与当代音乐形式相结合的音乐作品为个案研究，对作曲家们将传统元素与现代中国民族乐器的演绎形式、音响观念相互结合，尤其在作品的结构、织体（texture）、配器（orchestration）等方面的创作方式，更着重对这部作品中的传统元素进行深入分析，了解作曲家是如何运用这些传统的资源创作一部当代音乐作品，并试图对它的文化取向及创作意义与价值作进一步研究。

该小组的最后一位发言人，是来自上音音乐学系的本科生程之伊，她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琵琶的传统与创新》报告中，以对《渭水情》（任鸿翔）、《秦俑》（刘德海）、《点》（陈怡）三首琵琶曲的分析入手，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音乐界的多元化背景出发，总结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音乐创作面对传统元素的三种不同的取向，最后指出，无论是延续20世纪中期中国传统音乐在改编基础上再创作的作曲理念与审美情趣，还是通过演奏家建立在乐器自身语言的基础上对乐器本身音色音响的创新，或者直接将西方现代音乐的创作技法并结合中国古代哲学性思维，打破传统的疆界，以自由、抽象的创作意识实现中国新一代的民族音乐，都是一种对“民族性的想象”。 

7月4日上午，由上音博士研究生徐欣组织的“中国音乐中的男权体现”专题，被会议组织者列为大会专场发言。该专题仍旧由上音师生组成。其中包括萧梅教授及戴微副教授。在中国丰富的音乐文化中，男性和女性都占据了重要地位并扮演了各自不同的角色，而这些角色的多样性不仅表现在各异的人物形象，更具有“性别表达”的意味，即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转换和认同，以及转换隐喻的当中两性之间的对立统一。而该专题的讨论，则是从广西的巫乐仪式、戏曲中的男、女性别错位扮演、古琴文化中的男性身份与特征三个个案为切入点，对此问题进行讨论。

在《身体•性别•世界观—以广西壮族me mot为例》的报告中，萧梅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壮族南部方言区中的德保、靖西土语区中巫、道两大系统的执仪者。在巫系统中，Me- mot指具有附體能力的“女性”執儀者，但当地同類的執儀者並不局限於女人，還有生理上爲男人的執儀者。當地人稱之爲mot-da，即在mot之後加上一個代表雄性的限定詞素da。但這些男人一旦成爲 mot，在祭儀中的扮相即與女性執儀者無異。接着她提出提出 “为什么这种具有附体能力的执仪者不论其生理上的性别是男或是女，都必须以女性的面目出现？反之，在当地壮族社会中，与mot信仰同时存在的道教执仪者“道公”，却只能是男性?”进而，报告基于不同执仪者的性别认同，反映出肉体之躯外，还存在着社会的和文化的身体的观点，对不同的身体认同（以女性为特征的mot和以男性为主宰的“道”）在当地人的信仰认知中各具有怎样的地位、在mot的信仰仪式中，附体（上身）的行为方式与被认同的女性身体之间的联系、女性的mot和男性的“道公”在执仪过程中的身体运用以及相关的歌唱方式之差异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

徐欣的题目为《中国戏曲中的性别扮演（gender impersonation in Chinese Opera）》，她首先对京剧中的男旦与越剧中的女小生两种反串现象进行了介绍，无论是哪一种反串，他们都是主体由生理性别sex向社会性别gender的过渡，一是通过演出舞台来进行异性性别的表演；二是通过社会舞台来进行本性性别的表演，即所谓gender的表演性。最后，她还对通过音乐与表演来展现的性别跨越transgender，及其对音乐和表演本身导致的影响进行了讨论，进而发掘这种音乐和表演的特点等相关问题。

上音戴微副教授在《试论古琴文化语境中的男性身份与特征》发言中指出，自古以来，作为琴乐的主体，以文人为主的男性琴人们，始终发挥着无可取代的作用。而进入20世纪，女性琴家的身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如果说《今虞琴刊》“琴人题名录”所载224位存世琴人中25位能琴的女性，只能说明女性在琴事活动中的积极参与，由此，近世诸多女性琴人、琴家，则在琴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她从琴人之雅集模式、审美情趣、演奏风格等方面，对中国传统琴乐中所体现出的男性人格，以及他们在封建社会的形成、发展和在近现代中国的延续、嬗变，进行了综合地考查和研究，最后认为“孕育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男性价值观在当今琴乐发展中依然举足轻重。”

由上音8名师生所组成的两个讨论专题，均通过较为细致的描述、梳理以及深入的分析，并结 合音响、视频等演示，生动的展现了当代中国音乐文化所体现的诸多问题，引起到会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特别是报告人研究中所体现的明确的问题意识以及理论分析能力和语言水平，更得到了一致认可。包括每位报告人陈述后的现场提问与讨论，也常常掀起会场的高潮。ICTM现任秘书长S·Wild教授、 法国著名学者陈光海以及台北艺术大学舞蹈理论研究所的赵绮芳博士、香港中文大学蔡灿煌博士等学者，都对上音师生的论文宣读给予很高的评价，而UCLA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系前任系主任、ICTM前任秘书长A·Seeger在听完上音师生的报告后，更是当场与萧梅老师握手，并激动而真诚的说“祝贺上海音乐学院的教学成果”！ 

会后，在对Seeger先生的专访中，他对上音的团队赞赏有加，他说：“我对来自上海学生（师生）的演讲印象深刻，你们的论文质量很高。我对你们的主题很感兴趣，大家讨论的议题很有意思，你们聚焦于一个主题，但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去论述，各有特色。对于年轻的学生而言，我非常高兴看到你们能参加像ICTM这样的学术会议，因为你们参与的越早，就越早进入学术圈，越能充分了解、熟悉大家所讨论的问题。来自上海的这些学生很优秀，我知道这也是因为有好的老师，这非常重要，优秀的教授可以帮助你们确立合适的选题并进行研究，比如这一次，你们的议题就集中在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中。当然，我知道参会并不容易，要有好的论文，还要经过长途旅行，以及不菲的花费，所以我真心希望你们能在会议中有所收获。”而当我们向《艺术中的音乐》主编Z·Blazekovic（兹得拉夫科.布拉热科维奇）征求意见时，他在回忆了2004年于福州参加ICTM大会的情景后表示，自己没有想到中国年轻的学者成长的如此之快，他说：“你们的发言很精彩，能有来自上海的音乐学家进行这样的报告，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 

作为在国际享有盛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1949年成立的国际音乐学会(International Music Council)创会会员之一的学术团体，早在一年多前，ICTM就公布了本届大会举办的议题等主要信息，并面对国际学界征集、遴选参会论文。而此次年会，更是ICTM在成立60余年的时间中，首次将非洲大陆作为年会的举办地点，在ICTM的历史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虽然受到国际经济形势、H1N1甲型流感、地域遥远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客观影响（中国学者参会，需要转机至少3次、行程近30小时），大会主办方也曾为到会学者的规模表示担忧，但令人欣慰的是，本次大会还是吸引了31个国家、200余名学者，笔者粗略统计，包括上述8名来自上音的师生在内，中国大陆共有约14位学者参加，此外，还有近10余名来自香港、台湾以及侨居海外的华人学者。这也充分反映出中国和亚洲学者在国际传统音乐学术活动和交往中的不断深入。

    据悉，下届年会将于2011年在加拿大纽芬兰召开，让我们共同期待更多中国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