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 徐孟东教授 　

　西安音乐学院副院长 罗艺峰教授　

（一）   唐代音乐研究的起步　　

在这一部分的报告中，陈教授指出，我国晚清凌廷堪《燕乐考原》（1804）一书的问世，开启了按文献记载研究唐代俗乐调的大门。随后就引出了陈澧的《声律通考》（1860）、日本岸边成雄的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毕业论文《隋唐俗乐调研究——龟兹琵琶七声五旦二十八调与俗乐二十八调》（1935）和林谦三的《隋唐燕乐调研究》（1936）。1952年11月岸边成雄和林谦三都参与了日本正仓院的唐代乐器调查。于是才出现了林谦三的《东亚乐器考》（1962）、《正仓院乐器研究》（1964）和岸边成雄和林谦三合著的《唐代的乐器》（1968）。之后，岸边成雄致力于唐代音乐史的研究，林谦三则致力于唐代古乐谱的研究。自1975年起，英国剑桥大学的劳伦斯·毕铿又带领他的五位博士生投入了唐乐古谱的解译研究。三位唐乐研究家把唐代音乐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唐代音乐研究的展开　　

岸边成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乐制篇）》上下两卷（1959年出版，1973年中译本)以及《唐代音乐的历史的研究（续卷）》（2005）的问世，勾画出了唐代音乐的概貌。林谦三于50年代相继发表、出版论著，在唐代古谱解译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劳伦斯·毕铿的研究团队对唐传日本的《博雅笛谱》(约966)、《仁智要录》筝谱(约1171)、《三五要录》琵琶谱(约1171)、《凤笙谱》(约1201)、《新撰笙笛谱》(约1303)等古谱进行了解译，其研究论文陆续刊载在由毕铿主编的《亚洲音乐》第一至第六辑。自20世纪80年代起，毕铿又在唐乐谱研究课题组译谱的基础上，致力于编写20卷本《唐朝传来的音乐》，现已出版7卷。　　

相比国外学者，中国学者对唐代音乐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几十年来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林谦三的《敦煌琵琶谱的解读研究》一书由潘怀素译成中文于1957年在我国出版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叶栋的《敦煌曲谱研究》(1982)发表又经国内外新闻传媒的宣传报道后，国内才掀起了一股敦煌乐谱热。叶栋在解译了敦煌乐谱之后又解译了《五弦琵琶谱》、《仁智要录》筝谱、《三五要录》琵琶谱、《博雅笛谱》、《龙笛谱》中的部分曲谱。他的研究成果后来汇集在《唐乐古谱译读》（2001）一书中。正是在叶栋敦煌乐谱研究的影响下，中断了多年的古琴“打谱”和俗字谱等种种古谱的研究又被重新推出，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古谱研究的行列。陈应时、任半塘、吉联抗、  牛龙菲、傅正谷、王维真、陆云逵、杨旻玮、沈冬、赵玉卿、孙晓辉、赵为民、关也维等学者都曾有论著涉及此领域，在论文方面，唐代音乐、尤其是燕乐调的研究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在报告中，陈教授还就“敦煌乐谱研究中的实证方法”一题详解了“掣拍说”的实证过程，就“敦煌乐谱中的西域古曲”一题与参会者分享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从敦煌所处接近西域的地理条件、敦煌乐谱中存在以西域的地名为曲名的两首《伊州》、与西域音乐家传授和创作有关的两首《倾杯乐》以及采用了西域龟兹音阶的第一组10曲等方面，作了探索敦煌乐谱中西域古曲的尝试，所得的初步结论是：（1）敦煌乐谱第一组10曲按其所用的音阶体系，可以认为是西域古曲的直接传存；（2）敦煌乐谱第一组10曲中带清角、清羽、变宫的八声音阶，起源于西域龟兹，因此，把这种具有西域特色的音阶，还原其历史面貌，称之为“龟兹音阶”，也就更合情理；（3）敦煌乐谱第二组中的《倾杯乐》，是经第一组《倾杯乐》采“清角为宫”的旋宫犯调法之后而形成的，在曲中一再出现“变徵”音，显然乃是“汉化”的结果；（4）敦煌乐谱第二、第三组中两首《伊州》的情况，大体上也是如此。　　

最后，陈教授对唐代音乐研究的未来进行了展望，认为此领域的研究力量将会从国外转移到中国本土；其研究内容将会从唐代音乐的外部形态逐渐转移到唐代音乐的本体。 　　

陈应时教授逻辑缜密、内容翔实的基调报告在全面回顾过往、展开当下的基础上，亦对未来的学术方向做了展望和建言，赢得了在场听众的热烈掌声。就此，为期三天的专题活动正式拉开了序幕。

　与会代表及嘉宾　

4月23日起，研讨会及音乐会将相继展开，相信在各方的大力协助下，本次活动定会取得预期的成功，为更广泛地促进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提高唐代音乐研究的学术水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