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课老师：Marina Peterson 教授
时　　间：2013年12月20日 10：00-11：30
地　　点：上海音乐学院中楼214
综述记录：钟隽迪
主要内容：采访与录音：Interviewing and recording

必读文献：

Holstein, James A. and Jaber F. Gubrium. 2002. Active Interviewing.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edited by Darin Weinberg. Pp. 112-126. Oxford: Blackwell.

Brenneis, Donald with Steve Feld. 2004. Doing Anthropology in Sound.American Ethnologist 31(4):461-474.

Shipley, Jesse Weaver. 2013. Transnational Circulation and Digital Fatigue in Ghana’s Azonto Dance Craze. American Ethnologist 40(2):362-381

这堂课上，教授主要围绕民族音乐学和人类学在田野工作当中的“采访”与“录音”环节展开论述。她详细梳理出“采访”所需的四个阶段，同时讲述了录音对声音民族志书写的影响，以及录音技术的发展如何推动“声音”人类学的研究。

教授认为采访共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正式的采访，这种采访会预先设置固定的内容框架或问题大纲；第二种是非正式的，半结构性质的采访；第三种是正式的非固定内容或问题的采访，属于对话性质的访谈。在进行采访之前，我们需要确定采访对象、采访内容、采访地点、采访方式和采访原因。

采访的第一阶段是设定问题，这些问题产生于民族志写作的背景之下，源自田野笔记的记录和整理，同受访者的生活、经历紧密相连。田野采访者需要在多次采访的过程中积累经验，例如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得到受访者充分的回应，什么样的问题不能获取采访者需要的信息。

采访的第二阶段是采访的具体实施，采访者要确定采访的时间、地点，采访需要的录制设备，以及采访的类型。比较恰当的做法是在现场采访之前先与受访者进行沟通，这种沟通包括针对某些问题对采访者的提前告知，使受访者在采访过程中与采访者进行良好的配合。

进入现场采访的环节，采访者要尽量使采访处在相对舒适的环境和轻松的氛围当中，同时在采访的过程中，采访者要保持同受访者之间的活跃互动，使双方的交谈热情达到一定高度，除了语言上的沟通，肢体上的动作也可以调动良好的气氛。例如采访者在聆听受访者回答时身体保持前倾，这是一种表达专注和亲切的方式。教授指出答案的有效性并不等同于与受访者意愿的一致性，而是来自于本地观念引导下对自身真实体验定位的表达能力。意义通过不同的解释方式获得构建。采访者从受访者提供的观点、理由、情感中提炼出需要的素材，转换成知识储备。

采访的第三个阶段是对采访内容进行抄录，教授在这里提出疑问，即采访者在记录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自我的选择，这种选择或许与采访的目的和采访者的知识背景相联系。

采访的第四阶段是对采访记录进行分析，这种分析受到民族志研究主题的引导，采访者选择信息含量丰富的摘录片段进行诠释和分析，并把分析结果综合到最终的写作当中。

谈到声音民族志的写作，以及如何从声音的角度进行人类学研究时，教授以Holstein的《Active Interviewing》和Brenneis 的《Anthropology in Sound》为例，从“聆听”、“录音”、“编辑”和“呈现”四个方面展开讨论。她认为研究者应该尽量将耳朵贴近关注的声音。只有把录音设备当作一种创造性和调解性的技术进行传授和呈现时，才会对“声音”人类学的研究产生意义。她也强调了“对话式”录音编辑的重要性，因为这种积极的录制方式呈现出问题的真实变化。在最后，教授总结到正是录音技术的不断发展，使来自不同地区的声音形成全球化的流动、传播和交融，为声音民族志的书写，以及声音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和空间。

针对同学们本周的民族志作业，Marina老师表达了她的意见。她认为我们的写作应该更多注重细节，不要添加任何自己的想法。同时她也提出，录像资料可能会遗漏观众的反应以及周围的环境，而过多关注表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