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14中国音乐学院成立50周年音乐学论坛·西方音乐

    ——2014·北京·西方音乐史学科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学术研讨会综述

                                     王阿西

     

    2014919,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和西方音乐学会在中国音乐学院50年校庆时在北京市京民大厦七层会议室举办西方音乐史高峰论坛,拉开序幕。本次的参会人员除有来自中国音乐学院的西方音乐史专业教师:李秀军(本次会议的发起人)、殷遐和研究所的康啸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大高等院校的与会者:上海音乐学院杨燕迪、孙国忠、伍维曦,中央音乐学院余志刚、刘経树、姚亚平、潘澜,武汉音乐学院汪申申,天津音乐学院周小静,星海音乐学院邓希路,浙江音乐学院杨九华,福建师范大学叶松荣,大连艺术学院王晡等。

     

    摄影:尚柯伶

    会议主要以“西方音乐史学科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为主题,共持续一天,分为四场:上午两场,下午两场。此次共有13位学者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每人20分钟),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第一场(时间:09:00-10:20/主持人:李秀军/发言人数:4人)

    在专题发言之前,主持人李秀军教授首先介绍了本次“西方音乐史学高峰论坛”研讨会召开的背景,并对每位参会学者进行了介绍。

    第一场是由杨燕迪教授率先发言“当前我国西方音乐研究与教学及音乐生活现状之关系再思考”,该文章已发表在《音乐研究》2013年第3期上。杨燕迪在发言中主要就“西方音乐研究和教学在近十年所面对的问题”做出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该学科在目前正面临着两大挑战:第一是来自国内近年来高速发展的音乐生活(普通民众和专业人士聆听与参与音乐的日常生活状态)。例如近几年国内各大剧院的建立以及乐团组织的成立,对于拉动全国甚至是世界的音乐生活,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中国的音乐生活正以一种不可逆转的态势融入世界的大潮中。这对西方音乐史学科在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第二个挑战来自于网络。网络资源的丰富对于普及西方音乐史在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是同时它也具有零散性、缺乏学术性,甚至根本就是错误的信息特点存在。这两点都给西方音乐在中国的研究带来了不小的问题——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客观讲并没有为中国如此这般的西方古典音乐生活做好充分的准备,提供足够的学术支撑和引导。最后,杨燕迪就这一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第一,一定要推出专题性的综论著述,例如专门的清唱剧史、弦乐四重奏史、钢琴奏鸣曲史、交响曲史等脉络清晰的专史和作曲家的学术性评传以及各类重要作品的专门性研究论文,来为国内的音乐生活提供正确的引导。第二,高度重视经典文献的翻译和引介,以及对学科成员外语能力的提高和培养。上述专论性的著述没有外语文献的支撑是不可能得到大的推进的。

    第二位发言人是余志刚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21世纪中央音乐学院的西方音乐史教学研究展望”。他一共提出了六点展望:第一,加强国内西方史学者的全球化视野。因为近年来各大国际上的学术会议只有很少的中国学者去参加。第二,史学与美学是不应该分家的,要加强西方音乐史教研室与美学教研室之间的联系。第三,加强文献翻译专业的师资人才力量。该专业目前在中央音乐学院是独立的,可以考虑把它并入音乐学系的范畴中。第四,中央音乐学院是在2007年才逐渐开始重视对欧洲早期音乐的研究的,目前这一阶段的研究还很薄弱,应加强对欧洲早期音乐的研究。第五,要深化西方音乐史的教学,加快普及对西方音乐断代史(六个断代)的课程开设问题。第六,逐渐转变对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加强研讨课的建设问题,增加研究生的阅读量。

    第三位发言人是周小静教授,她的发言题目是“分析的深度”。她认为“思考的深度决定分析的深度”,而现在多数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文章主要集中在对作曲技术的分析层面,在此基础上,还缺乏真正从文化角度对课题进行的深度研究。

    第一场的最后一位发言人是姚亚平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中国西方音乐研究中的几个话题”。该文章已经发表在2013年的《音乐研究》上,李秀军教授认为这篇文章非常值得一读。第一个话题,姚亚平主要分析了到底什么是“中国视野”。他认为中国视野并不是一种研究过程,它相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必然的东西,中国人来研究西方文化必然会带有中国视角,这是一个你想避免也避免不了的问题。所以“中国视角”的提法本身并不具有太大的意义。但是他从这一提法中看到了两种问题,由此又滋生出两个话题:第一,研究中要运用“中国视野”的提法,说明了中国人在研究西方音乐时缺乏自信。中国学者在这一点上应该坚信我们是西方文化的建设者而不是一个旁观者。第二,“中国视野”的提出就意味着自己要区别于西方,要有创新。但是他又认为,研究要想创新,同时还必须依赖西方,学习西方。因为西方音乐的土壤毕竟还是在西方,在中国不可能为了创新,就拿着儒家的一套理论来分析西方文化。因此,创新越多,对西方的依赖性也就会越强。

    最后他总结道:“中国视野”的提出并不是一个中西关系的问题,而是一个新旧观念的变化问题,是从文化的角度所提出的一个问题。那么要想实现中国视野,在研究上就必须具有文化意识,只有从文化观念的层面去研究才有可能会出现“中国视野”。从根本上讲,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近些年文化思潮异军突起的一个代表。

    第二场(时间:10:30-11:50/主持人:余志刚/发言人数:4人)

    第一位发言人是孙国忠教授,发言题目为“历史音乐学在中国——问题与反思”。该文章已经发表在2013年第4期的《音乐研究》上。会上孙国忠主要就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和博士生的培养方式两方面进行了探讨。在课程设置上,他认为本科生的西方音乐史教学已经比较体系化,不需要再对通史进行大的改动(余志刚持反对意见)。而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应该采取研讨课的形式,这与余志刚的提法不谋而合。在博士生的培养方式上,他认为硕博生的培养一定要拉开层次;应该增加必修课课程,减少选修课课程,博士生课程设置一定要健全;设置博士中期检查;博士生的论文必须要有原创性。他深感现在的博士论文原创性不够,博士教育质量下滑。他认为学科需要一代一代的传承,因此,对博士的培养要求必须提高。最后他对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伍维曦博士提出了赞扬,认为他的博士论文做到了原创性。同时,余志刚表示也相信,中国21世纪必将会出现更加年轻一代的研究西方音乐史学的中坚力量。

    第二位发言人是汪申申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打破学科藩篱,整合学术资源——关于成立中国音乐学学会的建议”。汪申申的观点极为明确,他认为:自从钱仁康等一辈学贯中西的学者去世之后,由于目前学科越来越细分,越来越专化,现在的学者或是只懂西方史学或是只懂中国史学,学术界很难再出现这样中西贯通的大师。因此,他提出中国应该像美国那样成立一个中国音乐学学会,把音乐学的各科专家都聚集在一起互相交流,这样对促进学科之间的融合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余志刚等教授对此提出了质疑)!

    第三位发言人是王晡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新世纪中国西方音乐学科的几点展望”。他的发言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追溯了中国的西方音乐从学科起步到逐渐步入正轨的历史轨迹;第二部分以西方音乐史书籍的出版为例展示了这一学科自引进中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第三部分也是此次发言的重点部分,他从三个方面对该学科进行了展望:首先,他提出了学会在未来的发展方向(要有前瞻性、应用性并且大胆涉入新的领域)。其次,他认为现在的西方音乐史研究尽管已经进入了释义的“新音乐学”阶段,但仍然不能抛弃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以实证主义为史学的研究基础仍然是必要的。为此,他以肖邦的《革命》为例,运用实证主义的方式证实了《革命》并不是为华沙起义而作,而是在华沙起义之前就已经开始创作。因此在解读中,对这首曲子的理解都存在着很大的误解,而肖邦的“革命”并不在于政治上的或激进的民族主义上,而是在“古典”“抒情”的浪漫主义风格、钢琴演奏创作技术和主调音乐复调化上的革命性历史贡献,并且他还对“肖邦学派”“肖邦和弦”等名称提出了质疑,以匡正基本概念。最后,他认为中国人必须进入有价值的西方音乐史写作实践,结合文化参照的写作方式,使写作具有独特的创新性。

    第四位发言人是叶松荣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捕捉‘永恒的美’:中国歌剧音乐创作的力量与生命力”。首先,叶松荣通过分析中国歌剧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所具有的特征及其所面临的三种困境,提出了“中国歌剧的音乐创作能否成功是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满足听众的审美需求”的观点。因此,他认为歌剧创作要强调从审美选择的理念出发,将捕捉“永恒的美”的音乐作为歌剧创作的核心要素。其次,他就中国歌剧创作到底是该走“民族化”还是“国际化”给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要走二者相互融合而不是互相对立的道路。另外,他还以探索中国歌剧创作可以去掉宣叙调的方式,提出了中国歌剧创作是否一定要严格按照西方歌剧音乐的模式原封不动地再现的问题,留待大家讨论。

    第三场(时间:14:30-15:30/主持人:孙国忠/发言人数:3人)

    下半场会议的第一位发言人是我院西方音乐史学科带头人李秀军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二十一世纪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科发展思考中的几个问题”。李秀军教授曾有关该问题于2013年第3期的《音乐研究》发表《从西方近几十年对蒙特威尔第的研究看21世纪西方音乐史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一文。但此次研讨会他比较深入探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四点:一、西方音乐的特质问题;二、西方音乐与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关系问题。三、“我文化”与“他文化”;四、西方音乐史研究与教学中的“格”与“特色”。在西方音乐的本质特征上,李秀军认为西方专业音乐创作更多是属于“审美音乐”的范畴,而我们目前从事的一些民族、民间音乐的课题研究,其音乐更多是属于“功能性音乐”的范畴。后者的最终目的是强调音乐以外的事件过程,并不主要是针对音乐本身;而前者中音乐以外的因素则是为了最终实现音乐作品自身的全部内涵。这样就从根本上确认了西方音乐的特质。在西方音乐与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西方音乐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创作所产生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而在音乐学领域中,中国学者在对待这一问题上表现得比较谨慎,既承认受其影响,但考虑到其他一些因素又不敢深入敞开地谈论这一问题。最后他就这一问题总结为:是西方音乐促发了中国的近现代音乐创作,反过来中国的近现代音乐为西方音乐增添了不同的色彩、内涵和养料。由于时间关系,李秀军仅概略讲述了第三和第四个问题。

    第二位发言人是邓希路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呼吁大文化视野的西方音乐史写作”。他认为通史的写作方式是以音乐形态为主线,同时插入一些音乐家或者是少量的观念背景进去进行写作的。这种音乐史的写作方式缺乏“前理解”下的音乐文化类背景,缺少地理、科技、工业、工艺技术、宗教、意识形态、政治法规、交通状况、日常生活史事件和大历史学科的背景知识作为支撑,而这些知识对于全面理解音乐史是非常有必要的。他以音乐厅或是大剧院中的工艺性技术会影响这个国家的管弦乐配器方式等为例,说明了这些音乐之外的环境对音乐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因此他呼吁我们撰写的音乐史不应该是专业性非常强的单一的音乐史,而应该是带有总体文化和生态观念相互关联的总体音乐文化史。他认为这种包罗万象的音乐文化史写作方式不是没有可能的,并以《西方建筑史》等书籍为例,说明了这种可能性。

    第三位发言人是伍维曦副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传统、西学与当下——试论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挑战与契机”。他首先从学理上分析了我们在这个学科的知识积累上比较薄弱,理论构建相对没有话语权。接着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个基本目标:要在汉语中形成研究该学科的语境,同时启迪人的心智。然后,又通过三个维度之间的比较来说明大陆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现状:第一,相对于西方的相同领域和课题的研究,我们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第二,相对于中国的其他西学研究领域,该学科的理论构建缺少自己的话语体系。第三,相对于汉语音乐学界的其他分支来讲,翻译西学文献的增多提高了我们融入西方语境研究中的机率。最后,他又从中国学人认识西方音乐的三次浪潮中,得出了这样的启示:

    在第一次浪潮中,他以王光祈“中体西用的文化本位意识”和萧友梅“学习西方的民族本位意识”为例,说明了他们对引进西学研究进中国,并在中国发展的重要性。但是,他们的学术成果在1949年以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导致第二次浪潮的出现。在第二次浪潮中,他以国人对苏联和东欧学术思想引入的态度为例,在知识性层面上肯定了它们使中国学者对西方音乐文化及学术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在理论性层面上他又否认了当时中国学者学习苏联导致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过渡诠释”性。这就导致了1980年代后出现的一种相反的思潮(放弃批判性诠释,一味跟从西方学术界的“犬儒实证主义”)。在这种以英美为主的音乐学思潮的引进中,使中国音乐在“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夹击中出现了危机。如何在深入吸纳西学的同时坚持和回归传统,并以对现实的思考作为平衡二者的立足点,成了我们当下研究西方传统音乐所面临的问题。如何解决这种问题,伍维曦认为知识性方面的积累特别重要。在知识性方面:我们需要多翻译,多做综述,深入了解西方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许多带有原创性的思考与视角。

    第四场(时间:15:40-16:20/主持人:王晡/发言人数:2人)

    最后一场的第一位发言人是杨九华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21世纪瓦格纳乐剧在中国的发展研究”。到目前为止,21世纪其实也就是指这近14年瓦格纳音乐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在会议上,杨九华主要采用数据统计的方式,从四个方面对这一选题进行了论述:他强调是继1999年《漂泊的荷兰人》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之后,瓦格纳的乐剧才开始进入国内的学术研究中。第一,在论文方面:经他统计,从2001-2005年,国内发表关于瓦格纳的重要学术有论文21篇(是上一个五年的三倍);2006-2010年,研究论文增长到52篇;2011-2013年,数据上升为70多篇。这些论文不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很大的提高,研究中心主要集中在作曲技术和思想寓意等方面。第二,在论著方面:国内近14年出版了很多非自传性质的、有深度的译著。第三,在演出情况方面:200510月在保利剧院《尼伯龙根的指环》的演出;2007年保利剧院《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上演;2010年上海大剧院《尼伯龙根的指环》上演。这三次歌剧演出的版本变化很大,尤其是2010年在上海的演出,歌剧中加入了非常多的现代元素,除了音乐上的保留外,在其他的灯光设置,以及舞美设计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的是在确保瓦格纳音乐精神的前提下,以多种形式来反映当前世界的环保问题。由此,杨九华认为这些在部分中国学者看来无法理解的演出形式作品,也是可以以各种方式来进行演绎的,只要音乐的精髓还在。第四,在中国学术界针对瓦格纳的学术研讨会(201220132014年都有举办)也逐渐增多,甚至有的学术会议还有德国人参与进来,德国的学术界也开始对中国学者是怎样研究瓦格纳的非常感兴趣。最后,他对瓦格纳在中国未来的研究做出了展望:除了以上四个方面,未来中国的学术界在瓦格纳上还有很多可以研究的课题:例如,瓦格纳的歌剧版本问题;政治与权力问题在瓦格纳歌剧中的体现;瓦格纳的同性恋问题等。

    本次论坛的最后一位发言人是刘経树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从转述迈向原创性研究”。他的发言简短而又具有深度,对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科发展走向有着指导性的作用。第一,他认为中国人在研究西方音乐史时总是抱着一种“局外人”的态度,西方音乐史学科在中国这近100年的发展中,应该从较早时期的转述、翻译模式转入21世纪的研究与创新模式中。第二,人文科学(产生于德国)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区别是:人文科学提出了意义的问题,它根本不研究物质,而研究人的作品,询问作品当中为它预先规定的意义(狭义上称之为“理解”)。传统史学在时间轴上叙述了音乐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因此解决不了作者创作行为的意义,这也是从阐释学中得出的启示。第三 ,传统史学主要是在叙述历史,历史就是在讲故事、讲事实,这种史料是不能更新的。因此在国内外这种传统的风格史、通史很难获得独创性,所以国内学术界总是充斥着抄袭、转述和改编等一系列的问题,这种道路在中国已经发展近100年了,应该停止,这种学术作风和传统的史学研究方式不应该再主导着中国的研究模式。我们应该有选择地去研究西方音乐史各个时期中的各个专题,写出专题史或者是断代史论著。第四,达尔豪斯的结构史(60年代新兴的一种史学模式)在每个历史阶段都一个范式存在,范式之间的更替摆脱了传统史学的重复和雷同叙述模式,提高了音乐学的人文科学修养,推动着史学向前发展。所以中国学者也可以在没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采用结构史的模式进行研究,摆脱重复和雷同的史学研究方式。刘経树正在尝试使用结构史中的“极多主义”范式写作现代时期的断代音乐史,这种范式与1960年代出现的简约派强调“极少主义”范式相互对立。如果运用这种范式来论述20世纪的西方音乐史研究,这对于我们来讲在学术研究上是一条出路。第五,关于音乐分析。中国的音乐分析主要是遵循上个世纪原苏联时期斯波索宾的和声学启示。德国音乐学界称这种分析为“音乐的工艺学”[1]。而德国的传统音乐分析更加注重作曲过程当中的主题、动机的思维和展开。比如“发展变异原则”更深入的分析了音乐的形式。达尔豪斯的文章《音乐如同“文本”(编织物)》 强调音乐是一个整体的编织物,不能被一根一根地抽开研究。这篇文章的要点就是把音乐的“文本”分析(也就是技术分析)同音乐的意义(是指音乐本身的意义)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了。这是这篇文章在音乐学中的历史性转向。从这篇文章之后,欧美音乐学界就开始转向了“文本”研究,成为后现代音乐学的一个重点方向,例如民族音乐学等学科都在逐渐地走向音乐的“文本”研究,主要就是因为这种研究触及了音乐本身的意义研究。而这条道路也正是中国学者需要走的研究道路,只有在这条道路上中国学者才有可能具有更多的创新性。

    最后,刘経树教授通过引用达尔豪斯的话对“音乐的意义到底在哪?”这一问题进行了回答:达尔豪斯说这种意义既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也不能用语言来表述,我们尽管能用实用主义的表现性(例如,用声音来模拟这种意义)来隐喻这种音乐的意义,但是这样做是远远不够的。

    自由讨论(时间:16:20-17:00

    余志刚教授就孙国忠教授所提的“本科生的西方音乐史教学已经体系化,不需要再对通史进行大的改动”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并不认同这种说法,认为在本科生的通史教材编写上我们还可以有进一步的改进空间。

    余志刚教授就汪申申教授所提出的成立“中国音乐学学会“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包罗万象的音乐学学会太庞大,不论是从机构建设还是从人员考量上都存在着许多不可行的问题。而且美国音乐学学会涵盖所有音乐学学科的分支,但是它仍然是以历史音乐学为主。其他几位学者也就这一问题发表了意见。

    余志刚教授就叶松荣教授所提出的“‘永恒的美是歌剧创作能否成功的关键,提出了建议:他认为这种“美”中必须包含人性的美,因为中国歌剧实质上是缺乏人性的美,歌剧中对人性的开掘是否有深度,才是歌剧“美不美”的重点所在。

    伍维曦希望刘経树教授能够运用自己所阐述的理论建构,借助某个确定的作品,诠释解读出它与传统分析方式的区别。刘経树教授最终通过解读结构史的分析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这种结构史范式的经典分析模式其实就是对“作曲技术、美学观念和音乐技巧”这三种结构的分析,通过论述这三个结构来阐述历史,这是结构史史学分析的一个根本特性!

    最后,由杨燕迪教授对这次会议进行了总结,并表示这个学科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的基础仍然薄弱,仍然需要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另外,他还提前预告了西方音乐学会的“第二届青年论坛“将会于201511月在杭州举办; 2016年“西方音乐学会第五届年会”的中心课题为西方音乐断代史和专题史研究。最后,他代表学会向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及李秀军教授表示了感谢!

    2014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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