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开幕式,音乐会以中国故事——叶小纲作品音乐会命名。上半场是:《峨眉》为小提琴、打击乐与乐队而作,《悲欣之歌》为低男中音与乐队而作,《星光》为钢琴、合唱与乐队而作;下半场是:《敦煌》(序:乐舞)为乐队而作,《喜马拉雅之光》为男高音、男童高音、古筝、合唱与乐队而作。

           随着当代中国逐渐进入深度叙事的状态,一个时兴多年的口号与国际接轨悄然隐退,让全世界倾听中国人讲述中国的故事骤然升起。就这样,通过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几乎成了时下中国作曲家的主流选择。简单而言,讲中国故事,一在讲什么?二在怎么讲,即如何叙事?毋庸置疑,作为艺术创作,关键者就在讲本身。从以往的经历看,跟相仿的音乐家相比,叶小纲确实是一个很擅长用声音来讲故事的音乐家,从早年留学美国时期创作的《一个中国人在纽约》,到后来创作的交响曲《春天的故事》、舞剧音乐《深圳故事》,以至于这次音乐会干脆以中国故事命题。看上去,他似乎是在讲不同的故事,其实,他所倾注的努力就是在寻求一种独特的叙事。

           创作于2015年的《峨眉》,即是通过打击乐、小提琴、管弦乐队构建一个点线面的交融与叠合,三者在互动过程中,不仅有个性的极度显现,又不乏共性的适度彰显,我特别注意到不同声音之间的衔接相当流畅;再一个可圈可点的对比是,乐队固定音型的集约铺张与个别乐器极致表演的粗放跌宕;除此之外,不设中心的音调流动与通过炫技集能聚场的情况,也非常值得关注,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当代音乐集聚结构驱动能量与力场的一个有效手段。可能成为挑战的一个问题是现代打击乐的写法,毫无疑问,与过去管弦乐队常规打击乐器相比,如今的打击乐器种类繁多,一大批非西方传统的民族乐器甚至于非艺术的响器悉数登场,由此,有赖于色彩变化呈现的打击乐音响绝对占据主位。然而,但凡相遇此类过度抑扬顿挫的声音情况,我的感性体验却反而期待类远古节律的动静重新出场,哪怕只是单一物体的碰击,仅仅通过长短不一的物物相及来发出轻重缓急的声音。

           专门为沈洋打造的《悲欣之歌》创作于2010年,是作者以李叔同的诗词为灵感而写作的。据报道,其立意在演绎介乎于传统声韵与现代音乐之间的歌谣。悲有余而欣不足,则是我在临响过程中呈现的听感官事实。也许,弘一法师的定力与气度,囿于频繁转调而解构的调性界域,使得声音线条的随性穿行一再遭遇障碍。为此,我总有一种被做旧的感觉,难道这果然是抒情曲调不断向音调声调乃至语调的一次功能还原吗?

           曾经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演出中展现过的《星光》,则一反之前的凝重氛围与悲屈状态,活脱脱呈现一个靓丽可人的形象,充满青春萌动的音势与力场,飘逸潇洒、扶摇直上。正可谓:长短抑扬,顿挫节律吐气息;轻重疾徐,缓急起伏跳脉动;虚虚实实,断断续续,上下左右凸声势,前后明暗显音力。

           与此相仿,新作《敦煌》这次首演只是交响组曲中的乐舞序奏,尽管其神秘面纱尚未完全揭开,但通过音色对比呈现出来的张力,以及初现雏形的力度布局,不仅预示了后面故事的丝竹雅颂,似乎也暗示着接下去的讲述将会是更进一步的文采风骚。

           最令听众沸腾的,无疑是创作于2013年的《喜马拉雅之光》。这是专门为男高音石倚洁与男童高音刘珅量身度制的一部作品,紧致清亮的男高音、通透澄澈的男童高音、圆融浑厚的古筝拨奏与大气磅礴的管弦乐队交相辉映,时时闪耀出雪域高原的神奇与圣洁。始端于早年创作《地平线》的这种青藏情结,至此,又有了一个新的升华。高亢与穿越,低沉与拖曳,质朴的音响叙事经由极致的声音修辞,几乎达至艺术与文化乃至于自然的无差别境界。

           一直以来的印象,叶小纲的作品一般不搞怪,虽然作为1980年代崛起的前卫一代,他也经历过实验创作与西方影响的多重洗礼,但我感觉,在他的音乐里总饱含着一种非常独特的抒情秉性,有序生意外,不定成规矩。就像近20年前我曾经评论过他的那样:在叶小纲的文脉当中,一直有一条抒情的线索,只不过时而隐蔽,时而凸显,拨开其周边枝节,则一根通轴裸露无疑,并贯穿始终,可谓生来俱有。也许,一方面得益于血缘父母的赋予,其父叶纯之先生的旋律中总是有那么一点苦涩;另一方面则得益于文化父母的倾注,其中国情结的声音存在又总是携带着这么一点感伤。

           不难发现,在这场音乐会中展现的五种声音,可以说,除了《星光》之外,或多或少系一份佛缘、现一点禅意。中国故事之所以如是叙事,其底力,一定就在深藏于叶小纲心目当中的这一份文化自信……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汇报201752日(星期二),第25388号,上海报业汇报201752日出版,上海,第10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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