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燕迪

     

     

    田可文教授等著的文集《那些年,我们一起走过——田可文与他音乐学的学生们》序言

     

     

    田可文教授是我的老朋友,彼此结识至今已有三十余年。不知从何时开始,我见面称他为“老田”,通信(以及后来的电邮、微信等)中就称“老田兄”——感觉总是很亲切。前些天老田来信,邀我为他和自己学生的文集写序。我猜老田之所以想到这个邀约,可能与我们之间长期的老友情谊不无关联。而且,老田教过的学生中有些我也比较熟(如李诗原、王岚、徐艺、曹阳等),甚至有几个后来又成了我的博士生(如夏滟洲和杨婧),真可谓“有缘分”。

    说起来老田确是我的兄长辈,大我八岁。当年(1983年)我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随谭冰若先生攻读硕士,因年纪尚轻,对很多事情特别是学问之道都还在懵懂之中。老田彼时是系里的“进修生”,我们平日有诸多交流,甚至有些时日成天在一起——我们的友情于是自此起步。记得刚入校时,有一次听到介绍说,老田已在学术上小有建树,是《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佛教音乐”这一词条的撰稿人。现在回想,这个业绩在初出茅庐的我看来可算是“高大上”级别了,顿时好生羡慕!到谭先生家上大课,已记不得有多少次是我约老田(或者老田约我)一同步行前往。老田大概觉得我读书还算比较多——尤其是当时出版的外国小说,彼此交流很是畅快。好像老田说起过他喜爱日本的川端康成,而我恰好刚刚读过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中篇小说《雪国》,于是便有了一番作为文学爱好者的音乐学子之间的热烈讨论……

    对文学的爱好或许是改革开放初期那个特殊时代所有青年学子共同的启蒙精神特征。我想,这种通过文学(以及历史、哲学和其他人文艺术领域)使自己具有更广大关切的体验也是我们这代知识人的特有心理结构。正是这种带有八十年代启蒙色彩的精神特征和心理结构,使老田的音乐学术和教学理路展现出某种我自认很熟悉的气质(如果说学术也可以用“气质”来形容的话)——希望通过音乐,连带起更深远的文化思考和更深刻的人生命题,并试图将其卷入到音乐的学术研究与文字写作中。也正因“意气相投”,我在学术道路上前行的一些重要轨迹都与老田有关——他长期主持的武汉音乐学院学报《黄钟》总在向我约稿,而我也将自认不辱这本重要期刊的文稿投寄给老田。而我在《黄钟》2010年第4期上所发表的文章《音乐批评相关学理问题之我见》曾获得一个重要的科研奖项——中国文联第八届文艺评论奖文章类一等奖。在此应该向老田和《黄钟》表达我的衷心谢意!

    翻阅这本文集,音乐学界的“圈内人”很快会发现,老田及其学生的学术领域覆盖之广和学术兴趣之宽在当今这个愈来愈“专业化”的时代显得非同寻常。全部文集分“音乐史学理论”“西方音乐史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音乐家与作品研究”“乐器学研究”“音乐出版与音乐史”几个板块,恰当地概括展现出老田和他所指导的学生在音乐学术探索中的努力方向和实际贡献。不妨用横贯中西、打通古今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这些学术成果的性格,而其中所谈论课题的多样性和学术思维的活跃性也着实令人惊异。这样的性格和品质显然离不开老田本人的知识结构和他对学生的用心开导。如老田本人在本文集自序中所言,这种“混搭”是某种“有意为之”,其来有自——它植根于老田“最大限度地任由学生发挥自由想象的学术空间,充分调动学生学术研究的主动性”。

    我曾切身体会到老田所指导过的学生所独具的优势和特长。老田曾开玩笑般、又有些骄傲地介绍他曾教过的学生思维之活跃和读书之广泛,说“他(她)们简直像大狼狗,我在后面拼命拽都拽不住!”此话不假:至少在后来随我攻读博士的两位“田门学子”——夏滟洲、杨婧——身上,我就能清楚地感到这种“拽不住”的秉性。他们有强烈的求知欲,但并不“死读书”;立足音乐,但又不仅仅只关注音乐。我常发现很多武汉音乐学院出身的音乐学者和学子,似乎都有一种在学问中敢闯敢拼的冲劲。这似乎也成了“武汉院”的一种传奇,想来与老田等这些“武汉院”的资深教授的“传帮带”不无关系。而这正是所谓“学统”和“学缘”在冥冥之中的内在效应吧!

    真是时光荏苒!转眼老田也居然到了花甲之年!而他的学生中有的也早已成了教授、专家。回想这三十余年的心路历程,我们这代原来的年轻人现在也已逐渐品尝到了“沧桑”二字的意味和分量。这本文集或可作为老田在学术上不断前行、他的学生不断成长的见证。值此书出版之际,我愿叩首作揖:祝老田兄长和他的众弟子们——身体康健、学业精进!

    是为序。

     

    杨燕迪

    2015310写于上海音乐学院行政办公楼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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