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中旬,拉脱维亚指挥家安德里斯·波嘉临时接替被台风堵在日本的俄罗斯指挥家捷吉耶夫,指挥了慕尼黑爱乐乐团在上海的音乐会。演出获得了现场观众较高的评价,问题也接踵而至:如果捷吉耶夫来了会怎样?
      没有人会怀疑捷吉耶夫对这场音乐会曲目的熟悉程度;但一场音乐会是否成功,不仅取决于指挥的个人能力,也要看指挥与乐手间的默契程度。据报道,捷吉耶夫原本是打算在日本的两场音乐会的间隙出时间来上海的。他与乐队的排练时间,只有演出前的一个半小时。相比之下,之前就在同一套曲目上与乐团有过合作的波嘉,在与乐团的合作上显然更胜一筹。实际上,正是考虑到乘飞机奔波于世界各地演出会不可避免地降低音乐水准,上世纪十大女高音之一科特鲁巴斯选择了退出舞台,安心教学。
      将西方音乐史分成中世纪、文艺复兴、巴洛克、古典、浪漫和20世纪等六个时期已经早为国际学术界普遍接受;然而笔者却更加倾向于将西方音乐史分为前商品时期和商品时期,其大致的分界是在古典时期。前商品时期的创作音乐主要是属于教堂和贵族社会的,音乐的功能是仪式性的、审美性的。随着第三等级的逐步上升,这一群当时的土豪希望通过已经获得的财富来换取如贵族般体面的精神生活,西方音乐这一原本起源并发展于教堂的艺术类型开始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独立的音乐家、经纪人、出版社、唱片公司、乐器制造商等开始将音乐(缪斯)这一原本居住于帕尔纳索斯山的女神用商业化的手段加以运作,音乐从其诞生之初就已具备的审美性质逐渐沦落为娱乐大众的性质。文艺界娱乐圈,美好与低俗原本也就是一念之间。
      笔者曾经一度对某些名不副实的演奏家为什么会大受欢迎甚为不解,或许马克斯·韦伯的卡里斯玛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其原因——具有某种超凡人格特质的人可以引发人群的集体兴奋和狂热崇拜——这完全可以与艺术水准无关。而对于艺术的鉴赏也几已成为一种在商业炒作下、舆论宣传下的一种集体意识,不具备卡里斯玛的个体几乎完全可以被忽视,哪怕他/她的确拥有不俗的艺术水准;而对于受众群体而言,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黑格尔)也早已不适用。
      令人担忧的是,原本属于通俗文化的粉都(fandom)现象也进入到了古典音乐(以及包括中国传统戏曲在内的具备令人产生精神愉悦的许多艺术)的领域。文化领域也用市场的方式进行运作,导致演出市场中来来去去就那么几个大师的熟面孔,而让我们错过了一些正当盛年且极富艺术才华的艺术家。
      将来沪举办音乐会的钢琴家朱晓玫女士似乎就是一位曾经被无视的卡里斯玛,当下,许多观众如发现新大陆一般对其追捧;而从另一方面说,朱晓玫女士又是一位幸运的卡里斯玛,毕竟她的艺术才华得到了认可。即便如此,我们是否也要扪心自问,吸引我们买票去看她的音乐会是由于她的艺术造诣还是她那坎坷而罕为人知的经历?
      美国小提琴家亚沙·贝尔的一次尝试也令人深思。他身着便装在华盛顿最繁忙的地铁通道里用斯特拉迪瓦里名琴演奏了45分钟。匆匆忙忙的人群从他身边经过,据说只有6个人短暂驻足欣赏了他的演奏,只有一位女性认出了他。最后他的收入是32美元17美分,演出的结束没有任何掌声;而他音乐会的平均票价是100美元一张。
      清初诗论家叶燮有感于诗文选本所说的名为文选,实为人选可谓一语中的——对于名人的追捧并非当下的时髦,也并非仅仅出现在音乐界,也并非都是商业原因。普罗大众也无法左右在市场运作下的各类商业演出,但是面对艺术市场的消费者们必须要问自己:我们买票进入到音乐厅、歌剧院听的是什么?我们买票看音乐会的目的是艺术审美还是追星?在我们感谢商业演出给乐迷带来了一次次一流演出的同时,音乐家、演出策划者和观众都需要考虑在这种音乐商业化不可逆转的潮流中如何保持音乐的独立与纯粹。艺术鉴赏并非是在艺术家成名之后的集体叫好,而是在艺术家成名之前的慧眼相识,以及在艺术家成名之后也能够敢于实事求是地说不。市场绝不是衡量艺术价值高低的唯一标准,我们所要的是一流的艺术而绝非仅仅是一流的艺术家。
      (作者为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

     

    载《文汇报》2014年11月7日(星期五),第24484号,上海报业集团文汇报社2014年11月7日出版,上海,第10版,文艺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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