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艺术门类与学科界限的经典范例[1]

    ——《声音与空间在文艺复兴的威尼斯:建筑、音乐与声学》

    杨健

     

    引言

    “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歌德

    人们在谈到音乐与建筑这两门姊妹艺术之间的联系时通常起源于也往往不幸仅限于这句意味深长的名言。事实上,在西方文明发展的漫长历程中,这两者之间具有更为重要且明显的直接交集。在当代中国,无论是在家里听录音,还是在音响效果大同小异的音乐厅或歌剧院里聆听现场演出,人们一般并不会过多留意周围的声场环境。但到了国外,特别是各类历史建筑密集林立的欧洲,由于音乐会和带有音乐表演的宗教仪式经常在古老的教堂中举行,此时环境因素立即成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即使是同一音乐家(团体)演奏同一曲目,在不同的教堂听来,效果都会相去甚远,甚至在同一教堂的不同位置也会有显著差别。这自然引出了一系列问题:这些建筑为在其中演奏的各种音乐所带来的不同效果,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听众的接受、表演者的阐释以及创作者当初的构思?反之,由于音乐表演特别是合唱音乐表演长期以来都是基督教仪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建筑师们在设计教堂布局时是否也有意识地考虑到为唱诗班的表演及其效果提供各种便利?

     

    一、           研究对象:圣马可及其周边共计十二座宗教建筑

    以上这些疑问构成了《声音与空间在文艺复兴的威尼斯:建筑、音乐与声学》(参考文献1以下简称《声音与空间》)一书最基本的研究目的。孕育于基督教文明的西方艺术音乐,其发展当然与各种宗教场所的建筑环境紧密关联。其中,文艺复兴时期是复调音乐走向成熟的关键节点,宗教改革以及反宗教改革运动都对于这种艺术风格走向完善有着微妙的刺激作用。而威尼斯作为意大利半岛上仅次于罗马的一座独立城邦,其音乐活动中的特色创新,更是对于西方音乐从文艺复兴盛期向巴洛克时代过渡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因此,威尼斯音乐文化的中心——圣马可教堂(San Marco)首当其冲成为了《声音与空间》一书研究的重点和起点。由于其特有的结构,很便于采用“分开的合唱队”(coro spezzato),维拉尔特(Adrian Willaert)等几代音乐家在这里逐渐培育出了一种对于西方音乐随后的发展极具启示作用的“复合唱风格”(polychoral style)。

    与此同时,西方建筑以及人们对于物理、声学等相关学科的认识也处于不断革新和进步之中。像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这样的大艺术家都在忙于通过壁画和雕塑等形式来装点各大教堂和宫殿,特别是有两位与音乐活动关系密切,且亲手缔造了威尼斯很多宗教空间的建筑大师:桑索维诺Jacopo Sansovino)和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为了确证在他们的作品及其它相似建筑中是否有意识地贯彻了相关声学原则和环境设计,《声音与空间》一书顺藤摸瓜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了“岛屿修道院”Island Monasteries、“托钵修士院”(Mendicant Friaries)、“教区教堂”(Parish Churches)、“大医院教堂”(Ospedali Grandi)等四种类型共计十二座建筑。它们都曾在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音乐活动和宗教仪式中起到过重要作用。

       


    1 《声音与空间》一书的封面为圣马可教堂内景

    二、           研究方法:文献梳理、声学测量与合唱实验相互映照

    由于圣马可教堂在文艺复兴时期还只是威尼斯总督公爵府的附属礼拜堂(Chapel),直到1807年才正式成为“宗座圣殿”(Patriarchal Cathedral Basilica),所以《声音与空间》一书实际上总共涉及了六种不同类型的宗教建筑。这种全线铺开的巨大阵势已足以让人肃然起敬,而更令人惊讶的还在于该书作者综合各种研究方法,针对每一座建筑所展开的细致入微的分析和探讨。以第一章“圣马可”为例,共分为“建筑的历史”、“礼拜与仪式:the patriarchino(一种特殊的崇拜礼仪)、“圣马可的音乐”、“维拉尔特与分开的合唱队”、“管风琴与管风琴走廊”、“圣坛与讲经台”、“歌手的位置”和“结论”八个小节。其中,通过对历史文献(包括文字、图像和实物等各种形式)的全面梳理和剖析,以礼拜仪式这样一种本身就十分强调多感官(听觉、视觉、嗅觉,甚至触觉、味觉等)体验相结合的特殊活动为中枢,将音乐与周围的空间环境紧密的结合了起来。

    该书最大的闪光点还在于采用了“声学测量”以及“合唱实验”等一系列大胆且极具创意的实证研究方法。来自剑桥大学等顶尖研究机构的声学专家,采用最先进的设备和手段,对本书所涉及的教堂建筑进行了全面的精确测量和声学评估。主要关注的声学参数包括:早期衰减时间(Early Decay TimeEDT)、标准混响时间(Standard Reverberation TimeT30)等。这些参数也是当今衡量音乐厅、歌剧院等演出场馆性能的主流声学指标。例如,图1即为各类型教堂在早期衰减时间(EDT)和混响时间(T30)两个维度的对比。圣马可教堂在各测量点所获得的EDT大约在2-5秒之间,而T30大约在4-5秒之间,虽然跟当代音乐厅相比明显偏大,但相对于威尼斯其它类型的宗教空间来说的仍处于较为理想的中间值。

     
    2 各类型教堂的早期衰减时间(EDT)和混响时间(T30)对比,引自223页。

     

    如果说“声学测量”还只是对建筑环境因素的初步客观评估,那么“合唱实验”便更进一步将客观数据、历史文献与主观评价极具说服力地整合在了一起。为此,本书第一作者所在的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附属的唱诗班,在本书所涉及的威尼斯各大教堂里试演了从单声部圣咏到复合唱风格的十余部作品,涉及维拉尔特、加布里埃利和蒙特威尔第等多位当时重要的作曲家。这些实验性演出吸引了各界听众的积极参与。现场采用问卷调查形式,请处于不同位置的听众和演唱者就他们所感受到的声学效果进行包括响度、清晰度、混响效果等各项指标的主观评价。这些人为评价的结果经过专门的量化分析后,与先前所提及的客观测量数据以及文献记载的背景信息均具有十分可喜的相互映照性,从而大大增强了该研究的说服力和可信度。值得专门一提的是,有一座据信由桑索维诺主持设计的绝症医院教堂在十九世纪被损毁。研究者们便通过虚拟建模的方式3D重构了这座教堂,并在其中进行了模拟声学测试,结果明确印证了很多历史文献对于该教堂具有极佳声学效果的记载[3]

     

    三、研究背景:环境给养、院校支持并投入巨资的跨专业协作

    显然,以上这些庞大且繁杂的研究对象以及横跨艺术(包括音乐、建筑、雕塑、绘画等)、历史、宗教和自然科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绝非一般作者和团队所能胜任。那么,究竟有哪些独特的因素才共同催生了这样一部开拓性著作?两位主要作者霍华德Deborah Howard和莫雷蒂(Laura Moretti)都是建筑史方面的专家,后者拥有大提琴演奏文凭,目前供职于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艺术史学院。而第一作者与笔者目前同属一个学院,在平时有着更为密切的交流机会。除去英国深厚的经验主义哲学传统以外,笔者认为至少还有三个层次的重要因素。首先是家庭的小环境,霍华德教授本人自幼酷爱音乐,能熟练演奏钢琴等多种乐器,两个孩子也都学习演奏乐器。而她的丈夫隆艾尔Malcolm Longair)是一位物理学家、剑桥大学的自然哲学教授,这对于霍华德想到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去研究音乐与建筑空间方面的课题无疑具有直接影响。其次是周边的大环境。剑桥是目前世界上极少数仍完整保留自中世纪以来很多古老传统的联邦制大学。霍华德教授属于建筑与艺术史系科(Faculty of Architecture and History of Art),同时又是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院士。由于食宿、社交和宗教活动主要在学院中进行,便具有了经常进行跨专业交流和讨论的机会。

    而与上述两个层次密切相关的中坚因素,应该就是霍华德教授所领导的研究团队和支持项目。她于2002-2009年曾长期担任艺术史系主任,这也差不多正是对《声音与空间》进行酝酿、筹备、实施和写作的整个阶段[4]2005年她又主持设立了“文艺复兴建筑中的声学和音乐实验中心”(Centre for Acoustic and Musical Experiments in Renaissance Architecture,简称CAMERA),其中前三年(2005-2008)的研究主要由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简称AHRC)以“文艺复兴威尼斯的建筑与音乐”为研究课题提供资助。该中心和课题以跨专业和跨地域的广泛合作为基本工作方式,其第一次年会于20059月在威尼斯召开,吸引了来自各个领域的顶尖专家。例如霍华德教授的丈夫隆艾尔教授作为著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开发部主任,担任了本项目声学测量小组的一员。该研究同时还调用了来自剑桥大学各个系科和学院的优质资源,例如先前所提及的圣约翰学院唱诗班,而部分重要的干声录音和环绕声监听回放则完成于音乐系科(Faculty of Music)所属的“音乐与科学中心”(Center for Music and Science)等等。

     

    四、研究结果:填补音乐、建筑等多领域空白的开拓性杰作

    如此,以霍华德教授为首,调度了剑桥大学乃至整个欧洲和全世界最优质的资源,耗费几十万英镑才完成的庞大研究项目,最终形成了前无古人且难以超越的这本开拓性杰作。尽管其中的很多具体结论似乎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例如,通过声学测量和听众问卷可以证明,在圣马可教堂中位列前三名的最佳声源和接受者位置组合(参见图3)分别为Cpergolo,左右对称各一)-2(公爵宝座)、Apergolo-3(圣坛)和Abigonzo讲坛)-2(公爵宝座)。这也验证了在第二个pergolo1544年完工后,维拉尔特常将两个合唱队分别置于左右两个pergolo中演唱复合唱作品的文献记载。而到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由于仪式流程的变化以及G.加布里埃利的音乐中更为丰富的和声变换对于表演效果的内在要求,最受欢迎的合唱队位置又被调整到了bigonzo讲坛等等。这些具有文献、实物和实证等多重支持的有趣结论,在过去的相关教材和专著中似乎从未被详细讨论过。

     3 马可教堂平面图,其中小方块代表听众的不同位置、三角代表测量声源的不同位置、圆形代表测量话筒(接受者)的不同位置,引自243页。

     

    除此以外,本书还从十二座宗教建筑中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结论。例如:在维拉尔特等人的合唱作品中,相对缓慢的和声节奏和平稳流动的旋律线,当然或多或少受到演出环境中巨大混响等因素的影响;而在需要演唱复杂音乐的宗教节日,更多厚重的装饰物和挂毯以及大量会众所穿着的厚实法袍,都将对优化声学效果起到积极作用。圣约翰学院唱诗班的音乐总监希尔(David Hill)则认为各大教堂中迥异的声学环境极大地影响和激发了表演者的灵感。总体说来,几座医院的附属教堂相对更接近于当代音乐厅的效果(从图2可以看出,医院教堂的T30EDT基本位于2-3秒之间),因而,在其中逐渐形成声乐和器乐音乐会的雏形,并培育出像维瓦尔第这样的巴洛克音乐大师也就不足为怪了。最后,两位同为建筑史学家的作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似乎仍然落到:当时的代表性建筑师到底有没有专门去追求特定的声学效果?从桑索维诺偏爱扁平屋顶的惯用做法以及修建圣马可教堂pergolo讲坛的具体手法来看,他对于空间声学应该有着相当的认识;而据说喜爱音乐并对和声比例有着浓厚兴趣的帕拉第奥,却似乎并未在其作品中实现完美的声学效果……

     

    结语

    纵观这项极具挑战意义的研究课题,由于涉及的对象极其庞杂:不仅有分布于巨大空间中的各种繁复细节,又有绵延于时间长河中的不断修缮更替,同时又面临着音乐、建筑、雕塑、绘画以及人文史论、自然科学等多学科和多种研究方法的无缝整合,最终难免留下一些缺憾。例如有学者指出,本书没有提及任何一所“大学校教堂”(Scuole Grandi),这是个“耀眼的疏漏”[5]。而在笔者看来,在各种历史图片和专业图表层出不穷的前提下,却仅在一处不起眼的角落出现一小块谱例,这似乎也有点不合情理。霍华德教授对此的回答很有意思:主要是出版社认为过多的谱例可能会吓跑读者——这本图文并茂、印制精美、资料详实的《声音与空间》理应具有巨大的潜在读者群。作者还将所有合唱实验的音乐片段和相关信息,以专题网站的形式发布在:http://www.yalebooks.co.uk/soundandspace,以便配合纸质书籍共同给读者带来多媒体的享受。毫无疑问,本书定将在早期音乐、建筑艺术史、空间声学和宗教研究等各个专门领域引起巨大反响。而吸引尽可能多的外围读者,将有助于充分体现本书最无可替代的独特价值——作为打通具体艺术门类壁垒并突破各类学科界限的一则亟待推而广之的经典范例。这对于艺术刚刚升格为学科门类、艺术院校跃跃欲试申报艺术大学且艺术相关学科不断进驻一流综合大学的中国现状来说,更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参考文献

    1.Howard D, Moretti L. Sound and Space in Renaissance Venice: Architecture, Music, Acoustic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 O’Regan N. Venetian Sound and Space[J]. Early Music, 2010, 38(3): 444-446.

     

     

    英文标题

    A Classic Example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the Arts - Sound and Space in Renaissance Venice: Architecture, Music, Acoustics

     

    杨健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剑桥大学访问学者



    [1] 本文得到江苏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和校长境外研修计划资助。

    [2] 这便是在各种西方音乐史教程中被津津乐道的“威尼斯乐派”。

    [3] 本文写作期间,正在威尼斯欢度2014新年假期的霍华德、隆艾尔夫妇发来Email提到,在后续研究中隆艾尔和他的学生们已经把这种虚拟声学模型的方法应用到包括圣马可在内的更多教堂,并成功模拟出在优化建筑结构(如增加本来并不存在的扁平天花板等)以及临时改变吸音系数(如增加节日期间的装饰材料以及填充大量身着礼服的观众等)等情况下,音乐演奏的实际效果和各种声学参数,从而更进一步与文献中的相关记载进行了匹配与吻合,参见:http://royalsociety.org/events/2011/renaissance-venice/

    [4] 值得在此专门补充的是霍华德教授一家早在1983年就访问过中国,霍华德教授还曾于20043月在笔者的母校之一——东南大学举过题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建筑”的讲座,并受聘客座教授。

    [5] 参考文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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