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回数理真谛·重振思辨传统――《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的开示

    周凯模
     
    提  要:西方“音乐理论”源于思辨、成于数理、用于实践。在“西学东渐、洋为中用”过程中,人们重其“用”而忽略其“源”与“成”之认识与深究,故将“音乐理论”(music theory)大多理解为“作曲技术”(composition technology ),较少从该学科历史及数理法度,去理解和阐释西方“音乐理论”是人类对“宇宙·人灵·器物”等关系在音响层面上的哲学思辨及认识。《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对“音乐理论”的学科建构历史到音律数理成因的详细论析启示人们,仅将“音乐理论”作为“作曲技术”来进行教学研究需要反思。寻回数理真谛、重振思辨传统,或许能将实用意义的“作曲技术”及相关分析引向真正的“音乐本体”探究。从这个层面上说,《剑》文及其译本的问世是学界福音,对当下及未来“音乐理论”学科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音乐理论 作曲技术 数理法则 思辨传统 学科本体 音乐本体

    前久在“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召开的“音乐理论比较研究论坛暨《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中文版首发式”上,[1]该书主编及主要著者等五位音乐理论专家亲临会场发表了精彩讲演,来自香港、台湾和大陆数十位资深及知名学者济济一堂,也热忱交流了在该文献启发下各自所获之重要成果。作为世界一流的理论巨著,托马斯·克里斯坦森(Thomas Chrisitensen)所编著的《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以下称《剑》文)的中译本出版是学界福音。该文献经杨通八富于远见的推荐、任达敏优秀的中译本[2]而引入,对大陆“音乐理论”教学及研究即产生重要影响:如时下音乐理论“数理思辨传统”在教学研究中的边缘化问题,已引起深刻反思。

    大半个世纪以来,“音乐理论”界在“洋为中用”的西方理论引进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萧友梅在蔡元培支持下建立“国立音乐院”而创立中国西式专业音乐教育后,遂聘请黄自等开设了“音乐理论”主体课程作曲技术“四大件”。此后,诸多先贤如贺绿汀江定仙丁善德、姚锦新、钱仁康王震亚、陈培勋、桑桐、苏夏、罗忠熔、陈铭志杨儒怀吴祖强杜鸣心、肖淑贤、江文也、许勇三、段平泰、童忠良、郑英烈、于苏贤、施咏康、赵宋光高为杰、黄晓和等教授,都在人才培养和教学体制完善方面殚精竭虑,贡献了有目共睹的成果,为创作及学术累积了大批中青年优秀师资;[3]在音乐学界,与“音乐理论”关系密切且尤值一提的,是钱仁康为完善“音乐学”教学设置的“作品分析”课程,为祖国培养了一批批卓有贡献的“作品分析”骨干;[4]其后于润洋为探索音乐历史、美学与作品三元关系而创立的“音乐学分析”范式,为提升“音乐理论”技术分析与“史学~美学”人文研究的深化融合,做出了具有学科意义的贡献。这些贡献,在中国“音乐理论”界影响极为深远。不过,在阅读《剑》文这史论兼并、文献浩荡的巨著过程中,笔者亦深感,我们“音乐理论”教育中有几对根本性的学理关系,尚须深究。

    一、“作曲技术”与“数理法则”关系

    从《剑》文对整个“学科史”的详论解读,反射出中国在学习西方“音乐理论”上的某种缺失――即西方音乐理论的“数理思辨”传统在当代的不自觉消解。[5]近现代以来引进的西方“音乐理论”:和声学、对位法(复调)、配器法和曲式学等四大件内容,大多是基于19、20世纪前后形成的教科书。对照《剑》文的认识论分类,这些“教科书”显然是理论史上亚历斯多德有关“实践(praktike)”论说的当代延续。亚氏认为,“实践”功能仅能改变对象,而“theoria”是通过观察思辨而能认识对象本性。[6]亦是说,作曲技术只是“theoria”观察和认识音律数理本性之结果而非音律数理本身,其是在西方“思辨性传统”[7]的音律思考中生长出的“规范性”[8]及“描述性”[9]传统涉及的部分“实用技术”内容。从该文献看,音乐的数理法则,是建立在音响比率的谐振或非谐振关系上的音律思辨结果。这就提出了问题:当在阐释“作曲技术”的同时,是否应对音律“数理法则”本身需有基本常识?因了解二者内在因果,关系到对“音乐本体”数理的结构认知。人们在“作曲文本分析”中不自觉地忽略这对因果关系,其结果就印证了中国古话:“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如“传统和声学”的讨论,“到现在为止,和弦生成理论一直无法解释所有的和弦连接关系,这是思辨理论和实用理论之间的冲突。因此现代教科书都避免谈论音律问题。” [10]具体反映于教学,就都不在分析音律数理关系上传授如何把握和声连接之音响依据,而是直接告知“连接技巧”。这种技巧,基本消解了决定和弦本性的音律特质及音响法则内涵。须知音律特质及音响法则,正是建构和声关系的根本属性,该属性的认知须在数理逻辑思辨中获取;而和弦连接技巧,仅是文本写作技术之一。不难看出,学界对“音乐理论”的把握,重在实用技能而缺乏对构成“技能”之音律思辨法则的深究。正是重“文本技巧”轻“音律思辨”的风气或无奈,使学界对“音乐本体”的研究长期限于技术形式讨论,而将支持“技术形式”的深层结构属性――音律特质及数理法则,在分析思维中淡化直至消解。笔者想,这种状况恐怕不单是大陆现象,或许正是自中世纪以来“规范性传统”形成过程中在哲学认识论上的某些偏颇所致?

    《剑》文的问世或将改变这种状况。它或许会让人们循着该文献解读的整体历史轨迹重新思考,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音乐理论及其作品研究,为何多停留在技术形式的琢磨则少有从形成技术之内在数理成因的思辨入手?或许会深究,“音乐理论”的内在数理成因又从哪些元素开始其探索历史?西方又一直如何在探索、辨析?虽然在中国音乐研究中,亦有王光祈、杨荫浏缪天瑞黄翔鹏、童忠良、陈应时、赵宋光、郑荣达李玫韩宝强等几代学者在基于中外数理传统的“乐律学”上深入钻研并获得重要成就,但作曲群体中关于音乐数理法则的追究则是凤毛麟角。较有影响的是以武汉童忠良、郑英烈为核心的理论群体,他们重视乐律教学,并曾在20世纪80年代成批翻译和介绍了西方“音级集合论”等现代理论,培养了一批既能写作、又有音律分析能力的作曲理论群体并在各领域发挥作用。其他院校似乎没形成类似群体不过有特殊成就的个人,如上海甘壁华“提出的自然泛音中并存着两种数列,它们分别与东西方两种音阶相符的观点被国内外学者认为是具有爆炸性意义的重大发现。”[11]此外,在接受《易经》数理智慧所产生的作品中,著名作曲家周文中的《云》堪称世界经典,[12]另有上海赵晓生的“太极”[13]和广州房晓敏的“五行”[14]亦有一定影响。综合东西方序列思维的资深作曲家罗忠镕、高为杰、陈其钢亦有不少优秀作品,然其主要基于精致的“音阶序列”创编[15]而非“音律数理”思辨。因此,整个音乐理论界,更多的是建立在大量“实用技能”上的作曲文本分析,少有建立在谐音学、音律学和音响学等数理法则基础上的作品研究。[16]为何近代中国如此渴望接轨于西方而又出现与西方经典历史某种程度的脱节现象?是因早年引进西方理论时的指导思想局限:主流意志是建立中华乐派而非对经典“音乐理论”本体的实质性追索?还是因20世纪50年代受制于苏联学派意识形态影响:重实践而轻思辨――“实践”基于唯物、“思辨”唯恐唯心,就不知不觉形成了学界在“实用传统”与“思辨传统”上的深沉纠结?或许,直接原因就因太缺乏像《剑》文这样集大成的学术成果引进?

    二、“实用传统”与“思辨传统”关系

    该文献的引进,给中国打开了又一扇通向人类智慧的大门。该书以“学科分化、思辨性传统、规范性传统和描述性传统”构成的学科框架,历时性地精致梳理了西方自古代宇宙论开始对“音乐·灵魂·宇宙”等谐振关系追索及理论模式的抽取。发展史中各流派理论家的研究令笔者震撼,着实体会到了法国哲学家、文化人类学的社会学派创始人孔德(Comte)论述人类知识必经三个阶段――即“神学”、“形而上学”及“实证”之三阶段论述的精当。[17]当人以“万物有灵”思维去面对魔法般的音响共振之时,人处于“神学”认知阶段。此阶段理论家们在宇宙行星轨迹与人的灵魂间之神秘感应中思考音律问题。如罗伯特·弗拉德(Fludd)阐释古代玄学认识论的鸿篇巨制时所设计的“神圣测弦器”和“人类小宇宙”解析图;[18]当人对神秘力量的解释不满足时,开始思考“宇宙·人类·器物”三者共享的数理辨析,这种深刻辨析将人带入“形而上”思考:通过“思辨”去发现音响的谐音规律及逻辑。谐音规律及逻辑分析过程,即“形而上”思辨哲学之滥觞,典型的是古希腊思想的中世纪伟大传播者波伊提乌(Boethius)对世界音乐三种类型之数理规律的认定。波氏提出,“宇宙音乐”、“人类音乐”和“工具音乐”三种类型,都是由鸣响的和谐数字比例主宰着的音响,由此将托勒密(Ptolemy)的“谐音学”(harmonics)[19]理论从古代平移到中世纪直至对近代“科学革命”产生深远影响;[20]对音乐和谐数理探讨的日益深入,逐渐形成“实用理论”各类模式,[21]实用理论的直接效应就是教学。11世纪阿雷佐的圭多(Guido)用纽姆记谱法训练教堂唱诗班,通过视唱或写作效果去领悟分析圣歌的基本语法[22]――人们进入音乐工具的实证尝试,由此拓开音乐的“规范性”及“描述性”实践理论探索,如今“实证经验”和“实用技巧”仍是音乐理论研究主流。

    《剑》文以音乐理论建构过程逐一揭示着各类“实用技巧”形成的历史成因让人警醒。大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西方“音乐理论”的认知,多建立在阿德勒(Guido Adler)《音乐学研究的范畴、方法和目的》(Umfang, Methode und Ziel der Musikwissenschaft;1885)中对“音乐学”的“音乐教育”子方向――作曲技术教学的规定。尤须注意,阿德勒对音乐“历史”与“体系”领域划分之时,世界已开始弱化“思辨性传统”而发展“规范性”、“描述性”实用传统。当代对“思辨传统”的日益远离与偏重实用的阿德勒“音乐学体系”传播不无关系。当今大陆将“音乐理论”仅当“作曲技术”而远离“音律思辨”传统之倾向,除与大哲学思潮变迁有关之外,[23]引进理论的片面性应是重要原因。此外,还有些深沉因由譬如是否与人们在构建“中华乐派”实践理想中,尤其淡漠对音乐科学的思考——即关于音乐的“宇宙·灵魂·器物”三位一体音律数理内涵的形而上思考?当人们不再自觉地思辨宇宙规律、人性灵魂与器物音响的内在数理谐振关系时,“音乐本体”撼动生命的“魔力”和“灵性”,在长期不触及音律数理本性的技术外壳中悄然遗失。如此“音乐理论”认知及研究道路越走越纠结,最终导致当下一片叹息:音乐本体,哪里去了?!

    这是中国大陆“西学东渐”现状与贯通思辨传统的西方“音乐理论”历史的基本脱节,是音乐理论家谁都不愿看到的学术遗憾。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世界经典的《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为人们整体把握“音乐理论”传统、修正学术遗憾带来历史契机。因此,该文献及译本在各国的引入,对突破中国乃至世界当下的“音乐理论”学术瓶颈,具有划时代的学科建设意义。
     
    三、“学科本体”与“音乐本体”关系

    本体,[24]即“一切实在万物的最终本质及本性”。 [25]《剑》文中的音乐理论“本体”,由“学科本体”和“音乐本体”两大主体构成:“学科本体”,由“思辨性、规范性及描述性”三大传统特质所建构――属性是“历史本体”;“音乐本体”,是对“天体·灵魂·音响”内在数理关系之辨析认知――属性是“音律本体”。该文献倾力提供详尽的历史钩沉,意在尽可能完整地揭示音乐理论“本体”特性,让读者能在“音乐理论”建构史中觉悟:西方“音乐理论”,不仅指“作曲”实践技术,更是关于音乐“实践~思辨”双重本性的科学探讨――理论辨析的历史实践,构建“学科本体”;数理法度的音律思辨,支撑“音乐本体”。笔者认为,在理解音乐理论“学科本体”的历史架构上去了悟“音乐本体”的音响法则,是避免音乐文本阐释的形式纠结、自觉深入到“音乐理论”外显写作形式与内隐数理法则思辨互动中去解析“本体”的智慧法门。
    “学科本体”,即指学科存在的本性特质。钻研一种学问,须从该学问“本性特质”入手。在《剑》文阐述的“音乐理论”发展史中笔者注意到:“学科本体”由贯通[26]整个发展史的“思辨性、规范性及描述性”三大传统本性所历史地建构;[27]全书精心钩沉的,亦是其“源于思辨、成于数理、用于实践”的历史特质。而当下的问题,恰恰出在人们重其实践之“用”而割裂了与思辨之“源”及数理之“成”的历史贯通关系,故多在写作技术模拟之“用”上发力。笔者想,若从“历史本体”建构的整体观(holism)去理解贯通整个理论发展的“数理思辨”内核,能否对改进模拟分析“文本写作形式”之偏颇有所推进。因为:

    音乐数理的思辨理论,即音响的宇宙论。宇宙论是人类对天体大宇宙与人世小宇宙之深层结构规律的认知。音乐的思辨性传统,一直着力于“天体·灵魂·音响”内在数理法则之探讨。从毕达哥拉斯探讨宇宙与音乐的比率开始,到其门徒根据毕氏所发现的宇宙和谐原理发明的“音乐测弦器”(musical canon),为演示协和音程、天体构成和人类灵魂比率开启了数理思辨的智慧之门,[28]亦为柏拉图“宇宙是按照数理和谐原则构成的,它可以用音乐的比率来体现”[29]之认知提供了理论基础。他们建立的数理思辨传统,经托勒密、西塞罗(Cicero)、奥古斯汀(Augustine)、波伊提乌等圣徒及学者的倡行和深化传播[30]直到开普勒(Kepler)、牛顿(Newton)等科学家们的深入探讨,[31]人类从对“音乐·灵魂·宇宙”的谐振数理关系之思辨,发展到对人自身的“精神·灵气·人体”间共振定律之证明,其数理思辨传统一直是人类认知“音乐本体”的哲学和科学基础。“数字的哲学意义超过了它们的计算效用。……数学的宇宙论气息使某些数字和比率充满了神秘的或象征性的意义。”[32]托勒密也早就指出:“在音乐中发现的结构,可以在灵魂和宇宙里找到它们的对应物。”[33]笔者看到,深厚的思辨哲学及数理科学传统,是防止“音乐”沦为感性和外在技术之物的智慧之源。即便感性学的一度风靡似曾对音乐数理科学品质有所影响,[34]但在“规范性传统”与“描述性传统”崛起的历史过程中,思辨传统一直维系着音乐数理深厚宏阔的理性光芒。如:赫尔姆霍尔茨(Helmholtz;1821-1894)和施通普夫(Carl Stumpf;1848-1936)深究的“物理音响学”及“乐音心理学”,经由思辨传统关于“理论音乐”(musica theorica)本体的研讨深化而成;[35] “和声·调式”等理论发端,亦是思辨传统中关于“宇宙·灵魂·魔法”之共振数理,通过弗拉德(Fludd)、菲奇诺(Ficino)和阿格里帕(Agrippa)、扎利诺(Zarlino)等关于“比率”、“灵气”及“灵与肉”等和谐论证结果所促成;[36]后世的音高概念、调式系统和复音音乐的形成,与开普勒等在古代行星规律探讨中对“托勒密谐振体系”等思辨传统的深究分不开;[37]“调音·调律”理论更是在“测弦学”的高度发展中,因格拉雷安(Glarean)、萨利纳斯(Salinnas)、扎利诺及韦克迈斯特(Werckmeister)等人的研究而形成音响本体特质探讨的高峰。[38]这类音律思辨已不仅在“天体·人灵”的和谐数理之间,也在各个音程关系的精微之处穿越。随着世界从神学探究走向科学现实,音律数理的追问,亦从“‘天体~人灵’谐振”的魔力探讨转换成“‘精神~人体’共振”定律的科学寻觅……。

    古典的数理思辨传统,造就和奠定了规范性传统、描述性传统以及其后的音乐科学一直延续至当代:“20世纪音乐理论的重要特征就是与数学发生联系。哈巴(Hába)和阿塞(Yasser)的微分音调音体系;西林格(Schillinger)将节奏、音阶、旋律、和声、对位、变奏技巧——用代数与几何手段的分类;考埃尔(Cowell)通过泛音与它们基音之间的比率解释和重构音乐时间关系的尝试;奇恩(Ziehn)将旋律转位重新构想为几何变换;塔内耶夫(Taneiev)吸收代数符号和方程的精确性来对时(横)空(纵)转换对位中的声部变换进行计算和分类;艾默特(Eimert)和斯托克豪森(Stockhausen)利用数码计算机的数学资源重设声音的生成、构造及音响结果。20世纪音乐理论与数学之间关系的加强,从组合学、集合论和群论[以及从逻辑学和图论(graph theory)]产生的形式数学方法,为在其他方法无法获得的解决方案、见识和发现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清晰和精确。随着数学领域的扩展和技术进步,它(含现代数学)对音乐理论的影响在整个20世纪有了巨大提升。数学与音乐的紧密联系已经在音乐理论的整个历史中启示了它,且在新千年破晓之际,其启示性丝毫无减弱迹象。”[39]毋庸赘言:数理法则传统,一直贯通在跨越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引导着人类不断开发着音乐数理巨大的潜能和智慧。
    这就令人对真正的“音乐本体”之回归充满了期待。

    用“学科本体”的历史建构整体观去贯通认识《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笔者看到:“音乐本体”的本性特质,不仅在于写作形式的布局技巧,更是人类通过数理逻辑之精微法则对“宇宙音乐、人类音乐和工具音乐”之音响意义的思辨及阐释。因此,“音乐理论”不能仅仅理解为“作曲技术”。作曲技术,是“音乐理论”中关于音响文本的写作形式,不代表“音乐本体”全部;同理,用作曲技术分析音响的文本形式结构,亦不是对“音乐本体”的完整分析。“音乐本体”的完整分析,既是对作曲文本写作技术的剖析,同时也是对构成作曲技术内在音律数理法则的开掘:即构成宇宙世界和人类世界内在音律关系之数理法度的思辨及阐释。[40]
    综上所言,“寻回数理真谛、重振思辨传统、回归音乐本体”,是当下“音乐理论”教学确实需要的深刻反思。这类反思,不仅在“音乐理论”界,亦在音乐人类学、音乐美学、音乐史学和音乐教育学等整个音乐学教育界。
    感谢《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的开示。[41]
     

     

    (该文发表在《人民音乐》2012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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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该会议于2011年11月16-18日在北京召开,本文是会议上宣讲的文稿。
    [2] 笔者当时阅读的是任达敏翻译的电子版定稿。
    [3] 如当下活跃在国内外的中青年作曲家及教授群体。
    [4] 如以钱亦平为核心的上海音乐学院历届研究生群体。
    [5] 音乐教育界很长时间将“音乐理论”(music theory)基本理解为作曲技术(composition technology ),但在《剑》文中,“音乐理论”的完整意义是包含作曲理论的音律法则思辨与文本写作技术。
    [6] 见亚历斯多德对theoria既含“认知”又含“实用”的辩证分类,《剑》文第2页。(特别说明,本文所标页码,指会议筹委会所发电子版本页码,非正式出版的纸质文本页码,以下同。)
    [7] 见《剑》文第69-192页。该部分梳理从古希腊开始对“宇宙·人灵·器物”内在谐振原理探讨所建立的思辨传统:即是从“测弦学”到“调音调律”、“谐音学”向“音响学”和“乐音心理学”的转换和深化、以及音乐理论与数学的关系去钩沉音乐理论的音律数理探索传统。
    [8] “规范性传统”,参见《剑》文第193-545页。该部分解述自中世纪至20世纪,人类用音阶、调式、对位、节奏、调性、和声等规定性知识,去认知时间、空间及速度等音响表现力的实用理论之分析研讨。
    [9] “描述性传统”,参见《剑》文第546-632页。该部分从“修辞学”对后世音乐分析模式的启迪,到对“曲式”的逻辑想象功能、以及“主题动机”对现代音乐分析模式的核心动能等方面进行深入解读,并对“音乐心理学”作为音乐认知分析科学而确立“音乐理论”命题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论述。
    [10] 译者任达敏对笔者的解释。
    [11] 信息取自http://baike.baidu.com/view/3933542.htm.
    [12] 见周凯模《跨世纪的音乐对话――周文中的忧虑和期待》,载于《中国音乐》1998年第2期。对话中关于《云》的解释,是周文中先生对笔者详解的写作思想记录。
    [13] 作品在上海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同类体裁作品一等奖。作曲家所撰《太极作曲系统》,由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出版。
    [14] 该作品为梆笛、扬琴、琵琶、古筝、二胡五重奏《五行》,荣获1992年美国纽约第一届“长风奖”国际中国民族器乐作曲奖”的首奖。另撰有《五行作曲法》,湖南文艺出版社2010出版。
    [15] 如罗忠镕的“五声性十二音集合”理论、高为杰的“音级集合配套”、“十二音定位和弦”、“非八度循环周期人工音阶”等探索。
    [16] 中年音乐理论家中的佼佼者姚恒璐姚亚平钱仁平等的技术分析已深入地关注到作品的“数理”结构,但还与“音律数理”思辨传统保持着距离。
    [17] 孔德(Comte,Auguste,1798-1857),文化人类学史上法国社会学派奠基人。“三段论”是其名著《实证哲学教程》中的重要思想。除“三段论”外,孔德亦是第一个倡导要系统研究科学史的学者。这些思想启发我们通过系统研究“音乐理论史”来求证“音乐理论”的学科特质,不无教益。
    [18] 见《剑》文托马斯的“绪论”第1页,正文第149-50页。
    [19] 同上之绪论第2页,正文第82-3、144-8页。
    [20] 见《剑》文第144-157页。
    [21] 见《剑》文从各类文献中梳理出来的“行星音阶”、“圭多手”、万内乌斯的“调式的图解”、加富里奥《乐器和谐学专论》的“八度种型”、格拉雷安《十二弦里拉》的“十二种调式”以及海尼兴的“音乐循环圈”等等,为后世音乐理论的实用教学奠定了多种模式基础。
    [22] 见《剑》文托马斯的“绪论”第3页。
    [23] 人类的哲学思考从“本体论”走向“认识论”和“分析哲学”的探讨,或许正是音乐理论从“思辨性传统”进入“规范性传统”和“描述性传统”的哲理背景。但在如今反思大潮中的“元哲学”思考,又正是对三者分离问题须重新整合、并在否定之否定过程中的再反思探索。因此,音乐理论教育界是否亦须反思?
    [24] “本体”,曾在现代哲学中被恣意“消解”,而当代“元哲学”思潮的崛起,恰恰又是对“消解本体”思潮的再度消解而使“本体”意义对世界的阐释重新回归。
    [25] 引自李泽厚《历史本体论·乙卯五说》第19页.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26] 认同《剑》文第53-4页的米歇尔·福柯(Foucault)强调的“贯通认识论”观点,笔者认为这是对孔德曾强调全面认识“科学史”思想的跨世纪呼应。因此笔者认为,古典思想与后现代观点并无历史鸿沟,只有表述方式之不同。古典及后现代思想家们的共同期待,使笔者更坚信只有对“历史本体”的贯通把握,或许能帮助人们(包括笔者自己)避免由于片面截取理论概念而导致的实践行为偏颇。
    [27] 笔者认为,音乐理论的学科本体“三性”与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三论”亦有内在的遥相呼应。
    [28] 见《剑》文第73-5页。
    [29] 见《剑》文第89页。
    [30] 见《剑》文第89-106页。
    [31] 见《剑》文第144-57页。
    [32] 见《剑》文第173页。
    [33] 见《《剑》文第144页。
    [34] 见《剑》文第156-172页。
    [35] 见《剑》文第158页。
    [36] 见《剑》文第146-151页。
    [37] 见《剑》文第151-2页。
    [38] 见《剑》文第124-143页。
    [39] 摘自《剑》文第190-1页。
    [40] 长期以来音乐界以为对作品形式的技术分析就是“音乐本体”分析,这种理解有误。“音乐本体”,是文本写作技术与音律数理法度双重结合之复合体。
    [41] 因此,深切感谢主编托马斯及各位行家的精心钩沉及编撰;感谢杨通八的独具慧眼;更感谢任达敏呕心沥血的翻译贡献为中国学界带来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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