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是一篇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纲领性文献。其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多次修订,先后发表二十余次,大致有七个主要版本,形成了两大版本系统——“简本”:《如何研究民间音乐(研究提纲)》,以1942年的《民间音乐研究》本为代表;“全本”:《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以2004年的《传统音乐》本为代表,《提纲》的最终定稿为后者。“全本”较“简本”更为丰富,但“简本”也保留了一些珍贵的信息,它首次将中国民间音乐分为七大类,并且较早地使用了劳动歌曲(号子)、山歌、小调的“汉族民歌体裁三分法”。在1946年“全本”的增订中,“七分法”改为“八分法”,“汉族民歌体裁三分法”也被取消。因而从音乐研究的角度看,“简本”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今人在征引、论述《提纲》时,应当明确使用的是何版本,以为研究提供准确、坚实的事实依据  

    【关键词】民间音乐  提纲  版本  分类   

       

       

    吕骥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是一篇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纲领性文献。其在半个多世纪的流传过程中,传抄甚广,转载颇盛,对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人们盛赞它“全面地、系统地阐述了研究民间音乐的目的、原则和方法,为从事民族音乐的研究指明了方向”[1],是40年代延安民间音乐研究成果中“最重要的一篇著作”[2],“在中国现代音乐学研究方法领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3]  

    然而,《提纲》经作者多次修订及在不同刊物登载,出现过多个版本,不同版本间差异较大(甚至连标题也有改变)。长期以来,学界对《提纲》多有论述,却较少关注它的版本问题。例如,人们常说“吕骥1941年写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1948年在《民间音乐论文集》上发表”。[4]实际严格来讲,1946年以前并未有“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之名,该文在1948年之前也至少发表过七次,有两个主要不同版本。大家常提及《提纲》将中国民间音乐分为八类,但《提纲》最初采用的是“七分法”。注重版本,实际上也是一种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体现。  

    本文拟结合相关文献,对《提纲》的版本问题进行考证。  

    一、版本类型  

    据吕骥回忆,《提纲》“最初写于1941年夏秋,是为延安鲁艺民间音乐研究会写的。”[5]其与“鲁艺”音乐系必修课“民间音乐研究”之间,似乎也有一定的渊源。[①]该文先后多次发表,仅笔者查阅所见,就有二十三次[②]  

    1.      1942年:《民间音乐研究》——《如何研究民间音乐(研究提纲)》[6]  

    2.      1944年,《晋察冀民间音乐·歌谣类(第一集)》——《如何研究民间音乐(研究提纲)》[7][]  

    3.      1946年,《山歌通讯》——《如何研究民间音乐(研究提纲)》[8]  

    4.      1946年:《新音乐(华南版)》——《如何研究民间音乐(研究提纲)》[9]  

    5.      1946年:《音乐艺术》——《如何研究民间音乐(研究提纲)》[10]  

    6.      1946年:《东北文化》——《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11]  

    7.      1947年:《民间音乐论文集》——《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12]  

    8.      1948年:《民间音乐论文集》(再版)——《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  

    9.      1949年:《新音乐运动论文集》——《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13]  

    10.  1962年:《中国现代音乐家论民族音乐》——《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14]  

    11.  1981年:《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修改稿)》[15]  

    12.  1982年:《民族音乐(第一集)》——《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修改稿)》[16]  

    13.  1982年:《音乐研究》——《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1982年修改稿)》[17]  

    14.  1988年:《吕骥文选》——《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18]  

    15.  1988年:《延安文艺丛书·民间文艺卷》——《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19][]  

    16.  1994年:《中华音乐风采录》——《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1982年修改稿)》[20]  

    17.  2004年:《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21]  

    18.  2004年:《搜索历史——中国近现代音乐文论选编》——《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22]  

    19.  2006年:《传统器乐与乐种论文综录19011969》——《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23]  

    20.  2007年:上海音乐学院学术文萃(19272007)·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卷》——《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24]  

    21.  2008年:《20世纪中国音乐史论研究文献综录·中国民间歌曲》——《如何研究民间音乐(研究提纲)》[25]  

    22.  2008年:《20世纪中国音乐史论研究文献综录·中国民间歌曲》——《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1982年修改稿)》[26]  

    23.  2009年:《中国音乐学经典文献导读中国传统音乐》——《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27]  

       

    笔者对以上版本进行对校,发现:在多次修订、刊载的过程中,《提纲》大致形成了七个主要版本。现分述如下:  

    (一)《民间音乐研究》[⑥]本,1941年作,1942年发表。  

    《提纲》作于1941年,此时吕骥正担任“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会长一职。19421123日,该会出版会刊《民间音乐研究》,《提纲》首次就发表在《民间音乐研究》的创刊号上(简称《民间音乐研究》本)。《民间音乐研究》本为手刻油印,繁体竖排,页面不甚清晰,《提纲》为其中第三篇。该文名为《如何研究民间音乐(研究提纲)》(与《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的标题相比稍显随意,确实像一篇“关于民间音乐研究问题的讲话”[28]),全文约一千三百字,包含“研究中国民间音乐之目的”、“研究中国民间音乐的方法和原则”、“研究范围”、“研究内容”四部分。其基本框架和内容与后来常见的《提纲》版本大致相同(详见本文第二节“‘简本’、‘全本’比较”中的分析)。文末有作者附记:“这是去年草拟的一个研究提纲,刊出供研究民间音乐的同志们参考,盼同志们指正。”落款日期为“19425月”。  

    《民间音乐研究》本出版后,引起学界的重视。多刊争相刊载,大致形成两种情况:  

    1、变化略小者1944年,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晋察冀分会将采录来的晋东北、雁北、河北一带的民歌,编辑为《晋察冀民间音乐•歌谣类(第一集)》。编者前言(即“编前”)附上了《如何研究民间音乐(研究提纲)》全文(以下简称《晋察冀》本),号召大家有问题“可以参考研究提纲”。与《民间音乐研究》本相比,《晋察冀》本的出入主要有两点:编辑上的调整,如将序号“(甲)(乙)(丙)……”改为“甲...……”,将“一九四二年五月”改为“1942.5.”等。刊印错误,如“研究民间音乐之目的”漏“中国”二字,“变演情况”应为“演变情况”,“苏州景、打椿歌”应为“打椿歌、苏州景”等。  

    《晋察冀》本是目前笔者查阅到的《提纲》较早的转载本。该本未注明转自何刊,但基本可以确定源于《民间音乐研究》本。该本与《民间音乐研究》本相比出入较小,且《民间音乐研究》是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的会刊,晋察冀分会作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的下设组织,很容易通过会刊得到《民间音乐研究》本的《提纲》。  

    2、变化稍大者。包括《山歌通讯》本、《新音乐》本和《音乐艺术》本三个本子:  

    1)《山歌通讯》[⑦]本。1946年初,欧阳山尊和李丽莲从延安来到重庆,将《民间音乐研究》等几本书刊借予国立音乐院“山歌社”成员郭乃安、谢功成和朱石林看。“当我们读到吕骥这篇虽然短小但内容却较为全面和深刻的文章时,便受到了启发,开阔了视野,增强了信心”,“回到学校之后……传阅那些书刊上的文章”[29],并于19465以“转载”的名义将之刊登在《山歌通讯》的创刊号上(简称《山歌通讯》本)。[⑧]此本亦属于手刻油印,但改为横排,有漏字、误字。在《提纲》发表的众多版本中,该本是唯一注明“录自民间音乐研究”的。与《民间音乐研究》相比,《山歌通讯》本删去作者“附记”;增加了第一部分的标题“研究中国民间音乐之目的”;将第二部分标题中的“和”改为“与”;第三部分“民间歌曲音乐”和“民间乐器音乐”的释文删去作品举例;第四部分“研究内容”的分类序号由“子、丑、寅、卯……”改为“(1)(2)(3)(4)……”。《山歌通讯》是“山歌社”的社刊,其在“创刊号”的显要版面转载该文,足见《提纲》在当时的影响。  

    2)《新音乐》[⑨]本。1946李凌赵沨主编,香港出版的《新音乐(华南版)》第1卷第3期也以“转载”的名义刊登了《提纲》(简称《新音乐》本),但未注明转载自何刊。该本为铅印,印刷质量较好,页面较清晰,但漏字、误字略多。例如:“民间音乐之形式过程”应为“民间音乐之形成过程”;“中国境内各少数的民间音乐”应为“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与周围各民族如朝鲜、日本、印度、中亚细亚各民族的民间音乐”);“中国民间音乐之落后性”应为“中国民间音乐之特点与优越性”;“民间戏剧音乐:如旧戏,秦腔及其他各地梆子”应为“民间戏剧音乐:如郿鄠、秦腔及其他各种梆子”等。2008年,《20世纪中国音乐史论研究文献综录·中国传统声乐卷·中国民间歌曲》收录了该《提纲》。  

    3)《音乐艺术》[⑩]本。同年10月,李凌、赵沨编,上海出版的《音乐艺术》第3卷第1期也登载了《提纲》(简称《音乐艺术》本)。该为铅印,未注明是否转载。第二部分“(二)”的序号后缺少“研究中国民间音乐的方法和原则”小标题;前几个版本中的“首先注意研究各种民间音乐”变为“必须注意研究各种民间音乐”,“民间音乐之节奏研究”变为“民间音乐之伴奏研究”,民间戏剧音乐的举例变为“京戏,秦腔及其他各地梆子……”等。  

    《山歌通讯》本、《新音乐》本与《音乐艺术》本的共同点是:篇末无作者“附记”;增加第一节的标题“研究中国民间音乐之目的”;第二节标题的“和”改为“与”(《音乐艺术》本缺字);“民间歌曲音乐”和“民间乐器音乐”的释文无作品举例;序号“子、丑、寅、卯……”改为“(1)(2)(3)(4)……”。这与《民间音乐研究》本、《晋察冀》本形成了一定的不同。  

    (二)《东北文化》本,1946年修订、刊发。  

    《如何研究民间音乐(研究提纲)》写于1941年,此时延安鲁艺的民间音乐研究活动展开不久(“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于这一年正式改名),搜集、整理、掌握的音乐资源相对较少。作为研究工作指导文本的《提纲》也较为短小,内容比较简略,“有许多问题或未得到说明,或者说明得不充分,甚至还有说得不妥当的地方”。[30]而经过数年努力,“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在民间音乐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绩,掌握的民间音乐资料也更加丰厚。[11]因而作者随后对《提纲》进行了增订,“1946年在哈尔滨东北音工团时,曾加以补充,发表在内部资料中,1944年公开发表于《民间音乐论文集》”。[31]吕骥此处未提供“内部资料”的具体名称。据笔者查阅,《提纲》1946年曾发表于吕骥担任主编之一的《东北文化》第1卷第5期上(简称《东北文化》本)。[12]  

    《东北文化》是一份公开发行的综合半月刊,该本为繁体竖排,装帧、印刷质量很好,修改时间为“四六年九月十五日”。之前的版本相比,它进行了大幅改动:1、题目:由《如何研究民间音乐(研究提纲)》改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2、增设“前言”,说明写作此文的目的。3、第一节(研究中国民间音乐的目的):增加“我们研究中国民间音乐,不应该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研究兴趣,为研究而研究”一句,强调研究民间音乐是作为“建设中国新音乐的参考”。4、第二节(研究中国民间音乐的原则和方法):扩充篇幅较大,由四段拓展为七段,并且删去了初稿中“甲、乙、丙、丁”的序号。5、第三节:标题由“研究范围”改为“民间音乐的范围”,序号由“甲、乙、丙、丁”变为“一、二、三、四”。该部分重新调整了民间音乐的分类法(详见下文分析),每一类增加了具体的说明文字。6、第四部分:标题由“研究内容”改为“应该研究的问题”;序号由“甲、乙、丙、丁”变为“一、二、三、四”;“专门的技术问题”由七项调整为六项。[13]另外,除学理性的思考和补充之外,《东北文化》本还讨论了1942年《民间音乐研究》本之后出现的新情况,如民间音乐研究与1943年以来的秧歌运动、《白毛女》创作与演出之间的关系等。  

    如果说,在写作形式上《如何研究民间音乐(研究提纲)》还仅仅是简单的“提纲”的话,《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已经超越前者,具备了论文的基本形态,并且将文章总字数扩充为五千余字,内容也较之前丰富许多。《提纲》此后进行的数次修改,均建立在《东北文化》本的基础上,改动幅度也均未超过此次。  

    (三)《论文集》本,1947年刊发。  

    《东北文化》是一份区域的综合性刊物,尽管印刷质量较高,但在音乐界的影响并不大。吕骥随后将进一步完善的增订版《提纲》,刊登在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编的《民间音乐论文集》上(简称《论文集》本)。关于《论文集》本,有三点需要澄清:  

    1、发表时间。有两说:一说为上述引文中的1944年。但为何修改在后(1946年),发表却在先(1944年)?合乎逻辑的解释,应当是该本发表在1946年之后。另一说为1948年公开发表于《民间音乐论文集》。[14]但实际上,《提纲》正式刊登于《民间音乐论文集》的时间是在1947年。该文集19479月由东北书店出版发行;19483月再版(简称“再版”本)。[15]因而1948年的“再版”本,仅是1947《论文集》本的重印。  

    2、发表刊物。一般认为,《提纲》发表于《民间音乐论文集》的第二集。1947年《民间音乐论文集》的封面注明“第二辑”,扉页亦如此,而版权页却注明的是“第一辑”。1948年再版时,版权页的“第一辑”又改为了“第二集”,但两次出版的《民间音乐论文集》的编者“前言”均说:“安波及其它几个同志还有几篇重要的文章一时未找到,不能选入本辑,只好待将来选入第二辑了。”据此可以判断,刊发《提纲》的应是《民间音乐论文集》的“第一辑(集)”。  

    3、发表版本。《论文集》本的落款时间为“四六年九月十五日”,与《东北文化》本相同。因而初看起来,似乎《论文集》本原样转录了《东北文化》本。但经笔者仔细参比对校,二者除标点符号调整以外(主要为顿号、逗号,约有数十处),字词也有二十余处修改,如增加“因此说只有从民间音乐出发,才能创造中国新音乐”,将“都在一定的程度内写出了当时中国人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改为“都明确地写出了中国人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将“近代西洋音乐也不能一概抹杀”改为“近代西洋音乐也只能是一方面的参考”等。这种修改,不像编辑或印刷过程中出现的细微变动,而应为作者本人的改动。且随后其它几个著作收录的《提纲》均采自《民间音乐论文集》本,与《东北文化》本有所不同。因而尽管吕骥将《东北文化》本与《论文集》本的写作时间同落为“四六年九月十五日”,本文仍将二者视为不同版本。  

    《东北文化》本出版后,曾被多次转载。19484月,吕骥编辑《新音乐运动论文集》,他将包括《论文集》本在内的五十余篇论文收入集中,以“鲜明地说明我们在理论上的一种倾向”。[16]《新音乐运动论文集》于1949年正式出版,其收录的《提纲》(以下简称《运动》本)与《论文集》本相比,除个别字、标点外[17],内容一致。1962年,《中国现代音乐家论民族音乐》一书收录的《提纲》(以下简称《论民族音乐》本),即为《运动》本,但将大部分的繁体字改为了简体字,个别字也进行了调整。[18]2006年,《传统器乐与乐种论文综录(19011969)》一书所收录的《提纲》(以下简称《传统器乐》本),为1948年的“再版”本。  

    (四)《民族民间》本,1981年修订、刊发。  

    1981年,广东省《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杂志的编辑林韵希望能够在刊物上重新发表《提纲》。吕骥应邀对《提纲》进行了重新修订,以“《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修改稿)》”的名义刊发在1981年《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4期上(简称《民族民间》本)。  

    作者介绍修改的原因是“三十多年来,我国经历了伟大的变化和转折,我国音乐事业也经历了很大变化,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个提纲祗反映我过去对民间音乐的认识,今天看来有很大的局限性”,因而“匆忙中又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32]该本在总体字数上并无太大变化(篇幅略有增加),但句子补充、字词修改、标点变化很多,计有一百余处。其改动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调整了一些此前比较绝对的说法,删去“不应该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研究兴趣,为研究而研究”、“嫖客恶少们”等话语,将“都还没有得到一致的意见”改为“大家认为还不够明确”等。二、增加了一些新时期的音乐研究内容,如呼吁青年作曲者重视个人的独创性,介绍中国音乐节拍的特点等等。总体来看,《民族民间》本的修改较为成功。它产生在“建国十七年”及“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从中也能感受到这种时代带来的变化。  

    198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局戏研室编的《民族音乐(第一集)》收录了该版《提纲》(以下简称《民族音乐》本)  

    (五)《音乐研究》本,1982年刊发。  

    1982年,伴随《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编选工作的进行,《音乐研究》1982年第2期发表了《集成》主编吕骥的《提纲》(简称《音乐研究》本),以“进一步提高民间音乐研究的理论水平,促进它同音乐创作和表演艺术实践更好的结合”。[19]吕骥在《民族民间》本的基础上,再度对《提纲》进行了修订,改动约有六十余处(字词为主)。它去掉了《民族民间》本的“后记”,并且专门配发了“编者按”。这一版本的影响较大:《音乐研究》同年发表专文评论[33]1988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吕骥文选》收录了《音乐研究》本(以下简称《吕骥文选》本[20]1992年,中国音乐家协会编的《论吕骥的艺术道路》一书对《提纲》多有点评,其主要依据即为《吕骥文选》本;1994年,《中华音乐风采录》收录了《音乐研究》本[21](以下简称《风采录》本)2004年,《搜索历史——中国近现代音乐文论选编》收录了《吕骥文选》本(以下简称《搜索历史》本)[22]2008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音乐史论研究文献综录·中国传统声乐卷·中国民间歌曲》在收录《新音乐(华南版)》《提纲》(以下简称《民间歌曲》本I)的同时,也收录了《音乐研究》的《提纲》(以下简称《民间歌曲》本II[23]2009年,《中国音乐学经典文献导读•中国传统音乐》收录了《吕骥文选》本(以下简称《导读》本)。[24]  

    (六)《延安文艺》本,1987年修订,1988年刊发。  

    19877月,作者再次修改《提纲》,登载于1988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延安文艺丛书·民间文艺卷》上(简称《延安文艺》本)。该本的前言、第三节和第四节改动较多,尤其是第四节对多处文字进行了修改,论述问题也更为准确。例如,“应该研究的问题”之“一般理论的问题”,由九个子项目调整为八个,删去了“各地各种民间音乐的相互关系与影响”的重复项;“民间音乐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及其对于人民思想感情的影响”被改为“民间音乐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以及人民的思想感情的变化,对各种民间音乐的影响,民间音乐的社会价值”,这样就更加强调音乐与人的双向互动,而不仅仅是音乐影响人。  

    (七)《传统音乐》本,2004年刊发。  

    上世纪末,耄耋之年的吕骥计划将自己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论文结集出版,他“并不满意过去所写的这些论文。这不完全是因为只是探索性的产品,主要因为这些论文对于所研究的问题,或者探索不深,或者联系实际不广,或者材料不多,或者论点没有充分展开,等等。”[34]因而他又将《提纲》从头到尾修改了一遍。能够看出,吕骥对此次修改极为重视,“当初冯、韦二同志曾提出:为了加快阅改进度,由父亲口述修改部分,他们做记录,但父亲坚持要亲自进行修改。……只完成了其中的12篇文章的修改便抱憾而去。[25]这就是2004年吕骥论文集《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收录的《提纲》(简称《传统音乐》本)。  

    该本在《延安文艺的基础上进行了精心修改,全文约七千字,其主要调整的是字词和标点的运用。例如将“符合劳动形式和劳动特点的”删去;将“各种特殊谱法”改为“各种特殊节奏的记谱法”;将并列名词间的逗号改为顿号等。《传统音乐》是吕骥亲自修改的《提纲》的最后一个版本,也是相对完善的一个版本。[26]经过以上多次修订以后,《提纲》变化幅度已经不大。从主观上看,时间已经不允许吕骥进行更多的修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未出版,吕骥即离世。就客观而言,经过数次修改,《提纲》至《传统音乐》已经比较成熟。文章的观点表达、文字表述、标点用法等方面更为妥帖。2007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上海音乐学院学术文萃(19272007)·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卷》,收录了该《提纲》(以下简称“上音”本)。[27]  

    上述《提纲》的修改、流传过程,可用下图(《提纲》版本谱系图[28])予以表示:  

      

    《提纲》版本谱系图 - ethnomusicology - ethnomusicology的博客

     

       

    总体来看,《提纲》在流传中的改动有两种:1、作者本人的修改(六次);2、编辑印刷中的调整、讹误(主要集中在《提纲》出版的早期)。前者可以分为四类:整体扩充(如《东北文化》本由一千余字扩充至五千余字,标题、内容都进行了重大调整);子项目调整(如民间音乐的分类由七项调整为八项;应该研究的一般理论问题由九项调整为八项等);增加新内容(如《东北文化》本讨论新出现的秧歌剧和《白毛女》,《民族民间》本提倡作曲家重视个人的独创性等);字词、标点的修改(贯穿《提纲》修改的始终)。  

    二、“简本”、“全本”比较  

    以上七种类型的《提纲》,构成了两大版本系统:  

    A.“简本”——《如何研究民间音乐(研究提纲)》:第一种类型,字数约一千三百余字,内容较为简洁,提纲挈领式地点到即止。该本有六个:《民间音乐研究》本、《晋察冀》本、《山歌通讯》本、《音乐艺术》本、《新音乐》本、《民间歌曲》本I,以1942年的《民间音乐研究》本为代表。  

    B.“全本”——《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后五种类型,字数较多(《传统音乐》本约七千余字),内容更为丰富。该本有十七个:《东北文化》本、《论文集》本、“再版”本、《运动》本、《论民族音乐》本、《民族民间》本、《音乐研究》本、《民族音乐》本、《吕骥文选》本、《延安文艺》本、《风采录》本、《搜索历史》本、《传统音乐》本、《传统器乐》本、“上音”本、《民间歌曲》本II、《导读》本,以2004年的《传统音乐》本为代表。  

    下以《民间音乐研究》本与《传统音乐》本为例,对“简本”、“全本”进行比较分析  

    (一)“简本”、“全本”之异同  

    1、研究目的  

    “简本”开宗明义指出:“研究中国民间音乐之目的:在于了解中国各地流行的各种民间音乐之特点,形成过程,演变情况等问题,获得关于中国民间音乐之系统的科学知识,作为接受中国音乐遗产,建设中国新音乐的参考。”此部分文字内容较少,改动也较少。“全本”将“目的”调整为“主要目的”,其余内容也进行了细微修改:“了解现在中国各民族、各地区流行的各种民间音乐的状况,进而研究其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演变过程的历史,从而获得关于中国民间音乐的一些规律性的知识,以为接受中国民间音乐优秀遗产,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民族的新音乐的参考。”研究民间音乐的根本出发点,仍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民族的新音乐”。八十年代以来,音乐界常有对“为创作而研究”论的批评声,但吕骥始终坚持这一观点不变。  

    2、方法和原则  

    关于研究中国民间音乐的基本方法,“简本”认为有二:(1)“首先注意研究各种民间音乐之形成的社会条件,即与民族实际生活……的联系”;(2)“用历史的观点比较的方法,研究其发展与演变的实际情形”。在“全本”中,作者对这两点进行了细致说明,并增加另外两个研究方法:(1)“不能局限于曲调与曲体的分析……更应注意演唱、演奏技术上的研究”,“从人民自己的演出实际活动来研究民间音乐,这样才能得到更加丰富的知识和真切的感受”;(2)“无论是从创作还是演出的角度来研究民间音乐,都不应与我们自己的音乐实践分离开来”,作者试举了1943年以来延安秧歌运动、歌剧《白毛女》与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工作之间的密切关联,呼吁进行具有实际意义的研究。  

    关于研究中国民间音乐的基本原则,“简本”同样认为有两点:(1)“不是拿近代西洋音乐科学之现成的条文生硬地机械地应用之于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或把中国民间音乐硬装入近代西洋音乐的规律中,勉强地求得形式上的解释,而是客观地分析中国的民间音乐,发现中国民间音乐自身所具有的规律和特点。”(2)“不是从所谓‘民族的’‘本位文化’观点,或‘泉源论’立论,强调中国民间音乐之特点与优越性;或从‘进步的’取消观点出发,强调中国民间音乐之落后性,抹煞其遗产的意义与价值;而是客观地分析,研究其特点与规律之形成的社会根据,予以适当的估计,确定其对于新音乐建设的意义与价值。”在“全本”中,作者具体阐发了这一思想。他说:“我们并不反对应用西洋音乐科学中某些带普遍性的原则和方法来研究中国民间音乐,不过不应把西洋近代音乐科学中的某些传统的法则和公式当作唯一的准绳或神圣的法则……研究中国民间音乐,应当从它本身出发”,“中国民间音乐的优秀遗产,只能是我们所要继承的一个重要部分;近代西洋音乐的优秀部分,也只能是我们所要借鉴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仅仅从事民间音乐研究并不能解决中国新音乐建设中的一切问题……全部接受近代西洋音乐同样不能解决中国新音乐的主要问题。中国新音乐的建设,只有从今天的人民生活出发,必须承认只有今天中国人民的生活,才是中国新音乐创作的唯一源泉,才能创作出反映人民新的生活的新音乐。”作者提供了一些正反两方面的实例,并且提议,“研究民间音乐,不仅要研究它们的共同规律(共性),尤其要注意它们的特殊性、创造性(特性、个性)。”  

    应当说,吕骥的这些想法是相当有见地的。这一观点重视实践,关注音乐的社会语境,在区分中西音乐异同的同时注意中国音乐的特殊性,从原则上排除了“以西横中”和“固步自封”两种对待中国音乐的不良倾向。由于吕骥在当时音乐界所处的地位,由于《提纲》本身的指导意义,使得很多中国民间音乐的研究者从一开始,就在对待民间音乐的问题上树立起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这一点在中国民间音乐研究的起步阶段,显得尤为重要。  

    3、研究范围  

    “简本”、“全本”变动最大的,是关于民间音乐的分类问题(即《提纲》的第三节——“民间音乐的研究范围”)。“简本”将中国民间音乐分为七类:  

    (甲)民间歌曲音乐  

    (乙)民间戏剧音乐  

    (丙)民间宗教音乐  

    (丁)民间风俗音乐  

    (戌)民间舞蹈音乐  

    (己)民间乐器音乐  

    (庚)其他不属于上列六项的音乐  

     “全本”将中国民间音乐分为八类:  

    1)民间劳动音乐  

    2)民间歌曲音乐  

    3)民间说唱音乐  

    4)民间戏曲音乐  

    5)民间风俗音乐  

    6)民间舞蹈音乐  

    7)民间宗教音乐  

    8)民间乐器音乐  

    “全本”在分类上,主要有四点变化:  

    1)增加“民间劳动音乐”项,将“七分”改为“八分”。也就是说,直到1946年的《东北文化》本,才采用“八分法”。此前《民间音乐研究》本、《山歌通讯》本、《新音乐月刊》本和《音乐艺术》本,均为“七分法”。这一点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因为后人在论及《提纲》的分类法时,往往只提到“八分法”,而忽略了之前的“七分法”和其间调整、转变的过程。  

    2)概念的使用更加讲究:将“其他不属于上列六项的音乐”(指“大鼓、坠子、道情等之类”)统一命名为“民间说唱音乐”。将“简本”的“民间戏剧音乐”改为“民间戏曲音乐”。这一修订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凸显了音乐学者的归属感——“戏曲”与“戏剧”相比,更加强调研究的音乐性。  

    3)顺序有所调整。与“简本”之“歌曲、戏剧、宗教、风俗、舞蹈、乐器”的顺序相比,“全本”之“劳动、歌曲、说唱、戏曲、风俗、舞蹈、宗教、乐器”的排序更为严密。尤其是其中的“歌曲、说唱、戏曲、舞蹈、乐器”五大类顺序,由单一的艺术品种(歌曲)发展为综合性的艺术品种(戏剧等),由声乐(歌曲、说唱)发展为器乐(乐器)。今人常说“民歌、歌舞、说唱、戏曲、器乐”的五大类顺序[29],即在其基础上调整而成。  

    4)“简本”关于七项民间音乐的文字介绍极少,加起来不足三百字。但“全本”却对每一项都进行了相当细致的说明和解释,涉及其内涵、范畴、特点等等,并有多个实例支持,附带作者的建议和点评。仅第三节(“民间音乐的范围”)就有两千六百字,几乎是“简本”全文的两倍。  

    4、研究内容  

    “全本”第四节(即“简本”之“研究内容”部分)除增加字数、合并部分项外,主要改动在于:(1)将对待民间音乐的态度由“利用改造”变为“发展与改革”。(2)专门增设一段,提倡从多个角度研究民间音乐:“或者从音乐史的角度去研究,或者从创作的角度去研究,或者从演唱的角度去研究,或者从美学的角度去研究,或者从比较学的角度去研究,或者作综合比较的研究,或者根据某种民间音乐作某个问题的专题研究,目前都是需要的。”(3)增加对民间音乐“音阶、调式、音律及其曲调构成”等方面的研究。尤其是从前两点的改动可以看出:尽管作者认可“从创作的角度去研究”民间音乐,但也只是将这一类型的研究与音乐史、演唱、美学、比较学、综合比较等类型的研究并列,而不是凌驾于其上,或只容忍前者存在。这表明:随着时代的变化,吕骥的视野更为宽容,观点也更加合理和开放。  

    (二)“简本”之价值  

    《提纲》的完善版本,应为“全本”。“全本”才是作者对于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想法的最完整的表达。若不然,吕骥也不会多次修订提纲。“全本”在观点表述、文字表达、具体内容等方面较“简本”详尽得多,整体上也更为准确和丰富。但在阅读中笔者发现,“简本”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1、它首次将中国民间音乐分为七大类。  

    在“简本”之前,关注到中国民间音乐的系统分类问题的成果并不多。而吕骥1941年写就的“简本”,不仅对中国民间(传统)音乐进行了系统分类,将其总结为七大类,涵盖了中国民间(传统)音乐的大部分领域,而且十分注重分类的音乐性——即多从音乐体裁的角度进行划分,而不再只强调音乐的外围标准。20世纪中后期中国传统音乐的分类法,深受吕骥分类法的影响。其发展历程,能够明显看出“七分法”——“八分法”——“五大类体裁分类法”——“四大类社会阶层(流传场合)分类法”的演变轨迹,而“七分法”正是这一演变的起始。无论五大类体裁分类法,还是四大类社会阶层(流传场合)分类法,均从《提纲》中受益甚多。  

    2、它较早地使用了“汉族民歌体裁三分法”。  

    此处所谓的“汉族民歌体裁三分法”,是指从体裁的角度,“以民歌的音乐形态特点为主要标准,参考演唱场合”[35],将民歌分为劳动号子、山歌、小调三大类的分类法。因其主要应用于汉族民歌划分(少数民族民歌分类较为复杂,暂不涉及),因而本文称其为“汉族民歌体裁三分法”。  

    “简本”关于这一问题的表述,仅有短短一句:“(甲)民间歌曲音乐:如各地山歌、小调及劳动歌曲。叹五更,走西口,小白菜,孟姜女寻夫,打樁歌,苏州景等”。山歌等概念在历史上有多种含义,“简本”此处未说明山歌、小调、劳动歌曲的具体所指。但“全本”进一步进行了阐述。  

    1)山歌、小调(即“全本”中的“民间歌曲音乐”)释文:各地人民的山歌、小曲,如《小白菜》、《孟姜女》、《哭七七》、《无锡景》、《揽工歌》、《信天游》、《打枣竿》、《绣荷包》、《茉莉花》之类的歌曲,各地都是极丰富的,稍事收集便可数以千计。有的是抒情的,有的是叙事的。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明确地表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以及他们生活中的各种思想感情。……  

    2劳动歌曲(即“全本”中的“民间劳动音乐”)释文:各种劳动人民劳动时唱的各种歌曲。其中有的是有歌词的,有的是没有歌词的……这种劳动歌声多半是集体的、与劳动相结合的、直接组织劳动的,其曲调、节奏都是根据劳动形式和劳动特点创作的,它丰富有力、雄壮健康,也是最能表现劳动人民的劳动情绪、集体意志、和自然斗争的雄伟气魄的歌声。有名的《伏尔加船夫曲》就是俄国伏尔加船夫的歌;聂耳的《码头工人歌》就是根据上海、安庆、九江、武汉等地码头工人的劳动歌声创作的;星海的《黄河船夫曲》则是根据黄河船工的劳动歌声创作的;各地有丰富的打夯号子;黄河、长江以及南北各地船工、渔民都有丰富的劳动号子;陕甘宁边区有吆号子;东北林区有运木材工人的歌;江南一些地方如数蛋也有自己的歌。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劳者歌其事”。这些劳动号子多半是雄浑有力、气壮山河的歌声。……  

    通过上文,能明显看出吕骥所谓的“山歌、小调”与我们今天所指“山歌、小调”内涵基本一致。需要注意的是“劳动歌曲”与“劳动号子”的关系:表面上看,劳动号子的范畴比较窄,劳动歌曲的范畴更广一些(包括号子、田歌等)。但实际上,吕骥此处的“劳动歌曲”指的就是劳动号子:上述整段释文都在谈论劳动号子,文中举的所有例子(“码头工人的劳动歌声”、“黄河船工的劳动歌声”、“打夯号子”、“船工、渔民……的劳动号子”、“吆号子”、“运木材工人的歌”、“数蛋……歌”、“俄国伏尔加船夫的歌”等)也均属于劳动号子范畴。  

    “简本”之“劳动歌曲(号子)、山歌、小调”的分类法,实际上就是今天的“汉族民歌体裁三分法”。其分类标准,即为后世学者所说的“根据民歌产生的一定社会生活条件和功用要求所形成的基本的音乐表现方法和典型的音乐性格特征来划分体裁……不单纯以一定范围民歌的产生场合条件、功用要求为体裁划分的依据……也不能完全离开这些生活条件而单从音乐形式本身去分析民歌的体裁……将两者结合起来作为民歌体裁划分的依据。”[36]作为一种实用性很强的民歌分类法,在中国传统音乐教学和研究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关于这一分类法的产生确切时间,学界少有论述。一般认为,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开始,“汉族民歌体裁三分法”逐渐普及[30]1964年《民族音乐概论》的出版更是进一步推广了这一成果。而在目前尚未发现更早资料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汉族民歌体裁三分法”产生的时间最迟推至为1941年(“简本”写作完成时间),吕骥则是这一分类法较早的使用者(是否为最早的提出者需进一步考证)。因而“简本”对于民歌分类的意义,不容低估。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吕骥并没有坚持自己在“简本”中的分类,而是在1946915日的修订中将“劳动歌曲”从“民间歌曲音乐”中独立出来,改为“民间劳动音乐”。“劳动歌曲”(即“全本”中的“民间劳动音乐”)作为下属项,与“民间歌曲音乐”相并列。因而即便不考虑“民间风俗音乐”的提法以及“八大类”分类标准是否一致等问题,仅“民间劳动音乐”一项,“全本”便多受后世学者的批评。这一1946年的改动,在《提纲》最后一次的修订(《传统音乐》本)中依然没有改回来,而“简本”却保留了这一珍贵的信息。“简本”的重要价值,也正在于此。  

    1946年“全本”公开发表,“简本”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在《提纲》此后十余次的发表中,绝大多数都是“全本”。但实际上“简本”对于当时及此后的民间文艺(音乐)研究,还是产生了重要影响。试举几例:  

    1194344日,在张鲁所填《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会员登记表》中,“熟悉什么地区的民间音乐”一行的注解是“指戏剧音乐、舞蹈音乐、歌曲音乐、器乐、宗教音乐,如祭乐丧乐喜乐佛曲等”[31],其分类明显受到“简本”的影响。  

    21947年,张鲁、安波、鹤童、刘炽、马可集体写作的《怎样采集民间音乐》一文采用的民间音乐分类,几乎是“简本”分类的翻版:“除了一般民间歌曲之外,民间流行的戏剧音乐如秦腔郿鄠调等,舞蹈音乐如秧歌……乐器音乐如古琴,琵琶,笙,筝,三弦,管,笛等所用的音乐等,也都是在我们要收集之列的,但还有宗教音乐如佛曲道士调,巫婆歌曲调等;风俗音乐如民间婚丧喜庆所用的音乐……”。[37]  

    31960年,音乐出版社出版《湖南音乐普查报告》(中国音乐研究所编)。该著既没有采用“全本”的“八分法”,也没有采用“五大类体裁分类法”(据笔者查阅,至少在1955年,民歌、歌舞、说唱、戏曲、器乐的“五大类体裁分类法”就已正式确立),而是将湖南省的音乐分为歌曲、风俗音乐、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剧音乐、器乐及宗教音乐七大类,全书均按此分类编排(另附仪式音乐目录)。劳动歌曲与山歌、小调作为子项,同列“歌曲”类中。其分类与“简本”几乎一致。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全本”已问世十余年,而《湖南音乐普查报告》仍采用这一分类法,由此也足见“简本”之“七分法”的影响和特有的学术价值了。  

       

    [32]  

    1、《提纲》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先后发表二十余次,形成了两大版本系统:“简本”(《如何研究民间音乐(研究提纲)》),共有六个——《民间音乐研究》本、《晋察冀》本、《山歌通讯》本、《音乐艺术》本、《新音乐》本、《民间歌曲》本I;“全本”(《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共有十七个——《东北文化》本、《论文集》本、“再版”本、《运动》本、《论民族音乐》本、《民族民间》本、《音乐研究》本、《民族音乐》本、《吕骥文选》本、《延安文艺》本、《风采录》本、《搜索历史》本、《传统音乐》本、《传统器乐》本、“上音”本、《民间歌曲》本II、《导读》本。  

    2、《提纲》初稿完成后,共进行过六次修订(修订方式整体扩充、子项目调整、增加新内容和字词标点改动四类),形成了七个主要版本。《民间音乐研究》本(1942)为“简本”之始;《东北文化》本(1946)为“全本”之始,《论文集》本(1947)与之相近;《音乐研究》本(1982)与《民族民间》本(1981)较为接近(以《音乐研究》本为佳);《传统音乐》本(2004)与《延安文艺》本(1988)较为接近(以《传统音乐》本为佳)。该文的最终定稿,为《传统音乐》本(2004)。《提纲》的持续修改,是一个文本渐趋丰富、完善的过程[33]这一过程既体现了作者思想发展、转变的轨迹,也映射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客观环境的变化从中能较为明显地看到一条“与时俱进”的主线。[34]  

    3、在中国民间音乐的分类上,“简本”采用的是“七分法”,“全本”采用的是“八分法”。也就是说,《提纲》在早期的多次发表中均把中国民间音乐分为七类,直到《东北文化》本“八分法”才产生。我们在谈论吕骥的分类法时,应当充分注意到“简本”的“七分法”。  

    4、“全本”较“简本”更为丰富,但“简本”也保留了一些珍贵的信息,它较早地使用了劳动歌曲(号子)、山歌、小调的“汉族民歌体裁三分法”。在目前尚未发现更早资料的情况下,可以将“汉族民歌体裁三分法”产生的时间,最迟推至为1941年,而吕骥则是这一分类法较早的使用者(是否为最早的提出者需进一步考证)。在1946年的修订中,这一分类法被取消,因而“简本”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5、《提纲》自1941年诞生(初稿完成)后,有一个渐次修改、转载、演变的流传过程。其成为一个“动态”文本,不同版本间有承继、嬗变的关系。学者们在征引、论述《提纲》时,应当首先明确使用的是何版本。而通过考证《提纲》的版本,笔者也深刻地认识到:应当关注20世纪中国音乐文献的版本问题。[35]注意不同版本的鉴别重视基础的文献工作,将会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一个可靠的资料库藏,为学术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孙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序[A].吕骥.中国传统音乐研究[C].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2]乔建中.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论纲[J].音乐与表演,2004,(2).  

    [3]南京艺术学院《中国当代音乐学》课题组.中国当代音乐学[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10.  

    [4][18][34]吕骥.吕骥文选[C].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50.  

    [5][15][31][32]吕骥.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修改稿)[J].民族民间音乐研究,1981,(4).  

    [6]吕骥.如何研究民间音乐(研究提纲)[J].民间音乐研究,1946,(创刊号).  

    [7]吕骥.如何研究民间音乐(研究提纲)[A].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晋察冀分会.晋察冀民间音乐·歌谣类(第一集)[Z].二分区七月剧社,1944.  

    [8]吕骥.如何研究民间音乐(研究提纲)[J].山歌通讯,1946,(创刊号).  

    [9]吕骥.如何研究民间音乐(研究提纲)[J].新音乐(华南版),1946,(3).  

    [10]吕骥.如何研究民间音乐(研究提纲)[J].音乐艺术,1946,(1).  

    [11]吕骥.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J].东北文化,1946,(5).  

    [12][30]吕骥.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A].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编).民间音乐论文集[C].东北书店,1947.  

    [13]吕骥.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A].吕骥(编).新音乐运动论文集[C].新中国书局,1949.  

    [14]吕骥.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A].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编).中国现代音乐家论民族音乐[C].1962.  

    [16]吕骥.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修改稿)[A].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局戏研室(编).民族音乐(第一集)[C].1982.  

    [17]吕骥.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1982年修改稿)[J].音乐研究,1982,(2).  

    [19]吕骥.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A].贾芝(主编).延安文艺丛书·民间文艺卷[C].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  

    [20]吕骥:《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1982年修改稿)》.王镇华,修海林,李文珍.中华音乐风采录[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  

    [21]吕骥.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A].吕骥.中国传统音乐研究[C].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22]吕骥.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A].张静蔚(编).搜索历史——中国近现代音乐文论选编[C].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23]吕骥.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A].肖学俊.传统器乐与乐种论文综录(19011969[C].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  

    [24]吕骥.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A].黄允箴(主编).上海音乐学院学术文萃(19272007)·中国传统音乐研究[C].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  

    [25][26]吕骥.如何研究民间音乐(研究提纲)[A].樊祖荫、李文珍、赵晓楠、陈树林.20世纪中国音乐史论研究文献综录·中国民间歌曲[C].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  

    [27]吕骥.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A].乔建中(主编、导读).中国音乐学经典文献导读•中国传统音乐[C].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  

    [28]吕英亮.吕骥年表[A].伍雍谊.人民音乐家:吕骥传[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178.  

    [29]郭乃安.一篇给人以启迪的短文[J].人民音乐,2002,(2).  

    [33]宋大能.面向生活探究规律结合实践——《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1982年修改稿)读后[J].音乐研究,1982,(4).  

    [35]樊祖荫,赵晓楠.20世纪的汉族民歌研究(二)[J].黄钟,2005,(2).  

    [36]江明惇.汉族民歌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26.  

    [37]张鲁,安波,鹤童,刘炽,马可.怎样采集民间音乐[A].民间音乐论文集[C].东北书店,1947.  

       

    (原载《中国音乐》2010年第1期)  

       

    附录:发表《提纲》的23部刊物、著作封面(略)  



    [] 据1941年《鲁迅艺术学院第四届教育计划》记载,鲁艺音乐系开设有“全系必修”之《民间音乐研究》(共40课时)课程。内容为“以科学方法研究现代中国各地风格的民间音乐之内容与形式(如组织形式特点、音阶构成、曲调进行等)及其演奏的情形以为研究中国音乐与创造新音乐之参考”(载谷音、石振铎编:《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鲁迅文艺学院历史文献》, 1986年8月25日 ),而《提纲》(《民间音乐研究》本)“研究中国民间音乐之目的”为“了解中国各地流行的各种民间音乐之特点,形成过程,演变情况等问题,获得关于中国民间音乐之系统的科学知识,作为接受中国音乐遗产,建设中国新音乐的参考”,二者如出一辙。另据鲁艺学员孟于介绍,“吕骥曾安排安波、马可、张鲁等民间音乐研究人员讲授‘民间音乐研究’。”(转引自魏艳:《鲁艺音乐系教育体制初探》,《音乐研究》2008年7月第4期,第13页)而鲁艺教务部门又要求“各科最好均编讲义至少须有提纲,也有适当现成课本亦可采用,但仍须发大纲,讲义或提纲尽可能于授课前发下。”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提纲》可能是“民间音乐研究”课程的“提纲”(“大纲”),至少二者有一定的联系(《吕骥评传》也认为:“吕骥撰写《提纲》的过程中在鲁艺多次讲述《提纲》的内容”)。该问题目前尚难下定论,需进一步研究。  

    [] 有学者提及“《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初稿1941年开始油印传阅”(李业道:《吕骥评传》,人民音乐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76页)。笔者未见此稿,加之可能没有正式发表,因而未将其列入。  

    [] 因封面书名未有标点,符号“·”及“()”由笔者所加。  

    [] 再版一般可忽略不计。但《民间音乐论文集》的“再版”本较为特殊(详见下文分析),因而此处暂将其列为独立版本。  

    [] 有平装、精装两种装帧。  

    [] 该刊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的会刊,1942年创办,仅有“创刊号”。  

    [] 该刊由重庆“山歌社”编,1946年创刊。  

    [] 关于这段史实,另可参见谢功成:《“山歌社”成立的前前后后——在中国现代音乐史研讨会上的发言》,《音乐研究》1992年第1期。  

    [] 该刊由李凌、赵主编,1946年于香港创刊。  

    [] 该刊由李凌、赵编,1944年创刊。参见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编:《中国音乐期刊篇目汇录(1906—1949)》,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出版。  

    [11] 具体情况可参见安波、马可:《八年来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载《民间音乐研究论文集》,东北书店1947年出版,第127页。  

    [12] 该本1946年由东北文化社出版,东北书店发行。  

    [13] “其它”项未计。  

    [14] 参见《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1982年修改稿)》(《音乐研究》1982年第2期)的“编者按”,《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吕骥文选》第50页)的注释说明等。  

    [15] 再版、重印一般不应算作独立的版本,但由于1948年再版的《民间音乐论文集》中的《提纲》有时被转录,因而此处暂称其为“再版”本。  

    [16] 见《新音乐运动论文集》的“前言”, 新中国书局1949年出版。  

    [17] 如纠正了前者“仔梆”等笔误,但又出现了“道清”的笔误。  

    [18] 例如将“很多意见”改为“许多意见”。  

    [19] 参见《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1982年修改稿)》的“编者按”,《音乐研究》1982年第2期。  

    [20] 该本去掉了《音乐研究》的编者按,首页增加了注释说明,“那些”改为“哪些”。  

    [21] 该本去掉了《音乐研究》的编者按,增加了注释说明。  

    [22] 该本去掉了《吕骥文选》本首页的注释说明,文末增加了版本选择和校订的说明  

    [23] 该本保留了《音乐研究》的编者按。  

    [24] 可与《搜索历史》本参看。  

    [25] 参见吕英亮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所写的后记,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出版。  

    [26] 当然,该本也有个别地方有误。例如与此前的版本相比,第一节“研究中国民间音乐目的”明显少了一个“的”字(即“研究中国民间音乐的目的”),估计为排版、印刷时的遗漏。  

    [27] 该本文末注明转自《音乐研究》本,但实际应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本。  

    [28] 说明:虚框代表“简本”,实框代表“全本”;加着重号者,为《提纲》的主要版本类型。  

    [29]如1964年出版的《民族音乐概论》,采用“民歌和古代歌曲、歌舞与舞蹈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民族器乐”的排列。  

    [30] 关于这一问题,可参见樊祖荫、李文珍、赵晓楠、陈树林:《20世纪中国音乐史论研究文献综录中国民间歌曲》“综述”部分的论述,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年出版。  

    [31] 参见萧梅《中国大陆1900~1966: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编年与个案》中引用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会员登记表》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118页)。  

    [32] 结论系笔者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二十三个版本)得出,此外或许仍有未找到的《提纲》版本存在。  

    [33] 这与20世纪中期,很多著述的修订受到政治左右,甚至出现倒退的情况不同。例如巴金《寒夜》的修改,参见金宏宇、彭林:《<寒夜>版本谱系考释》(《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2期)。  

    [34] 吕骥是当时音乐界的主要领导人,其论文常结合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讨论。因而《提纲》的数次修订,做了很多与时俱进的改动,文章受时代局限的影响也在逐渐减弱。  

    [35] 学者们在使用古代音乐文献时,会特别注意版本的区别和选择(古典文献学是一门非常成熟的学科,其中的版本、目录、校勘、辑佚等研究非常发达),但20世纪中国音乐文献的版本问题却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它与古典(音乐)文献一样存在着版本以及目录、校勘、辑佚、校注等问题。以《提纲》为例,有的版本转载时未注明出处;有的编者进行了修改;有的转录时作者可能并不知情;有的修改作者则未提及。这些给后人的研究带来许多不便,往往容易产生误解。《提纲》有好几个本子,注明转自某版,实际上使用的却是另一版本。1946年的《音乐艺术》本,甚至出现过标题和内容为《如何研究民间音乐(研究提纲)》、杂志目录却印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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