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跃华

    我们都有这样的一种体验,去过某个地方,我们就有可能记住一些典型事物。如去过北京,就可能记住天安门、长城、故宫等一些标志物。以后只要提起北京,马上就会首先想到这些标志物。这些标志物似乎就是北京的象征,是北京身份的一种确证;长时间离家外出的人,突然看到与自己家乡相似的景观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当久别故土,一旦真的回到家,那种亲切地、无以名状的感觉是多么地强烈!试想一下,倘若回到家,一切都变了,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一样,你还会有那种刻骨铭心的感觉吗?!我想答案肯定是否定的。没有这些能确证我们曾经的记忆的物像,我们就会像个流浪儿,家的感觉已荡然无存!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表明,归属需要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因此,回家的感觉也是人的一种基本精神需要。如果这种归属需要永远不能实现,那将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不由得对三峡移民致以崇高的敬礼!对汶川灾区人民的那种生活勇气投以无比的敬佩!

    “家”在人们的脑海里往往更容易表现为物像结构,如独特的地理环境、血缘关系等可以物化的物质具像。但人除了物像这个“家”外,还有一个“可移动的家”,那就是“精神家园”,它也可以固有的地缘、亲缘为基础,但更主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培植起来的文明和文化的血脉关系。正因为存在这样一个“可移动的家”,山川可以改变,河流可以断流,高楼大厦也可以重建,甚至长期定居异国他乡,我们照样会有一种可以归属的“精神家园”。就像列宁曾经在纪念《国际歌》作者的文章中说过那样,“一个共产党人无论走到哪里,即使在异国他乡,只要听到了《国际歌》,就找到了自己的同志”。 这是《国际歌》的认同功能,我们的“精神家园”也具有这种身份认同功能。“中华民族的子民,无论身处何方,即便是天涯海角,每逢佳节倍思亲,到了中秋节、春节,一定会在心灵深处升腾起爱国之心、恋乡之情,体验作为中华子民的一种情结和民族的认同感”(刘魁立)。也正因为这种精神上的伟大凝聚力量更重要,在史上少有的大地震灾害后,温总理及时地作出了“关于保护羌族特有文化遗产”的指示,其意蕴不言而喻。

    灾区人民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不幸的是他们失去了物像“家园”,幸运的是他们在政府各界的帮助下,不仅重建了物像家园,而且还努力守护着自己的“精神家园”。我们面对灾区人民,感觉似乎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的物像家园没有遭受损失。然而,我们要反问到,我们真的很幸运吗?哦!当我们可以随时给父母打电话的时候,“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似乎已失去它的意义;当我们可以习惯的用键盘来书写的时候,书法好像是离生活很遥远的艺术;当我们可以通过手机发短信、可以通过网络QQ轻松地寻找到朋友,甚至爱人的时候,写信仿佛成了陌生的事;当我们的孩子大多对肯德基、麦当劳喜欢得不得了,却很少听说谁家的孩子迷上了红薯、豆汁儿的时候,我们难道没发现,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着巨变?!而且这巨变不亚于地震!确实,面对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非常快捷的交通,互联网的无限空间,物质财富的快速发展。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的或者忽略的是我们的文化日益趋于一体化。我们拼命学外语、考托福、进外企、拿绿卡、出国门,恨不能一下子能成会说英语不说汉语的“中国籍某外国人”。也许我们的主流文化受冲击的程度要相对小一些,但与上层文化表现为典籍等有形的形式易于传承并多受到官方的庇护不同,民族民间文化大多是无形的,它们就没这么幸运了。它们的传承方式往往是口耳相传,自生自灭地繁衍。如果我们不刻意地保留,我们民族民间文化的某些内容就会不可避免地消亡。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消亡是永远无法恢复的,意味着某些民族个性、民族特征的消亡,文化多样性的消失。如此下去,我们的“精神家园”的活性生态将逐渐被摧毁,导致“集体记忆”失却,后果不堪设想。马尔克斯在小说《百年孤独》中虚构了一个村民失去记忆的故事。也许能为我们有可能面临的“惨象“做一个形象性的演示说明。故事的描写是这样的:“一个叫马贡多的小村庄,遭遇到一种奇怪的瘟疫,致使村民失去记忆。银匠布恩地亚甚至连他经常使用的工具之一砧子该怎样称呼实在想不起来,于是他发疯似地给家里的每样物品、村子里的动物和植物贴上标签。为防止谁也想不起来每件东西的用途,他的标签写得非常仔细:这是母牛,每天早晨必须挤奶才能产奶,牛奶必须在煮开后加入咖啡才能配制牛奶咖啡……”。当然,全球化下的社会现实不仅仅中国这样,也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现实。也许有人对此并不以为然,恐龙灭绝了,我们不是照样生活的很好嘛?!甚至有人会认为,学习“先进的东西”跟国际接轨有什么不好?跟国际接轨当然好,一个人、一个民族、大到一个国家要想发展,富有创造力,无非两条道路:一是向外部学习;一是向自己的历史学习。因此,我们必须在确认我们自己的身份后跟国际接轨才更有意义。否则,我们不是“接轨”而是只能跟着别人后面“跑腿”。

    “传统是一条河”,也许我们今天无法看到祖辈们住过的茅草屋,看不到“五百年前是一家”的亲热景象。但是,祖辈们唱过的歌还一息尚存。我们依稀还可以循此去查找我们的文化基因和“家谱”,确证我们的血脉里流淌着的那条“热河”。倘若我们有一天真的说不清我们血管里流淌着什么“血”的时候,我们将以何颜面面对我们的子孙呢?!我们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其他公民,我们真得还能有底气吗?“轨”还能接的牢吗?显然,一个失去活的传统的文明是无根的文明,它注定是没有纵深的,是平面的,不能给我们以前行的持久动力。如此,我们也只能躲在狭窄的精神空间里,像浮萍一样漂流。令人忧虑的是,这种活的文化断裂的现象正不断发生,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每一分钟,我们的田野里、山坳里、深邃的民间里,都有一些民间文化及其遗产死去。它们失却得无声无息,好似烟消云散。”(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语)。因此,如何守住精神家园,不迷失自我,随时能找到“回家”的感觉,是全球化时代在文化反思上亟待回答的重大的国际性命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每个人与它都脱不开关系,因为在每个人身上都包含着他所在社会的传统。它的生死存亡对每个人都休戚相关。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制度,自此,一场席卷全球的“守住精神家园”的“非遗”保护运动全面展开。我国政府也积极参与,做出了卓越的成绩。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是一项长久的大工程,需要全球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留住一些记忆。作为社会一员的教育工作者,我们理应勇于挑起教育担当,完成自己的使命。因为,一是教育的本质是文化的传承,文化传承之根本也在于言传身教。二是教育现象是普遍的,涉及到每一个人,没有哪个行当能如此广泛的影响公众群体。三是教育是“无成本的”(相较其他而言)。不管其他哪个行当,参与“非遗”保护,必然对一些人财物另有所考虑,甚至在利益上有所图。教育当然也涉及一些人、财、物,但是,教育的使命就是文化传递,是自己份内之事,不必另作安排。教育只能出于文化本身去行动,较少受现实利益干预而操作。遗憾的是,我们今天的音乐教育,到处充斥着西方式的基础乐理、和声、视唱练耳等内容。尽管许多学者对此已经提出了许多足够分量的批评,也尽管我们对民族民间音乐有了一定的重视。但是,长期以来受异文化训练的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对传统已经很淡漠了,靠这些人来传承我们的民族民间音乐(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很难说能进行“正宗”的传承。对本民族音乐文化的本体特征(律、调、谱、器)缺乏欣赏能力的观众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调整“口味”。因此,这就需要我们音乐教育工作者从专业、普及层面上做长期艰苦的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题教育工作。好在这方面的工作也已陆续展开。专业层面如: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艺术学院、新疆艺术学院等研究机构与学校正在或者打算招收攻读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的博士、硕士;中央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等院校已开设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课程;新疆艺术学院对新疆木卡姆的专业传承教育被有些学者称为“成功的探索”;广西艺术学院等广西的几所院校对侗族大歌的专业传承富有特色;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对蒙古族长调的专业传承教育已开展多年……。普及层面:教育部“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已开展多年,其中就包含昆曲等一些民族音乐的内容;前不久进行的“京剧进课堂”实验又“一石激起千层浪”;福建南音进课堂活动也已开展多年;中央音乐学院对古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课件开发以及数据库建设的重要课题项目的成功研制;江西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泉州师范学院,中国矿业大学等高校都进行不同程度的“进课堂”尝试;一些职业学校还结合职业特点进行开发性教学;一些关于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教育传承专题性研究课题纷纷被立项。但是,在这众多的探索性实践与研究中,至今还没有一本针对普及教学使用的教材。基于此,我们尝试着编写这本教材,聚焦大学生群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关于“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普及教育宣传工作。

    注: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阶段研究成果之一(《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概论》(李爱真 吴跃华编著)一书序言)(06JJD760005),也是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项目”课题研究成果之一(09SJD760019)。

    作者:吴跃华,硕士学位,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首届徐州师范大学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因抗癌导致后遗症为耳朵听力有些障碍而无法返回讲台,目前担任某音乐刊物编辑

    QQ1171601821,本文已发表于《人民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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