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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关注点一直在流行音乐,古琴于我,实在是一个新事物。虽然我曾经买过一张古琴,但是显摆了几个月后就送人了。这玩意儿从音乐上实在和我的喜爱相距甚远。不过因为博士学位论文做的是大学生音乐社团,那么对古琴社的观察就不可避免。于是,我有幸认识南京大学的王咏老师,有幸读到这本《国家·民间·文化遗产:社会学视野中的吴地古琴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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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琴研究在音乐学界是个热门,养活了成百上千的研究者。近来研究古琴的文章不可谓不多,但是,总觉得这些研究大同小异,和大多数“学术”一样,区别只在研究对象的地域、年代。我甚至不无偏激地认为,这些研究所呈现出来的不过是原子式的知识,专家学者集体在做资料员应做的事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们勤则勤矣,但是丧失了认识世界的能力,只对零碎的知识把玩不已,只能提供一些砖块、材料,无法提供一种视野,以让读者结合原有视野来重新认识世界。于是,学者成了烧窑工,连泥瓦匠都算不上(像我这样的连烧窑工都算不上)。而所谓学术期刊,也充斥着这样的研究,学术成了资料汇编。  

     王咏博士的著作则有所不同。在其中,我能感受到一种眼光,一种学术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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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学术,尤其是音乐社会学、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都在说大家都不知道的东西,A村,B村,C村……这样一来成为“专家”实在是太简单了。只是,这样的无法对话的学术,又为什么被如此推崇呢?  

    学术,更应该提供看待世界的一种眼光。哲学不就是这样吗?世界很难说改变了什么,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但是人们看待世界的眼光已经改变,人类的心理结构于是随之改变,人们的生存感受、生命质量也随之改变。我想,这应该才是学术卓越的表现。砖块不能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建筑师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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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说专以思想谋生的学者,即便是连吴敬琏是男是女都不知道的货车司机,也能说出“中国通行的是政治经济学”。那么作为意识形态组成的古琴,受政治的影响更是一览无余。奇怪的是,有多少古琴研究注意到这一点了呢?又有多少研究把这种影响作为研究对象了呢?  

    音乐学可以不谈政治(虽然应该谈),社会学却不可以不谈政治。王咏是社会学的博士。于是,古琴研究中,国家话语作为研究对象,终于出场。  

    国家永远在场,你看到的时候在场,你看不到的时候也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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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说的是吴地,论述却在国家。古琴总的来说不是自下而上的存在、自给自足的存在(如村落中的音乐民俗),而是自上而下的存在,开放的存在。在尚处在于政治社会学阶段的中国,仅仅就吴地古琴而说吴地古琴,无疑是不够的。  

    或者说,古琴是一种“脱域”的存在,和政治有极大干系的存在。所以,对古琴的研究牵涉到国家话语不仅有可能,而且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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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咏对古琴的言说,建立在“意识形态是艺术的根本属性”这一“马克思主义命题”之上。于是,一些貌似矛盾的古琴文化现象,都具有了合理的解释。  

    我们都是知道四项基本原则的人,当然也知道王咏这么做的必要性。只是,我们一般要么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忽略了这一点,要么以刻意的“莫谈国事”之明哲保身的态度回避了这一点。  

    但是,在目前阶段,不谈国事,如何谈出古琴的所以然?避开“国家话语”,想谈清古琴这种从来就隐含浓重政治意识的“道器”,无异于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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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一次追问原因、深入到行为的表面之下去寻找积累的推论和暗示的层次以及意义的等级结构的行为。  

    众多的学术资料,好像就是为了等待有人进行整合,以一种理论的眼光来看待这些资料。我当然不会愚蠢到否认砖块的重要性,但是,即便再多砖块,都不会耸立成大厦。我始终对诚实劳动的工人充满敬意,但是,如果满足于此,学术似乎也难以达到高超、卓越的境界。学术本就是阳春白雪,本就卓越,不卓越的学术难道还叫学术吗?不卓越的学术和不公正的法律,其存在意义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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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文章给你事实,给你“真理”,却限制了思考。有的文章却促使读者去思考,引发读者的主体性。它挑战读者的思维。甚至没有必要去分清孰优孰劣,但是,在份额上,前者所占极大,后者所占极小。幸运的是,王咏的著作属于后者。  

    学术研究应该多样化,不要只制造砖块,也不要只画蓝图。目前,制造砖块者众,不着边际东拼西凑花钱买版面发表“蓝图”(学术垃圾)亦众。前者尚可以说和学术有关,后者对学术根本就是一种伤害。而既制造砖块(搜集一手材料)又建起房屋者寡。我愿意说,王咏的著作不是砖块,而是房屋;不是学术材料,而是学术本身。  

    拿一句老话做比喻,前者像授之以鱼,后者像授之以渔。当然,我更喜欢在对话中产生的知识。这也就是我在读书之余,还必须找王咏聊一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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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咏的著作是实地的、实证的,却具有极强的理论辐射力。这样的学术,我愿意说是优秀的学术。  

    比如玛格丽特•米德,她观察新几内亚境内三个小部落后认为:“所谓男性和女性的特征并不依赖于生物学的性差异,相反,它是特定社会的文化条件的反映”。这个结论不仅适合于阿拉佩什人、蒙杜古马人和德昌布利人,而是对弗洛伊德风靡全球的泛性说提出了挑战。她晚年在《文化与承诺》中对“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的区分,难道不是对人类的发展史都有着某种总结和启示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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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琴是一种超越交换性质的艺术行为,对此王咏借用了贾克•阿达利的说法,“是一种自我超越,是一种孤独的、自我本位的非商业行为”,“如同一本书不过是作者为了要书写而书写的书中内容的副产品”。据我所知,王咏的这本书,也正属于“作者为了要书写而书写的书中内容的副产品”。这在普遍的为稻粱谋的所谓“学术写作”中,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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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想谈谈我对古琴发展的看法。  

    它自古至今都和意识形态纠结在一起,只是,那时候古琴不是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而是规谏者,在表层上,它是以反对者的面目出现的,是独立意识的表达。于是,意识形态的多元互动成为可能。以“悦耳”为诉求的古琴还是古琴吗?这样的古琴,永远不是古筝的对手,而古筝,永远不是钢琴的对手。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古琴在今天抱着“士”文化不放肯定无法普及,无法繁荣。但是,对理想、品格的追求不正如头上的星空一样吗?飘渺,然而不可或缺。有时候,所谓“繁荣”,本质上却是伤害。  

    我不想看到所有的古琴都由山林迈入庙堂,祝愿还有琴人秉承山林一脉,为古琴文化、为理想道德培植一点元气。当古琴只剩下“乐”,那么疼痛的不仅是“道”,还有我们都生存其中的社会结构。大哲罗素尝言,“参差多态,幸福之源”,愿古琴永远都有遗世独立的一脉,不至于凉了本就寂寞的知识分子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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