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成立前的中国专业音乐教育

    我们祖国有长达8000余年的可考的音乐文化发展历史,在音乐教育方面,自周秦以来,也有不绝如缕的历史记载。而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从军事政治到经济文化的全面侵略胁迫,中华民族面临着衰败灭亡的可悲命运,也丧失了包括发展自己的民族音乐文化的主动权。在这样的危急形势下,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最早一代先辈音乐家,很早就提出了要在中国发展近现代化的音乐教育和建立自己的音乐学校,以推动创造民族的新音乐文化的主张。提出这样的理想主张并为之奋斗终生的一位杰出的代表,就是上音的主要创办人——萧友梅">萧友梅博士。

    萧友梅博士是属于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的,“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他在19011920年的20年间,先后留学日本和德国,学习了钢琴、声乐、理论、作曲、指挥等几乎所有的西方音乐专业学科;而在他留学之初和整个学习过程中,却是从攻读教育学开始的,并且始终把音乐教育学作为他学术研究的重心。可见,萧友梅很早就立下了要从教育着手,来振兴和发展中国新的音乐文化的宏图大愿。因此,当他于1920年学成归国后,便专心致志地投入了创建中国新的专业音乐教育的艰苦劳作。他先是在北京进行了一系列办学活动,以时间为序:

    1920年秋,接受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的导师,讲授乐理、和声与音乐史课程,并实际主持这一业余音乐学校性质的新音乐社团。

    19211月,萧友梅受聘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专修科主任,在他提议下,该校将音乐、体育分别设为独立的音乐、体操两科,他任音乐科主任;以后该校更名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和“国立女子大学”,音乐科成为音乐系,始终由萧友梅为系主任。

    【图1】萧友梅与女师大师生摄影

            

    192210月,在萧友梅提议下,在北大音研会基础上,改组成立了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蔡元培兼任所长,而由萧友梅任教务主任,实际主持该所,设立本科、师范科和专科(选科),实行学分制,并设有由萧友梅担任指挥的小型管弦乐队,在校内外进行了一系列音乐会演出。

    【图2】北大管弦乐队合影

    19258月,原成立于1918年的“北京美术学校”(1919年更名为“北京美术专门学校” ),复校并更名为“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 ,增设音乐系,聘萧友梅为主任。

    【图3】北京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师生合影(内有萧友梅和冼星海)

    以上都是由萧友梅主持的北大音研会、女高师音乐科(系)、音乐传习所和艺专音乐系,就是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成立之前,中国最早几所专业音乐教育和音乐师范教育机构(当时南北各地还成立了其他一些类似机构,在此从略)。但是,它们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高等音乐学校:如当时北大的决策机构“评议会”中的某些人以当时中国的学制没有在大学中设“院”的先例为由,以当时通行的“传习所”命名,这里包含着当时的学界还存在着对于音乐教育颇为不屑所带来的阻难;也使音乐传习所始终未能招到本科的学生,从19201927年的6年间,只毕业了8名师范科学生,在总共50人左右的毕业生中,绝大部分为选习西洋弦乐器的专科(选科)生,而且他们还不能作为具有北京大学毕业生资格的学生,得到拟聘用单位的接受,因为“传习所”之名,常被误认为只是一种类似“讲习会”那样的临时机构。这不是他期望中的真正的音乐学院。

    (二). 国立音乐院的酝酿筹备和招生开校

    1927年的67月间,盘踞北京的奉系军阀所委派的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刘哲,以“音乐有伤风化,无关社会人心”为由,下令取消北大音乐传习所和艺专音乐系等国立学校的音乐系、所设置。虽经过萧友梅等人极力抗争,后来勉强保住了女大音乐系,但这一打击使萧友梅“在北平办了七年音乐科,受尽不少不快的刺激”,又增添了更深的创伤。

    1927年的7月,南京国民政府将要成立,一直全力支持萧友梅办学的蔡元培先生即将担任相当于教育部的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在此情况之下,萧友梅便“决意南来,向蔡先生提出一个要求,请他于大学院成立时,在上海创设一间音乐院”。我们从有关的历史文献可以看到,这所音乐院从择定办校的地方,到在大学院正式立项筹备和拨给经费与招生开校,都是在蔡元培先生的全力支持下,经过萧友梅的奔忙操劳,才得以实现的。

    首先是择定在上海设立音乐院。萧友梅于192710月间发表了题为《听过上海市政厅大乐音乐会后的感想》的文章:南来上海后听到了上海市政厅主办的的“大乐音乐会”(也就是由当时称为“工部局管弦乐队”演奏的交响音乐会)深感意外和兴奋,便决定向大学院提议“要创办一个音乐院,我更要主张设在上海”。这是由于萧友梅认为:“学音乐者必定先有一种熏陶,方可容易领略(尤其学新音乐)”,而上海这个中国开埠最早的城市,具有面向世界,吸纳与融合来自各方面音乐文化的便捷广泛、得天独厚的条件,容易邀集到高水平的音乐师资。他便定下了把音乐院设在上海的主张。

    由于择定立校地点的正确,国立音乐院从立案筹备到招生开校,进展得颇为迅速。

    (三). 国立音乐院开校初的组织状况

    吴伯超先生文《国立音乐院成立记》所记萧友梅报告筹备经过:国立音乐院于192710月初旬大学院成立时决定开办,经杨杏佛极力争取,从财政部争来少许款项,便于1026草拟招生简章登报招生,111日起报名,10日至12日入学考试;在上海考生考毕,并于1116开始上课时,又收到外埠要求补考的好几封信,便允准他们在112122两天内补考,而于1124全校开始上课,1127补行国立音乐院的开学礼。这就是我们学校定于每年的1127为校庆纪念日的来由。

    学校第一次录取的学生,包括预科、专修科和选科的学生共23人,教师职工的人数也很少,只有26人;即使是加上第一届入学的学生,也还不满50人。而萧友梅却以1823年伦敦皇家音乐院成立的时候也“只有20个学生,过了80年,学生增加至500以上”,以此表示“我们不怕今天同学少,但我们同事同学大家努力,那么不到十年就可以有500以上的同学了”(那时的希望,80年后的今天已经大为超越地实现了)。

    尽管国立音乐院成立之初规模很小,却从一开始便立下了正式的组织条例,从中可看到:国立音乐院被确定为“国立最高之音乐教育机关”,“直辖于大学院”,并由大学院院长即蔡元培先生“兼任本院院长,总理全院院务”。在院长之下,由教务、事务两处管理全院教务事务,由院长聘任的萧友梅为教务处主任,“总理全院教务”;全院“分理论作曲、钢琴、小提琴及声乐四系;各系设系主任一人,由教授或副教授兼任,专管本系课程及教务”;全院教员则“设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及导师若干人,分任各项课程”。依此来看,当时国立音乐院已基本确定了相当于西方单科高等音乐学校的办学体制。成立之初的各门课程的教师是:

    萧友梅      (教授)    授和声、作曲、音乐领略法

    易韦斋      (教授)    授国文、诗歌、词曲

    杜庭修      (副教授)  授合唱、国音、体育

    王瑞娴      (副教授)  授钢琴

    李恩科      (讲师)    授英文、钢琴

    朱英        (讲师)    授琵琶、笛

    方于        (讲师)    授法文

    吕维钿夫人  (讲师)    授钢琴

    陈承弼      (讲师)    小提琴

    雷通群      (讲师)    授西洋文化史

    安多保      (讲师)    小提琴

    历士特奇    (讲师)    小提琴

    马尔切夫    (讲师)    授练声

    吴伯超      (助教)    授钢琴、二胡

    潘韵若      (助教)    授钢琴

    梁韵        (助教)    授钢琴、兼女生指导

    俞蓉成、梁庶华为庶务员

    全院教职员共18人,包括教授、副教授各2人、讲师9人、助教3人,其中外籍教师4人,人数不多,总体水准还不是很高,远未达到萧友梅所期望的水平。但从所定职称来看,已体现了萧友梅从严择师和决不滥给高级职称的意向,同时,也为其后的办学,在充实提高教师阵营方面,提出了严峻的课题。

    (四). 萧友梅任国立音乐院代理院长和正式院长年间的建树

    国立音乐院开院后,于192826新学期开学时,两届入学的学生已达56名。这时,蔡元培因大学院事繁,已于1927年底请辞国立音乐院兼任院长职,而委托萧友梅为代理院长。至1928年的9月,便由国民政府大学院正式聘萧友梅为国立音乐院院长。尽管萧友梅辞不受命,院长一席一直虚悬在那里,而重在实做的萧友梅,在此期间已经在学校的建设方面有重要的建树,如:

    新聘当时工部局乐队的小提琴首席、意大利小提琴家法利国(A·Foa,一译富华,米兰音乐院毕业)和大提琴首席、俄罗斯大提琴家佘夫磋甫(J·Shevtzoff,彼得堡音乐院毕业)为小提琴、大提琴讲师。从此,萧友梅坚持不懈地为罗致高水平的中外音乐师资和其他各科教师,作了艰巨的努力(以下还要讲到)。

    1928年至19298月前,国立音乐院又招收一届学生。至19289月萧被委为院长时,学生名额已增至80名,其中包括后来知名于中国乐坛的洪潘、蒋风之、熊乐忱、郑志(沙梅)、戴粹伦、冼星海、张恩袭(张曙)、李献敏、陈振铎、劳景贤、陈又新、丁善德、王睿恩(沛纶)等人。

    1928512举行国立音乐院开校后的第一次演奏会和1928112627日举行开校一周年的师生音乐会后,便建立起了规范的学生与老师的音乐会演出制度。

    19286月,编辑出版《音乐院院刊》,至19299月,共出三号,除刊登蔡元培的“发刊词”和萧友梅的《古今中西音阶概说》等文章之外,其第三号全为师生的文论和诗歌、随笔等作品,其中,“文论”栏刊出冼星海的“随笔之三”《普遍的音乐》。以后,编刊音乐期刊成为学校坚持不断的一项音乐建设事业。

    192953,发生了日本侵略者在济南残杀中国军民的“五·三惨案”,国立音乐院师生群情激愤,萧友梅率全院师生以创作爱国歌曲声援人民爱国运动,将包括萧所创作的《国难歌》、《国民革命歌》和《国耻》在内的11首爱国歌曲,编成《国立音乐院特刊·革命与国耻》,并在国乐改进社《音乐杂志》上转载发表,以广传播。从此,以音乐创作参与和声援人民爱国民主斗争,便成为学校的一个传统。

    以上所举事例,表明国立音乐院在开校后短短两年时间,已经有了提升和扩大了影响。

    (五). 1929年暑期的学潮事件和国立音乐院被“降格”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

    发生在192978月暑期的国立音乐院学潮事件,历来有各不相同的说法,特别是在关于冼星海生平的叙说中,有所谓冼积极参加了国立音乐院进步学生反对反动校方的学潮,以致被开除出校的说法;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呢?

    这要从国立音乐院成立后的居无定所和屡迁校址说起。原来,当时的国民政府并没有给国立音乐院以足够的办学经费,少得可怜的一点经费还常常拖欠不拨。这就使学校在并无自己校舍的情况下,不得不租赁校舍和学生寄宿的地方,又因租金不敷而常常搬家。在国立音乐院成立后的两年间,学校就从开校时租赁的环龙路(今重庆南路)陶尔斐斯路(今南昌路东段)56号,于1928年初迁至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0901092号;又于19288月,再迁至毕勋路(今汾阳路)19号,同时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1325号桃园村另租房屋,为男女生宿舍。后来学校也三天两头地租房搬家,以致使萧友梅常以“学校搬家是家常便饭”来自嘲和安慰不胜其烦的师生;而这也成为触发1929年暑期学潮的一个主要原因。

    据当时学潮主要参与者之一,国立音乐院首届入学学生,后来成为中国军乐专家,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的资深教授洪潘先生,于1985年发表在《南艺学报》的《关于上海国立音乐院学潮事件及其他》一文,以及廖辅叔教授,于1993年所著《萧友梅》一书中“一段终身遗憾的变故”一节的叙述:

    学潮之起,是在1929年暑期前夕,学校有些家在外地的穷学生,和因当时军阀混战邮路受阻而收不到家庭经济接济的学生,打算暑期留宿在校,并继续使用学校钢琴练琴;而由于学校是租赁的校舍,暑期长达两个月以上,房租、水电等开支不小,便决定暑期留校学生每人交纳8元杂费。这对这些本就窘迫的学生来说是不小的数目,他们便提出要求减免或缓交。本来,这样的事情不难协商解决。却不料此时南京政府已改大学院为教育部,蔡元培先生不再担任大学院与国立音乐院院长,而且教育部公布了《专科学校组织法》,传出了要将音乐院“降格”为专科学校的消息,师生的情绪更添一层波动。在人心惶惶和萧友梅也因不同意“降格”而生退意的情况下,有人就想借机把办学刚正不阿的萧友梅赶下台,挑动对暑期交费和学校停水停电封琴房等不当措施不满的学生,到南京去“请愿”,告萧友梅,并组织所谓“护校会”(类似接管学校),这就形成了抗交暑期宿费、反对学校“降格”同“倒萧”相联系的学潮。据洪潘先生的文章,先后参与这次学潮的学生,有:洪潘、蒋风之、刘蔚樵、唐畹秋、肖景樱、陈振铎、冼星海、李俊昌、张之宋、魏沃、熊乐忱、王笥香、陈学慧、张恩袭(张曙)、段时叙、劳景贤、古宪嘉等十数人,此外还有王瑞娴、方于等教师支持闹学潮的学生。其中既有因留宿学校交不起8元杂费而参与学潮的,也有当时并不住校,或在交费上并无困难,只是出于不平和声援同学而参与学潮的。冼星海就属于后一种学生,他是北平艺专音乐系转来国立音乐院的学生,因与萧友梅有同乡之谊和原来就是师生关系,因此得到萧友梅给予他半工半读的照顾;又由于他在这时参与了田汉的“南国社”的活动,同他的母亲住在田汉所办“南国艺术学院”所租用的房子里,本来与此事无关;但他出于对学校举措的不满和打抱不平,便起来声援同学,常让带头闹学潮的同学,在他居住的地方开会商量,怎样对付萧友梅(后来萧友梅知道了便感叹:“阿地〔冼星海小名〕没有良心” )。

    这次学潮一直闹到南京政府教育部派来调查组,最后决定国立音乐院停办和派员接受;又按照正式公布的《专科学校组织法》,另立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并说服称病辞职的萧友梅,接受担负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的任命。国立音乐院停办了,学潮当然也就闹不下去了。而在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开校时,原来参与过和声援过学潮的一些学生和教师,便没有接到音专入学和任职的通知,也就在无形中被开出了学校。

    从上述可知:这次学潮并不是因为政治问题引起的,也没有“反动校长迫害进步学生”的情节,参与的学生不多,规模也很小。而对于参与学潮的学生和萧友梅来说,却都造成了很深的伤害。洪潘先生在他的文章里除了实事求是地说明了他所经历的事情真相,还是愤愤不平地称萧友梅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音乐教育家”;而萧友梅则把这一段经历作为他办学以来“终身遗憾的变故”。

    因学潮事件和音乐院“降格”而心力交瘁,以致积劳郁闷成疾,不得不到莫干山养病的萧友梅,在这时写了十余首述怀的诗,其中的两首:

    “莫干山歌(其二)”:我爱莫干山之泉,又爱莫干山之云,

    泉水清且冽,可以清吾血;

    云海大而深,可以警吾心。

    吁嗟夫!世途渺难测,

    亦如莫干山之泉与云,

    处世无警惕,不如归隐于山林!

    诗二首(其二):我为音乐心力尽,中途宁愿一牺牲?

    从容未必无时会,应逐诸公再力争。

    从中可以触摸到这时萧友梅的心情,既因此次的伤害而生“退隐于山林”之心;而又不甘于就此放弃已“尽心力”的音乐,正重鼓着“应逐诸公”——他的志同道合者——“再力争”的勇气。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位可敬的意志坚强的音乐教育家,并没有因这次挫折而就此隐退,而是如廖辅叔教授《萧友梅传》所说,是在“挫折后的奋起”中,为我们学校和中国的音乐教育,创造出了更为辉煌的业绩。

    (六). 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在艰难困苦中勇猛精进、

    日新不已的八年

    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成立后的8年——192910月到193710月,并延续到19401231萧友梅谢世,是在连续遭受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中国在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下,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而又因国民政府当局并不真正重视音乐教育,常常克扣、拖欠办学经费,以致使学校举步维艰,处在朝不保夕的条件下,勉力维持着办学的。在这样的危难情势下,依靠校长萧友梅和全校师生员工毫不动摇的艰苦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了具有足够的教学水平,培养出一大批高水准的音乐专门人才,创造出了累累的音乐成果,并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一所真正的高等音乐学府。举其要者:

    在国立音专聚集了一批高水平的音乐师资和其它各科教师,形成了在当时中国来说最强的专业音乐教学力量。萧友梅深深懂得办学成败的关键是教师,想方设法聘请最好的教师来任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于192910月,聘请刚从美国学成归国的黄自,先来音专兼课,翌年即聘黄自为音专理论作曲组专任教员(相当于教授),并担任教务主任。

    【图4】黄自像

    黄自不仅担负起了音专几乎所有的理论作曲课程、全校的音乐欣赏与音乐史课程,而且作为教务主任,挑起了主持音专教务的重担,成为萧友梅最为得力的办学合作者,把音专的整体教学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其他一些陆续从国外学成归来的知名音乐家,也由萧友梅聘来音专任教,如:

    【图5】周淑安像(留美声乐家、作曲家、指挥家,192910月被聘任音专声乐组主任)

    【图6】吴伯超像(原在国立音乐院任教,1931年赴比利时留学,19357月学成归国后,受聘任音专钢琴与理论作曲专任教员)

    【图7】李惟宁像(曾在北大音乐传习所学习,后赴法国、奥国留学,1934年秋归国,先在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任教,1935年秋被聘任音专理论作曲组主任)

    【图8】应尚能像(留美声乐家,1930年学成归国,受聘任教于音专,担任声乐、合唱与视唱、听写等课程)

    【图9】陈洪像(留法音乐教育家、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原为私立广州音乐院代院长,19378月被聘为音专教务主任,并接手黄自的原任课程,协助萧友梅支撑其在上海“孤岛” 艰难办学)

    【图10】赵伯像(留学比利时,并在欧美巡回演出的中国杰出声乐家,1936年秋归国后,受聘为音专声乐组主任)

    在国乐方面和音乐以外别的学科,也都力聘高水平的教师任教,除了前已提到词学大师易韦斋先生担任国文、诗歌、词教授外,最为著名的是:

    【图11】朱英像(为平湖派琵琶大师,自国立音乐院开校以来即受聘任教,后为音专国乐组主任,教授出诸多琵琶演奏家)

    【图12】龙沐勋(榆生)像(为词学大师,1928年秋,继易韦斋之后,受聘任国立音乐院和音专国文、诗歌、词曲教员,后为相等于教授的专任教员)

     当时在上海的外籍音乐家,或来沪演出逗留的外籍音乐家,只要是音专教学所需而又具有真才实学的,也由萧友梅千方百计地聘来任教。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法利国(富华)和佘夫磋甫外,当时工部局管弦乐队的各声部首席演奏员,几乎都被聘来音专任教。而最为著名的是:鲍里斯·查哈罗夫(B·Zakharoff,罗斯著名钢琴家,原为圣彼得堡音乐院资深钢琴教授,1929年来沪演出并逗留,经过萧友梅“三顾茅庐”式的再三诚恳求聘,以高于他校长的薪金,聘其为音专钢琴组主任,教授出一大批中国钢琴家,后终老于上海)苏石林(V·Shushlin,罗斯籍男低音歌唱家,后入苏联籍,19309月被聘为音专声乐专任教员,教授出一大批中国声乐家)

    有了这许多高水平的师资,音专就能在被“降格”为中等专科学校的情况下,维持着高过于中专和相等于高等音乐学校的教学水平,并力求不断地提升教学水准。

    为了力求以中等专科学校的“牌子”,办成高等音乐学府,萧友梅、黄自和音专的同事们在制订音专的学制、专业设置和教学体制方面,也下了许多功夫,在不断摸索实验的基础上,经过多次的反复修订,终于形成了较为完备可行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组织大纲。

    按照不断变迁而最终肯定下来的音专组织大纲,确定了“以教授音乐理论技术,养成音乐专门人才及中小学音乐师资为宗旨”,设立预科、本科和研究班,并附设师范科与选科,并成立了相等于系的理论作曲、有键乐器、乐队乐器、声乐和国乐等组,从而形成了两科一班五组及附设师范科与选科的专业设置较为完备的体制,并根据各专业设置的不同情况实施较为灵活的学分制教学制度,各学科和由各专业的专任教员为主导的教学内容,则在实行分为高、中、低级的同时,根据导师的水准和学生的基础与学习状况,实行有一定弹性的灵活管理。这样的经过实践检验的教学制度,既坚持了专业音乐教学向国际先进水准看齐的高标准,又合乎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有的做法至今仍被沿用,或具有借鉴的意义。

    音专在坚持以应有水准和经过严格考核录取入学学生的同时,也从为社会培养更多音乐人才和尤重于普及音乐的长远考虑出发,实施了一些灵活的选拔学生的制度,其中最有意义的是:19359月,根据萧友梅的提议,为普及音乐教育,采取由各省保送的办法,向各偏远省区招生,在得到教育部首肯并向各省区发文之后,在这一年就有来自于陕西、甘肃、广西、山东等地的学生,经保送和考核合格后,来到音专攻读。其中,来自于广西的陈传熙先生就说:由于这一年“设在上海的我国最高音乐学府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在桂招生,并给考取第一名的学生享受官费待遇”,他这个当时还只是音乐爱好者而求学无门的偏远地区的学生,才得以进入音专深造,“从此走上了音乐工作的道路”。

    音专为普及音乐,还以组织音乐社团、出刊音乐期刊和音乐书谱,以及进行音乐演出与音乐广播等方式,既使师生经常得到艺术实践和发表学术研究成果的机会、实现教学相长的目标,又向社会传播普及了音乐和相关知识,扩大了音专的影响。以音专开校后的时间为序:

    192911月,接续国立音乐院“停办”后已停刊的《音乐院院刊》,编刊《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刊》,在出刊两期后更名为《音》。

    19304月,由萧友梅、周淑安、黄自、易韦斋、朱英、吴伯超等发起成立“乐艺社”,进行音乐演奏、演讲、出版、研究等活动。

    192912月与商务印书馆订立编辑出版“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丛书”的合同,于19309月开始出版。

    19313月,由萧友梅、龙沐勋(榆生)、青主、傅东华、胡怀琛等发起成立“歌社”,倡导写作新体歌词,以作谱写新歌曲之用,从而在音专师生中和社会上带动起了探讨和写作新歌词的风气。

    19333月,由萧友梅、黄自等发起成立“音乐艺文社”,推举蔡元培等24人为社员,进行了组织音乐演出和学术研讨、编辑出版等活动,编刊由黄自、萧友梅、易韦斋主编的《音乐杂志》季刊。

    【图13】艺文社《音乐杂志》第一卷第一期(19341月)封面及音乐艺文社成员摄影

                  

     19341月,组织音乐教育播音委员会,由应尚能、黄自分任演出股与编辑股主任,受市教育局之邀,在中西电台开设每周播送中西音乐节目一次的音乐广播,由黄自为主编,在《新夜报》上辟《音乐专刊》(第四期后改称《音乐周刊》),以配合每周一次的音乐播音,并刊登音乐文论和传播音乐知识的文章。

    193411月,来到上海的俄罗斯钢琴家、作曲家车列普宁(Alexendre Tcherpnene,后用中文名齐尔品),委托国立音专举办“征求有中国风味之钢琴曲”创作比赛,在车氏及萧友梅、黄自、查哈罗夫、欧萨可夫等为“审查委员”评选下,评出贺绿汀的《牧童短笛》为头奖,俞便民的《c小调变体曲》、老志诚的《牧童之乐》、陈田鹤的《序曲》、江定仙的《摇篮曲》为二奖和贺绿汀的《摇篮曲》为名誉二奖,产生了很大影响。

    193711月,音专编刊发行《音乐月刊》,由陈洪主编。

    19396月,在上海已成“孤岛”,音专在日本侵略者威胁下,陷于不能正常办学和畅所欲言的困难境地,而仍千方百计地编刊了《林钟》不定期刊,发表了萧友梅的《复兴国乐我见》等重要文章。

    【图14】《林钟》封面影印

     

    前面已经说到,从国立音乐院到国立音专,都建立和坚持了与教学相辅相成的音乐演出制度。据不完全统计,音专自1930526举行它的第一届学生音乐会起,到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已举行了53届学生会,其它如教师音乐会、毕业音乐会和邀请中外音乐家来音专举行的音乐会等,都未计在内。其中最为重要和影响较大的音乐会有:

    音乐艺文社于19334月,组织音专师生赴杭州西湖礼堂举行“鼓舞敌忾后援音乐会”,黄自主持并上台讲解包括他所作《抗敌歌》与《旗正飘飘》等演出曲目,应尚能声泪俱下地演出自作艺术歌曲《吊吴淞》,产生了极大的鼓舞抗日爱国激情的作用。

    19374月,应教育部举办的全国美术展览会之邀,音专全校师生赴南京国民大会堂和金陵大学礼堂举行音乐会,由学生演出的包括音专教师们创作的乐曲和中外籍教师演出的两部分节目,显示了音专的教学水准和师生表演的艺术魅力。

    如果说,以上所述,是属于音专的教学、学术研究、创作、演出与出版等方面的“软件建设”的成果,那么,音专在校舍与教学设备等的“硬件建设”方面,也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其中,尤其是为了根本改变居无定所,只能靠租赁校舍办学的状况,萧友梅与音专同仁成立“校舍筹备委员会”,以向社会各方筹募捐款资金的方式,并千方百计地争取教育部的建筑校舍拨款,于19351021在江湾市京路的16亩地上建成新校舍,

    【图15】音乐专科学校江湾市京路校舍图及萧友梅于19359月在新落成的国立音专校舍前留影

    这是一处按当时的经济条件来说,已是相当宏伟的建筑,在校舍主体楼的大门西侧,是两排琴房,琴房中间是一大片绿草如茵的广场;从广场进入主楼,大礼堂、合奏厅、图书馆、课室、办公室和宿舍等,都相当宽敞,同之前在租界租来校舍和到处搬家相比,的确是“鸟枪换炮”了。萧友梅和音专师生都为了却了大家的心愿,有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办学与攻读的根据地而兴奋不已。可惜的是他们的欣喜并没有持续多久。1937年相继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八·一三”事变,而在 813前夕,上海就响起了日本侵略者飞机大炮的轰鸣声。在日本鬼子炸弹炮火威胁下的音专师生,不得不于8910日,从江湾新校舍仓惶逃难到市区徐家汇的852号临时校舍,后来又几处觅房,在法租界的马斯南路(今思南路)58号、高恩路(今高安路)的432号,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的4182号和麦脱赫斯路(今泰安路)的2278号,租到了分散上课、办公与学生寄宿的暂栖之地。新校舍的“甜蜜”还不足两年,便又回到了居无定所、到处搬家的窘境。

    屡遭侵略者炮火劫难和饱尝民族危亡之苦的音专师生,具有强烈的爱国激情和民族意识是必然的。从国立音乐院到国立音专,从萧友梅、黄自到全院许多师生,都始终站在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前列。1931年“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黄自创作了合唱曲《抗日歌》(后被迫更名为《抗敌歌》),并与萧友梅等发动音专师生创作了一批爱国歌曲,组成宣传队,走出校门歌唱爱国歌曲宣传救亡和为东北义勇军募捐。音专同学中很快组成了抗日救国会,许多人先后投入了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萧友梅在他的留德同学、时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近卫文麿之弟——近卫秀麿来访时,关照对方勿以日语向音专同学发表演讲,而改以德语和由他翻译,并坚决拒绝近卫秀麿以钢琴赠予音专的表示。而音专抗日救国会的会长刘雪庵,代表音专师生,在近卫秀麿演讲时,当场起而责问声讨日本的侵略暴行,更是传为美谈。

    具有鲜明的爱国民主精神,而又在音乐专业上具备扎实功底和精深造诣的毕业生,是音专艰难办学的主要成果。从国立音乐院到国立音专,至19376月已举行五届学生毕业典礼;因故未能修毕而肆业的学生则难以统计。萧友梅于19377月,为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所编《十年来的中国》一书所写《十年来的中国音乐研究》一文,列出了自1927年至1937年中国音乐专门人才毕业成材和留学欧美者的名单。其中,由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毕业者最多。当然,这还不是统计精确的名单,但已经可以看到国立音专办学的巨大业绩。在此,展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舍落成典礼全校师生员工合影,以见当年的历史原貌。

    【图16】音乐专科学校校舍落成典礼全校师生员工合影

    最后说一下我们学校的主要创办人萧友梅博士——到死为止还是为学生操心的感天动地的事迹:

    为风雨飘摇中的音专操尽了心的萧友梅,在经历了新建校舍陷于日军炮火和办学的主要合作者黄自先生突然因伤寒病亡故的巨大打击之后,到了1938年的秋季开学时,已是带着沉重的病体来校视事;而他在此时还为音专学生开设了“朗诵法”(汉语音韵学)和“旧乐沿革”(中国古代音乐史)两门新课,以随编随讲的方式,编成和刻印了两课的系统讲稿与教材。到了1940年入秋以后,他的病体日重而只得请假休息,依靠给主持校务、教务的陈洪先生送字条,来关照如何处理诸事的他的意见。直到1940年的1223,他最后一次到校视事后,便不得不进入一所比较廉价的小医院——体仁医院(那里正好是曾被租用为音专校舍的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的1325号)。躺在病床上的萧友梅,仍挂心着学校。1228,音专教务主任陈洪先生最后一次去看望他,他记着学校即将举行考试,眼看天气一天天寒冷,而学校琴房的门户是漏风的,便关照陈洪,要裁一些硬纸条把门缝密封起来,避免寒风的侵袭,以保护学生的双手。据萧友梅的夫人说,这是萧友梅最后的遗言,从那时起,直到1231他临终,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这位在艰难困苦中,仍坚持着勇猛精进,日新不已地办学的可敬的音乐教育家,就这样到死为止,还是在为他心爱的学生们操心。我们上音的学子们,决不能忘记我们的先辈们,为我们付出的心血啊!

     

     

    陈聆群20061115

    受同学们之托赶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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