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田野工作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田野工作中包含的两大部分——即现场参与观察和撰写田野报告,可以被看作是民族音乐学最重要的研究手段。“现代西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本方法,始于美国的摩尔根而成型于英国的马林诺夫斯基。”自马林诺夫斯基在特布里安群岛所开创出的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田野研究以来,就把人类学从“安乐椅”上带入了以实证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广阔时空之中。其所总结的“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田野工作理论己成为现代学术界所通行的田野工作方法,这也使人类学告别了传教士的异域采风日记,而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可以说,田野工作是现代文化人类学发生、发展的开端,“是现代人类学的基石”。  

    而田野考察的重要意义,主要在于为未来的研究者提供良好的一手资料和历史文献,以及学术研究的进一步积累鉴于民间以及官方相关民俗活动的文字资料产生于不同的历史阶段。这种田野工作为我们开辟了一种不可或缺的和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野,建立了一种对“真正”事实的追求以及一种“面向事情本身”的态度。  

    在我国,田野考察历史悠久,最早记载可追溯到《诗经》中的“国风”,就是对当时民歌的采风及加工整理而成。然而,田野考察正式纳为音乐学的考察手段,应该是从西方音乐人类学的传入为准。  

    一、早期发展概况  

    研究者一般把1924年王光祈完成其论著《东西乐制之研究》的“比较研究”看作是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开端。王光祈的著作甚丰,在国内发表的、属于比较学性质的、最有代表性的论著则是《东西乐制之研究》和《东方民族之音乐》等。此外,他的《中国音乐史》等著作,无论是观点还是方法,也都受到比较音乐学很大的影响。但是对于国内民间音乐的田野考察,在当时最值得一提的是刘天华,他身体力行的经过多次田野采风,对民间音乐进行整理加工, 刘天华 先生应列为我国民族音乐学田野考察事业开一代先河的人物。  

    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末是也是民族民间田野考察研究的一个重要时期,当时有两个研究中心,一个是解放区的延安,另一个是国统区的重庆。  

    1.在延安:主要有“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的活动。该研究会由洗星海领导的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生创办,1941年正式改名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该会主要致力于民间音乐的收集和整理,并力图把它与音乐创作实践和“唤起民众,团结抗日”的社会政治运动结合起来。该会发表的论文有冼星海的《民歌与中国新音乐》、吕骥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张鲁的《怎样采集民间音乐》、安波的《秦腔音乐概述》和马可的《陕北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歌咏》等,这一时期音乐家们进行了大量的田野采风活动,对50年代至60年代的“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在重庆:主要以当时国立音专学生于1946年发起成立的“山歌社”为代表。该社提出的宗旨是“以集体学习方式来收集及整理民间音乐,介绍西洋进步音乐(包括技术及批评的理论),普及音乐教育,提高音乐水准,以达到建立民族音乐为目的”。这时期有王震亚杨荫浏等人对民间音乐进行深入考察,如杨荫浏《发表的国乐前途及研究》一文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而他几次造访民间艺人阿炳,对其演奏进行录音整理记谱,使我们现在还能聆听到这些珍贵的音响资料,不得不说杨先生的田野考察对民族音乐学的事业发展功不可没。在当时还有一位作曲家王洛宾在田野考察上也是有突出的成就,他深入我国西部地区进行少数民族民歌搜集整理工作,并加工创作成歌曲广为传唱。  

    这一时期的田野考察由于各方面条件薄弱,考察范围比较窄,还没有真正运用到民族音乐学更先进的田野考察法,也没有系统的理论指导,田野考察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我国传统音乐的形态特点。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一批以民族民间音乐为对象的研究机构在各院校成立,培养出了许多从事我国传统音乐研究的音乐学家,而且完成了许多学术性较强的民间音乐调查报告和有关传统音乐的学术著作。如,中国音乐研究所编的三本《民族音乐研究论文集》、《河北民歌采访专集》和《湖南民间音乐普查报告》、于会泳的《单弦牌子曲分析》、夏野的《戏曲音乐研究》、赵宋光的《论五度相生调式体系》等。这一时期除了对我国民间音乐进行研究之外,对宗教音乐和文人音乐也开展了搜集、整理和研究的工作。总起来说,这一阶段在实地考察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如新疆的十二木卡姆、贵州的侗族大歌,以及西安古乐、北京智化寺音乐、苏南吹打、福建南音等等,都是这时期极有价值的发掘。  

    这时期实地考察工作的特点是:采集范围,从最初偏重于汉族音乐“五大类”,逐步扩展到了许多少数民族和边缘地区;采集目的,从开始更注重“为创作服务”,而逐渐转向对音乐学自身建设的关注;采集方法,则从开始更偏重于“音乐声”本身,而逐渐意识到了与“音乐声”相关之某些人文背景的重要;在个别学者身上,还出现了与人类因其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音乐创作服务。  

    二、近期发展情况  

    1980年6月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使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以这次会议为标志,民族音乐学便在中国逐渐地确立了自身的地位。近年来,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中国音乐学家借鉴国外民族音乐学理论、方法及最新成果,进行了扎实的研究工作,在田野考察上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笔者搜集了大量田野考察报告的资料,在此例举了进二十几年的一些比较学术杂志上刊登的田野考察文章,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几种:  

    1、  对民间音乐乐种的田野考察研究:  

    首先是对我国民间器乐的研究,在近期田野考察中占的比例比较重。如周吉的《阿克苏地区十二木卡姆保护传承现状调查》、王建朝的《和田地区十二木卡姆的传承现状调查》,随着十二木卡姆老艺人的先后谢世,十二木卡姆后继乏人,至今已濒临灭绝。于是作者对新疆地区十二木卡姆进行了现状调查。考察了当地十二木卡姆的流传区域、并录制了几套艺人的演唱作品、参加了当地的文化活动、采访了当地的艺人和研究木卡姆的学者。成果:使木卡姆形成、发展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说明了保护传承维吾尔木卡姆的紧迫性,论证了学术研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重要性。还有方媛的《新疆维吾尔刀郎卡龙琴传承情况调查》对新疆叶尔羌河流域麦盖提、阿瓦提和巴楚三个县的卡龙琴传承进行田野调查,并结合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对维吾尔刀朗卡龙艺术传承实践工作中所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希望通过对卡龙琴传承的个案分析来了解维吾尔刀郎音乐艺术的传承情况及发展特点。成果:卡龙琴这件古老的乐器经过漫长的发展仍然留存了下来,说明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是刀郎音乐文化和刀郎人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对于卡龙琴乃至整个维吾尔族的文化传承我们仍需作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尤其是文化传承工作如何由外部推动转变为民族内部的自觉行为,都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张玉美的《黎平三龙侗族琵琶调查》,作者深入二龙对侗琵琶的沿革、形制及其类别、音乐特点和社会功能进行了考察。成果:侗琵琶是侗族历史文化的真实写照,但演奏它的人已不多,作者希望通过文章的介绍让人们意识到民族特色文化传承的必要性,使侗族琵琶能够继续得以发展生存下去。吴龙海的《鲁克沁镇维吾尔族乐器纳格尔的调查》笔者对新疆吐鲁番地区鄯县境内鲁克沁镇维吾尔族乐器纳格尔在制作工艺、演奏法、婚俗中的应用等情况进行了较为细致地调查。成果:再现了此乐器在当地的特点,对进一步了解该地区民间音乐的基本现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杨红的《民族音乐学田野中的音乐形态研究——鲁西南鼓吹乐的音乐文化风格探析》,本文以山东鲁西南鼓吹乐为例,以笔者历时多年对当地农村的葬礼、庙会、城乡元宵节以及大型祭祖活动等民俗事象及其活跃其中的鲁西南鼓吹乐进行的田野考察为基础,通过对具体文化事象中的鲁西南鼓吹乐之田野记录和分析。成果:剖析其音乐主体及其形态与民间礼仪生活的互动关系,以及鼓吹乐为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而产生的变迁和发展。企望对鲁西南鼓吹乐的音乐文化风格进行当代文化解读和阐释。  

    其次是对当地戏剧的田野考察进行的挽救工作的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丁永祥的《濒于灭绝和期待重生——稀有剧种二股弦戏田野调查》,作者对流传在河南省焦作市武险县及其周边地区的一个稀有剧种二股弦的产生进行调查,从当地的人文环境和历史发展等有关情况看它己有较长的历史,唱腔极有特点,板式丰富,剧目以表演家庭生活、清感故事为主,深受当地群众尤其是妇女们的喜爱。由于二股弦的发展历尽坎坷,目前仅剩一个剧团,其生存而临严重的危机优化文化生态环境,采取相应措施抢救和保护二股弦己显得非常紧迫。成果:二股弦在2007年被列入了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戏曲史忽略了的稀有剧种就这样开始进入更多人的视野。傅利民、刘沐粟的《来自甘竹的虔诚——对江西广昌县两个孟戏剧团的田野调查》作者对江西广吕传唱数百年的“孟戏”进行田野调查。本文以演“孟戏”为主的甘竹大路背孟戏剧团和赤溪孟戏剧团为对象,以人类学的视野和“主位—客位”方法,站在“局外人”的角度,采用文字记录、摄像、照相、录音、个别访谈以及回访等相关手法,分别从剧团概况、成员组织、演出习俗与仪式二个方面而进行真实描述和客观整理。成果: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孟戏”的传授要求相当严格,而与其他古老剧种不同的是,在这严格的口传心授的过程中,还代代倾注了对神灵虔诚的信仰。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孟戏”当前的生存状态。还有对当地少数民族的戏剧进行的田野考察,主要以藏戏为主。如雪涓的《门隅地区民族戏剧情况的调查》流传在门隅地区的藏戏,即所谓“门巴藏戏”,有说是西藏另一民族戏剧,即门巴戏。但都没有多少具体情况和实证材料,而且从自治区到地区到县的文化部门尚未有人作专题调查。因此作者为编纂《中国戏曲志·西藏卷》一书,专门去错那县勒布区作了一个初略的田野调查,并对其进行了整理。通过走访民间艺人,了解到此戏剧的源流、戏剧形式、表演内容等等。成果: 门巴族的戏剧基本上独自产生出来,同时又受到阿吉拉姆藏戏的强烈影响,而使它更快地获得发展,然而对它的产生和发展还有待于进一步调查研究,正确地科学地发掘概括出它的历史发展情况和现在已成的形态。曹娅丽《青海藏戏遗产的传承与创新——以沙陀寺、珠固寺藏戏传承现状调查为例》,本文主要是对青海的沙陀寺、珠固寺藏戏,进行了历史沿革和社会变迁、传承与现状的调查,其中有详细的考察的图表分析对比。成果:从上述两个案例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藏戏的传承与创新,其一,是内容的传承与创新。其二,保护形式的传承与创新。其三,保护方祛与手段的传承与创新——在形态区分基础上的保护与文化产业。保护方法和手段的传承则是青海华热藏戏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有对现在流传广泛的一些地方戏的调查,如谢国先的《寻找竹四郎——对一出花灯小戏的田野调查和文本研究》,本文介绍在南涧彝族山村调查、搜集花灯小戏《竹四郎》的过程,对《竹四郎》的演出背景、戏文文本、表演风格、流传情况等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对民间文艺传承规律的概括应该史加牢固地建立在对大量作品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成果:对长江中下游有关的民间文艺作品进行认真研究之后,可以为更好地理解这出小戏提供新的线索;南涧民歌中的《祝四郎》与花灯小戏《竹四郎》的关系也需进一步研究。郇芳的《飘落在乡间的情歌——甘肃山丹太平车调音乐文化调查研究》,太平车调是流传在甘肃山丹县的一种民间歌舞小戏,是当地独有的一种集民间音乐、舞蹈、化妆、服装、道具为一体的一种艺术形式,是东乐城西春节社火表演的内容之。作者在这一地区针对太平车调的历史渊源、传承情况和表演内容、音乐形态结构进行了田野考察。成果:山丹太平车调是民间音乐艺术的文化,民间艺人运用流传的民歌、俗乐等各种音乐形式,创造并流传下来这样的民间歌舞,它在艺术技巧上也是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逐渐形成,并且是经过历史的考验而肯定下来的。邢野的《有关内蒙古地方戏二人台的田野调查》内蒙古的地方戏——二人台有西、东路之分,二人台的形成,凝聚着晋陕冀宁人民北出塞外垦荒屯田、经商习艺借以谋生的厚重的历史情缘。二人台的历史,伴随着走西口的移民史。多年来,各地的理论家对二人台的产生与发展众说不一。为了弄清二人台传播的路径和民间演唱形式,笔者二次对在山西、陕西、河北与内蒙古交界的地方进行了实地考察。通过实地勘察了八条走西口的线路和对二人台艺人的深入采访。成果:二人台音乐受到蒙古族音乐的影响,更广泛地吸收其他戏剧如晋剧、道情、大秧歌的艺术特点和表演形式,促使二人台向更为广阔的道路发展。  

    再次,是对民间音乐中的民歌、小调的田野考察研究,其中对侗族民歌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如杨彬修、李小玲的《通道侗族“喉喏歌”初探——通道县地坪村田野调查》, “喉喏歌”是通道侗族独有的一种多声部民歌,由“讲歌”、“花歌”、“俏歌”三种形式的歌组成,是在侗族的“作客”习俗活动中演唱的套歌。作者通过侗族自治县境内流传的“喉诺歌”进行了源流、音乐及文化特点的田野调查。目的是完成音乐研究所的常规工作和为该县申报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提供或准备相关材料,为本地的民族民间音乐的保护与传承做一些实际的工作。成果:“喉喏歌”以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与侗民族其他的民间音乐共同构成了侗族优秀的民俗音乐文化;同时,也显现出侗族人民在生活中所拥有的独特的艺术气质和精神境界。徐新建的《无字传承“歌”与“唱”:——关于侗歌的音乐人类学研究》,本文在黔东南小黄侗寨等地的田野考察基础上,分析侗族民歌的文化特点,强调从“歌”和“唱”的角度对少数民族的“无字传统”和“口头遗产”进行音乐人类学研究。目的:一方面需要对己形成规模的外来“关注”加以梳理,分析理解其背后隐含的基本动机;另一方面还想借助穿越、透视的办法,透过各种“关注”的表层阻隔,见到未经处理的侗歌的“本文”或“本相”。成果:把“歌”作为本像、“侗族”作为主体的相关研究,其实包括着两个互补层面,即“歌在侗族”和“侗族在歌”。其意义指归一在人类歌谣,一在族群文化,需要参照考察。杨晓的《小黄歌班中嘎老传承行为的考察与研究》,小黄侗寨,流行的嘎老,是南侗部分地区最具地域风格的一种多声部歌唱形式,一般汉译为“侗族大歌”。运用文化相对主义价值观念和文化并置的方法,对小黄歌班的嘎老传承行为进行较为深度的考察和描述,作者三度到“小黄三村”做居住式的田野观察、参与和采访,并在其他5个寨子和相关单位做了普及性调查,寻找小黄声、对嘎老传承行为的主体解释,并试图追究音乐行为与地方文化各个元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成果:共收录到96小时采访、实录音响资料,共整理出24万字田野资料。文章试图通过田野观察、文献梳理以及相关理论研究,由第一手材料出发,对小黄歌班中嘎老传承行为进行整体的关注和细节的描写,并在小黄的地方知识体系中来解读嘎老传承的文化意义。还有一些流传广泛的地方小调,也是时下田野考察所关注的对象,如郇芳的《来自白山黑水间的歌——甘州小调现状调查与形态分析》,甘州小调历史悠久,风格独特,它不仅表达了当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还记载了河西人民的历史文化、传统习俗和日常生话。作者主要是对河西走廊一带的甘州小调的田野调查和音乐资料的整理分析。成果:甘州小调有深厚的地理、历史、文化社会根源,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和民间艺人的加工下,已经成为集庆、传统节日及一些民间仪式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既有传统的曲调和内容,又有艺人的即兴发挥,使其内容和题材丰富、复杂。尽管当地的自然环境越来越恶劣,但甘州小调却保持着它突出的地域文化特色,仍展示出其乡土音乐的魅力。梁米娅的《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长调流传现状调查报告》,笔者多次前往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及其所属乡镇、牧区做田野调查,采访民间艺人52位,录制长调民歌198首,对与民歌有关的民俗情况也作了记录和拍摄。本文旨在以和布克赛尔“奥尔古勒胡”婚礼和祭火神仪式为个案,在民间音乐的语境下对当代和布克赛尔蒙古长调的流传方式和现存状况作梳理性的调查。成果:民间长调是深深的扎根并依附于婚礼仪式、祭拜火神这样的民俗文化土壤之中的。正是由于民间礼俗的承载,使得和布克赛尔民间长调音乐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冲击下顽强的保留着稳定的生存环境和空间依托,并得以世代相传。  

    最后也有一些有关民族民间中乐舞的田野考察,比较有启示性意义的,有李素娥的《古楚民俗歌舞<扛神>的谱系传承与生存现状——襄樊市南漳薛坪镇田野调查》文章基于南漳薛坪镇《扛神》的田野调查,通过对地理环境、文化形成的概括与个案谱系传承、生存现状等实地的记述,客观地阐述这一民俗歌舞在当今社会变迁中的弱势文化生态,以引起人们对这一古楚文化音乐现象的历史与现状的关注。成果:《扛神》中极为通俗而又口语化的唱词和富于原始色彩的歌舞,为我们今天从事民间音乐舞蹈史学、音乐民俗学、古代音乐史学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时性的依据。熊妍的《羌族舞蹈的田野考察分析报告》,本文是一篇关于川北羌族舞蹈的田野考察报告。文章就羌族历史背景、宗教信仰、民族习俗、舞蹈的风格特点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研究。成果:羌族是深居高寒地带的民族,有着浓厚的传统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在现今我们民族民间舞蹈教学发展的长河中,作者建议用艺术鉴赏的眼光针对羌族民间舞蹈的体态、动律及形式进行提炼,并整理为教材,编进民间舞课堂传统组合的训练中。使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教学内容进一步完善和提高,以自己丰富的内涵和多姿的身影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对于我国丰富多彩的传统民间音乐乐种的调查,已经越来越规范,但还应再扩大调查范围,不仅要结合现状,也要注重与同类乐种不同地区的比较。  

    2、对某地区的音乐文化生活的田野考察研究:  

    对音乐文化生活的田野考察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对当地全面的音乐文化生活的考察记录,来看待某一民族文化的现状。一种是通过文化生活中的一种音乐形式来反应民族文化的特定内涵。  

    第一种对当地民俗音乐活动的考察,有王胜华的《云南石屏县彝族民间表演艺术考察报告》笔者作为云南卫视台的特邀人员参与了对石屏彝族表演艺术的田野考察。在石屏县有关部门的协助下,考察了全县12个乡镇中5个彝族聚居的乡镇中彝族民间表演艺术活动。杨民康的《德宏傣族泼水节仪式乐舞活动考述》本文较详尽记叙了作者在1997年4月,赴云南省德宏州实地考察泼水节仪式乐舞活动的基本过程。所涉及的节日仪式内容有芒市镇的上山采花(浴佛用)及民间时歌表演、芒市市政广场的泼水节庆典仪式、芒市镇菩提寺的泼水节佛事法会音乐及民俗歌奔活动、风平乡的泼水节民俗歌舞及佛事法会活动、瑞丽县喊沙寺院的泼水节佛救仪礼及民俗歌开活动等。成果:对上述泼水节音乐奔蹈的艺术特点及其文化功能、社会内涵进行了分析和讨论。萧梅的《南高洛三天——音乐人类学笔记之一》文章记录了笔者赴河北沫水县义安镇南高洛村,对这一地区民间音乐做“田野”考察的心得,成果:对“音乐会”(“南灯会”)和“南乐会”(“东灯会”)以及“吹打班”的基本区别,对这些“会社”在社区村落中的等级差序结构,以及小管、大管、唢呐在不同“会社”中的使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孙明跃的《双江县布朗族民间音乐》,双江县是一个由拉枯族、伉族、布朗族、傣族4个主体民族组成的民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西南部。本文对双江县布朗族的音乐中的民歌、器乐和舞蹈音乐三类进行了田野考察。成果:布朗族民间音乐文化受其它族群的影响较大。在布朗族比较集中的聚居地,其古老的音乐还有较多保存,但已岌岌可危,因此需要对其进行保护和传承。这几篇文章均是对当地民间艺术活动的考察介绍,让人们对当地的民俗生活有一定的了解。而王潇苑《鄂伦春族传统音乐生活的厉史变迁》,是笔者进入黑龙江省鄂族地区进行了历时一个月的实地采访和民族音乐调查。主要考察了新鄂、新生、十八站等三个鄂伦春族乡及周边地区,本文即是在前人相关著述基础之上,结合本人进行实地考察所获第一手资料,透过民族音乐学的视角,记录鄂族传统音乐的变迁,运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黑龙江省鄂伦春族音乐生活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比较。目的:在鄂族的历史进程中,找寻鄂族传统音乐与自然环境、社会变革、民族发展和日常生活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成果:通过剖析鄂伦春一个民族的传统音乐生活变迁,发现并总结各民族传统音乐发展中存在的普遍规律。黄凌飞的《红河地区哈尼族叫魂祭祀音乐活动实录》是作者对哈尼族的仪式音乐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时常亲历招魂与保魂的仪式场景,文中选取者于2006年农历正月期间在元阳县牛角寨乡骂哈寨进行田野调查的几例,对其仪式内容和音乐行为进行描述。成果:招魂和保魂仪式话动对哈尼族历史、习俗、生产生话知识的传承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其中沉淀的历史文化内涵无疑是哈尼人民族文化精神的传统写照。陆晓芹的《歌唱传统的田野研究——以广西西部德靖一带壮族民间的“吟诗”为个案》本文结合作者在广西西部德靖一带对壮族民间聚会对歌传统“吟诗”进行的田野研究,从确定研究单位、调查路径、民族志写作等方面总结其中的得失,为歌唱传统的研究提供一种可能路径。成果:通过文本分析各种“诗”的内部差异,把握其诗学原;从歌者个人生命史的角度去理解歌唱对于民众生活的意义;透过歌者的活动,进一步探讨现代民族——国家语境下,各种力量对“吟诗”传统的重新塑造等对于理解歌唱传统问题都还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任胜洪的《现代性与民族性:侗族歌班的教育人类学考察与分析》,笔者在贵州省从江县小黄村进行了为期5个月的人类学考察,整个研究过程遵循功能主义人类学的研究范式,采用整体研究与专门研究相结合,田野调查与功能分析相结合,参与观察与个人访谈、入户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式。成果:揭示了歌班组织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传统歌班组织同寨组合的地域性特征、同龄组合的年龄特征和同性组合的性别特征,分析了歌班的内部关系以及歌班与婚姻制度、寨老制度、侗款制度之间的重要联系。并详细描述了歌班组织学歌练歌、鼓楼对歌、行歌坐夜、生产生活互助、宗教祭祀等活动内容。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歌班组织在人的社会化中的作用。这类型的考察则具有更深层次的人类学或文化学的意义,这些音乐活动都是一种非常纯粹的本族传统文化的表现。  

    第二种通过文化生活中的一种音乐形式来反应民族文化的特定内涵。以民俗文化中丧葬仪式的音乐调查为典型代表,如万双午的《万载民间传统土葬仪式中的音乐——对潭埠得胜鼓吹打乐班的的田野抽样调查报告》万载吹打乐得胜鼓是流传于赣西地区一种独具特色的地方性乐种,作者以对当地农村的土葬仪式及其活跃其中的万载县潭埠镇褥胜鼓乐班进行田野考察为基础,剖析得胜鼓音乐与其乐班的生存状况以及其在民间礼俗生活的运用。目的:笔者希望通过文章能对这些民间仪式进行完整的记载,使人们能够对这种仪式有一个直观的再现。成果:潭埠得胜鼓乐队规模和影响力最大,历史也较久远,传承脉络清晰,而且其乐班编制、表演形式以及常用的吹奏曲牌方面都具有典型性与完整性,足以反映万载民间得胜鼓吹打乐班在音乐与文化形态上的一般概貌与特点。李文军、柴丽卿.《浙江江山丧葬仪式音乐田野调查》文中对浙江江山丧葬仪式过程、乐师、演奏乐谱、乐队形式、乐班功能等进行了田野调查对江山丧葬仪式的整体过程有了初步的认知,体会到了仪式与音乐的紧密关系,同时也充分了解了生活在农村的这一群体艺人的生存背景及生存状态。成果:中国音乐与“礼俗”之间的密切关系,造就了传统文化所特有的‘礼乐”之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各种各样的礼俗,正是传统音乐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载体与依托,由此可见,反映到文化层内上的传统音乐中的任何一个乐种,都蕴涵着礼俗的功能。谢秀敏的《禹州吹打班生存状态田野调查报告》禹州位于河南省中部,这一地区吹打班十分兴盛,当下多与丧葬仪式联系紧密。这一古老乐种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中,依然保持着它原有的面貌,为我们探究鼓吹乐的传承道路,提供了详实而又鲜活的动态资料。文章以禹州地区一个吹打班为着眼点通过一次完整丧葬仪式的田野调查,以呈现豫中禹州地区鼓吹乐发展现状。成果:吹打班及其演奏的音乐依附于丧葬仪式的全过程,因而他们要为丧葬仪式的每一个仪程服务,但是他们更为重要的职责则是为丧家联络邻单之间的感情,体现和提高丧家在该社区中的社会地位。其次还有贺宇的《格亥图村秧歌队的田野调查》作者对内蒙古包头市格亥图村的跑圈子秧歌进行了调查。从秧歌队的组织、表演形式、依托的社会力量等进行全面的调查介绍。成果:帮助我们寻找传统文化历时与共时的轨迹,有利于深化我们队跑圈子秧歌的理解、认识和研究。李城、迟震的《梨乡唢呐乐班的田野考察》,在安徽省砀山县民间艺术丰富,但是仅存的民间曲艺不多,戏曲演出几乎没有。然而唢呐乐班活动却异常火爆,作者于2005年11月上旬对该地区的唢呐乐班的历史流变和发展现状等作了田野考察。成果:唢呐乐班在梨乡的发展如火如茶,充分展示了自身的价值,其艺人们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展示了风采,同时也有利于经济收入的增加,符合社会发展趋势;从社会层面来看,从业群体的形成,一方面有利于解决社会多余劳动力,另一方面使一部分人劳有所为、劳有所获,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有促进作用。  

    对当地民族音乐生活的田野考察能够帮助我们很全面的去了解,其民族文化的风格和特点,但是这一类型的考察,作者不能仅停留于局外人的观察角度,真正了解这种民族文化,还应将其自身融入其中,对于正确和深刻把握这种文化内涵是很有必要的。  

    3、对宗教音乐文化的田野考察研究:  

    这一时期对宗教音乐的田野考察研究成果也颇丰,尤其是对藏传佛教的音乐考察,如江影的《藏汉佛教音乐的融合——康定鱼通区庄上村佛教音乐的田野调查》,笔者对四川甘孜州康定鱼通区庄上村部分土生土长的藏族居民作了宗教信仰方面的初步考察,发现该地区居民宗教信仰以藏传佛教为主,其间又夹杂着汉传佛教,本文试从该地区康定鱼通佛教音乐进行考察分析,从而解读其藏汉佛教音乐相融的历史渊源。关京伟《大召寺诵经仪式及其寺庙法器演奏的个案调查》作者通过对大召寺 阴历三月十五日 的诵经经会仪式及其音乐实况的记录,包括时间、场域、参与者和仪式实况的记录对诵经吟诵调以及仪式其他音响部分进行音乐分析。成果:得出藏传佛教仪式音乐包含有音乐性和音响性的特征的结论,和法器演奏在仪式上起到烘托气氛、衔接各段经文的作用。也有对地方上一些当地民族宗教仪式音乐的考察研究,如陈华的《广西田阳麽教仪式音乐田野调查报告》,本文主要是作者对当地仪式音乐的过程考察和于2007年对广西田阳壮族的麽教仪式进行了音乐问题调查的分析。由于贯穿于整个麽教活动的音乐仍然保留着口耳相传的形式,未形成记谱,所以值得探究,作者的音乐问题调查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唱腔“庆丰收”中的仪式音乐;二是:仪式中的音乐形态分析;三是:麽教与师公教的区别。成果:让人们对这一地区的仪式音乐有所了解。  

    我国虽然是个大国,但全民的宗教信仰并不普遍,对于宗教文化而言,它的地方性和民族性色彩更加浓郁,由于经过岁月积淀也有其自身的魅力,我们对于它的考察应该更加深入,而不仅只是对它的乐器演奏、仪式上作考察。  

    4、对民间艺人的田野考察研究:  

    民间艺人的田野考察由于考察面窄,往往被纳入田野考察其中的一个部分,但其实将其作为一个深入调查研究的对象,以其为个案进行研究,也有助于人们准确理解其音乐的传承和发展。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是杨恩洪的《超越时空的艺术传承——揭开<格萨尔王传>说唱艺人田野调查的新篇章》,为了探得藏族文化的真谛,为了寻求解答《格萨尔王传》史诗传承的奥秘,作者花了近30年的时间寻访史诗《格萨尔》的创造者、传播者及传承者——藏族民间说唱艺人,走访国内西藏、青海、廿肃、四川、云南藏族地区以及境外巴基斯坦巴尔蒂斯坦(俗称小西藏)的藏人聚集区。成果:通过对史诗《格萨尔》抢救工作的田野调查,使我们得到了一大批史诗传承老艺人的宝贵资料。同时使得《格萨尔》这一古老的民间说唱,将获得更多的文化载体,以更加绚烂璀璨的形式,得到传承,延续《格萨尔》的生命与精神,直到永远。 

    三、结语   

    从早期与近期田野考察的大致发展历程来看,我对我国田野考察方面有了一定的认识,同时也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我国的田野考察对象仍主要偏重于,传统民族民间音乐的考察,由于传统音乐因其自身和外界的种种原因,濒临着绝种和消失殆尽,因此田野考察成为了对其保护和传承的最好手段之一。而田野考察在我国的确也真正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我想在未来几十年中,田野考察在这方面的研究仍然是重心。作为民族音乐学学者,更应该以此为重任去挖掘和整理相关的这些资料。  

    但从田野考察发展历程来看,田野考察范围虽逐渐扩大,但现在所考察到的音乐资料仍然微不足道,对于拥有56个民族的大国来说,它所具备的丰富的音乐文化,还有太多需要人们去考证和研究的东西,而对于这些研究我们不应只在前人的足迹上去探寻,也不能再闭门造车,应该让自己真正深入到当时当地的音乐文化中去考察去感受,对于一个音乐乐种、音乐文化、音乐现象,我们都应当及时去关注和了解,因为第一手资料是相当珍贵和有价值的。  

    同时我国应该有更为规范的一套田野考察的理论和成文的法规,来促进对音乐的挖掘整理研究等一些列工作。目前,我国虽然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条例等法规,但要将其真正实施,还需要大量的实地考察资料,还需要更多的人去了解和落实到实践中,相信在未来我国的田野考察研究成果也会立足于世界民族音乐学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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