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献给“2012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13届年会”!

      

         五年磨砺  再塑辉煌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2006-2011年)  

                                       

                              赵书峰  

       

    内容提要:本文针对近五年以来(20062011年)在国内九大音乐学院学报[①]以及《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学》《人民音乐》、《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期刊上发表的有关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学术论文,对其研究现状给予梳理与总结。初步认为:其研究现状及特征具体如下。乐是地”的研究,至今是一个空白,需要学者给予深刻关注。另外,对:第一,在少数民族民歌与民俗仪式音乐的研究成果较多;第二,对少数民族宫廷音乐、戏曲音乐、曲艺音乐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存续的基督教、伊斯兰教音乐的研究力度相对较为薄弱;第三,对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力度不足,尤其是缺乏对个案的考察研究,虽有寥寥几篇文章涉及到相关研究,但多是从学科概念、研究方法、研究理论角度展开的研究;第四,缺乏对珞巴族门巴族普米族水族等人口较少族群音乐以及中国西南境内诸如克木人、僜人、夏尔巴人、芒人、控格人等族群音乐的考察与研究;第五,缺乏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拓展性研究,尤其是对南方少民族音乐史的研究力度不够;第六,在城市化进程浪潮的影响下,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融合与变迁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对城市中流动的少数民族身份群体使用本土音乐的现状分析,尚且不足;第七,对处于汉文化圈包围中的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力度不够,需要学者给予深刻关注;第八,大陆学者对台湾高山族音乐的研究力度仍较薄弱。  

    关键词:近五年(2006-2011年);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综述  

                               

      

    融合,因此,对族群音乐的变迁与融合问题的研究,尚且不足。其十一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无论是学科发展现状还是研究队伍都发生了令人欣喜的变化。尤其是一大批从事本学科研究的硕士、博士,先后加入研究队伍,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整体水平,同时也为学科建设与发展带来了诸多的希望与活力。:述带来很多活力和护与传承研究;五,随着学科尤其是近五年以来,相继召开了三届年会[②]和七次专题性会议[③]。在学科研究方面,学者们通过大量的田野考察实践,写出了很多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为促进本学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本文针对近五年以来(20062011年)在上述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关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学术论文,对其研究现状给予梳理与总结,以期对学科研究的趋势给予检视与回顾。  

       

    一、少数民族乐种研究  

    (一)民间音乐研究  

    1.民歌研究  

    民歌研究,不再是对艺术文本的静态研究,而是借助多学科理论对其源流、音乐风格与艺术形态特征、文化功能与变迁等问题展开动态的考察与研究。  

    1)民歌源流的研究。文章主要有:杨彬修探侗族民歌之源头——耶歌[④]刘淮保《湖南隆回虎形山“花瑶山歌”探源》[⑤]  

    2)民歌的分类研究。与汉族民歌传统的分类不同,中国少数民族民歌分类问题较为复杂,也是学者多年来一直探讨的话题,这是因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复杂性造成的。相关文章主要有:祁慧民《杂居区少数民族民歌分类新构想——以青海互助土族民歌为例[⑥]谢永雄广东瑶族——排瑶民歌分类考释[⑦]、李星泽《关于苗族民歌<你像一朵花>类属的思考》[⑧]赵晓楠《民歌,还是学堂乐歌?——两首满语歌曲类别归属的探讨》[⑨]金艺风《羌族民歌“劳动歌”的分类研究——以音乐方面为中心[⑩]  

    3)民歌的艺术形态研究。第一,民歌的唱腔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少数民族民歌唱腔特点的考察分析。首先,对蒙古族民歌音乐的分析研究,尤其是长调与呼麦的研究仍是主流。主要有:樊祖荫《“潮尔道”——蒙古族长调艺术和潮尔艺术中的珍品》[11]乌兰杰心灵的自由,抒情的极致——蒙古族长调民歌简介[12]李小平《蒙古族长调牧歌演唱技巧形态初探》[13]包铁良《图瓦、蒙古呼麦演唱艺术论析》[14]杨海源再析蒙古族传统声乐艺术——浩林潮尔[15]史维生《鄂尔多斯蒙古族短调民歌探微》[16]好必斯《蒙古族原始音乐及其形态研究》[17]格日勒图《试论呼麦的种类及其发声技巧》[18]、师占成《从时空观角度看蒙古族长调音乐风格的形成》[19]。对其它民族民歌唱腔特性的研究文章还有:研究学者族传统声乐艺术演唱艺术论析高贺的两篇文章[20]《论语音在鄂伦春人歌唱建构中的作用》、《马·鱼·小孩——生态视角下的鄂伦春歌唱》)、徐寒梅《黑衣壮山歌唱腔析论》[21]聂国红,刘怀保《音乐瑰宝——隆回花瑶“呜哇”山歌初探》[22]黄小平《哈尼族民歌衬词艺术》[23]  

         第二,民歌的旋法结构特征。主要是对民歌旋律结构、调式特征等为主的综合研究。主要是对苗、瑶、畲三个族群民歌的研究成果较多。主要有:王耀华关于民歌旋律音调结构分析——以畲族民歌为例[24],作者认为,畲族民歌结构的三种类型中,第一种类型应当是苗、瑶、畲三族民歌共同因素的继承,第二种类型与汉族客家山歌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第三种类型是畲族民歌独具特色的旋律音调类型。其中又以强调宫-羽大六度上行跳进之后、接以徵下3-3型大声韵进行而结束在商音的旋法,为畲族民歌最具特色的旋律音调结构类型。祁慧民论互助土族民歌中的“风搅雪”结构[25]一文认为:    

    互助土族民歌中土、藏语、土、汉语逐句交替使用,或者逐段轮番使用土语与汉语的歌曲,都是互助土族人在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生产、生活环境下形成的产物,这些歌曲无论是照抄照搬地机械模仿,还是富有创意地吸收,都明显地带有生硬地接受他民族音乐文化的痕迹,两种语言混合的特征清晰可辨,还没有达到完全民族化的程度。但这种纯粹“拿来主义”的歌曲形式能够在土族民歌中持续生存下来,并构成土族民歌与其他民歌相区别的极其重要的特色。  

    其它文章还有:杨建伟《畲族民歌“丽水调”音乐形态探析》[26]罗俊毅《浙江丽水畲族山歌的调式分布特点及内在联系》[27]、施王伟《浙江畲族民歌》[28]常龙飞《梧州瑶“蝴蝶歌”音乐分析[29]崔思蕖《湘西苗族“三脚马”苗歌探析》[30]、龙清萍《浅析贵州松桃苗族歌曲的艺术特征[31]李强,张文华《靖洲三锹多声部苗歌——歌鼟》[32]。反观上述研究,笔者认为,缺乏对上述三个族群民歌音乐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我们知道,苗、瑶、畲三个族群之间具有极其相近的文化渊源关系,有关它们之间族群历史文化的研究,民族学界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结合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对其民歌音乐文化的考察研究成果相对不多,因此,有必要予以关注。  

    其次,对蒙古族民歌的研究成果也很多。文章有:李世相《蒙古族长调民歌旋律的拖腔体特性探析》[33]姜国平《科尔沁蒙古族民歌旋法浅论》[34]、张林《科尔沁地区短调民歌徵商调式中的降Ⅱ级音探源》[35]、裴雅勤《论“蒙汉调”的风格特征》[36]、李亚芳《稽考西方传教士记录的鄂尔多斯民歌——<近代中国鄂尔多斯南部地区民歌集>分析[37]  

    第三,土家族民歌的研究。邹永红《土家族二声音列民歌[38]、孟宪辉土家族汉语民歌音乐特色研究[39]陈东《土家语“梯玛调”的艺术特色研究》[40]  

    其它民歌研究的文章有:毛继增《藏族传统艺术百花丛中一块“活化石”——“一音歌曲”伯谐》[41]蒲亨强,彭李玲《藏族旋律的复合性及其文化背景[42]、陆学凯《宁古塔地区满族民歌音乐特征探析》[43]李强杨果朋怀化少数民族民间多声民歌研究[44]黄涛《从四川民歌<康定情歌>的衬词管窥“溜溜调”》[45]、王涛《京族民歌的音乐特征》[46]、赵丽《彝族民歌衬词衬字的功能与运用初探》[47]、李红梅《韩国“盘索里”音乐构成的研究》[48]李晓燕《齐齐哈尔与塔城达斡尔族民歌同异》[49]  

    4)民歌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    

      

    歌音乐的综合考察研究,第一,对民歌的艺术功能、社会功能、审美功能、文化属性的考察。杜亚雄《裕固族的奶幼畜歌》[50],是对裕固族的奶幼畜歌音乐的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的分析研究。蓝雪霏的两篇文章是对畲、瑶民歌文化属性的综合分析:《畲族传统社会中的“歌言”与其生态链运作》[51]认为:  

    畲族“歌言”曾经是畲族传统社会中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它曾是畲族生态链运转中不可缺或的一环。它虽然以史传、情唱为主轴,但它的多种功能有如润滑剂使得畲族这一弱小的民族能够立于不灭之地。她的“族性”瑶歌举证[52]认为:通过对其各自所唱的同一性民歌音调所做的归纳和举证,可为瑶族中同一集团构成甚或不同集团构成提供其文化认同的音乐依据。  

    为有:的研究方面杨晓的两篇文章涉及对  

    。多民族歌研究:侗族民歌社会文化属性的多维观照与考察:第一篇《南侗“嘎老”名实考——兼论侗族大歌一词的多重内涵[53],作者认为:  

    侗人当下的“嘎老观”呈现出一种多元并存的局面。也就是说,不同背景、身份的侗人在不同的文化场景中所表达的“嘎老观”是有明显区别的。对南侗“嘎老”之名实关系的考察,只有在这样立体的维度中才可更加理解其原本多元的面貌;  

    第二篇《亲缘与地缘:侗族大歌与南侗传统社会结构研究[54],作者认为:  

    侗族大歌存有迄今尚未被学界澄清的“三对关系”:其一,大歌与南侗传统“亲属制度”间的关系;其二,大歌与南侗传统“地缘结构”间的关系;其三,大歌与南侗传统“民俗仪式体系”间的关系。  

    其它文章还有:杜鹃《“花儿”中的植物意象探析》[55]黄凌飞《红河南岸地区哈尼族栽秧歌的文化解读》[56]欧阳亮《鄂西民歌衬词之文化内涵探微》[57]、陈丽琴《文艺生态学视野下的黑衣壮民歌》[58]   

    第二,关于民歌的文化交融、变异与传播学研究。民歌音乐的涵化与濡化问题,是与当下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密不可分。文化审美的多元化倾向,促使人们对少数民族原生态民歌的审美趋向、审美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为适应社会与文化市场的需求,致使某些原生态民歌的音乐文本与表演语境发生转变。这些趋势给民歌音乐文化的原生性保存与传承、生存与发展现状等问题提出了很多新的课题。为此,学者们各抒己见,对上述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田联韬先生在他的《原生态:“原生——态”,抑或“原——生态”?》[59]一文中认为:第一,对于“原生态”一词的解释,笔者认为“原生——态”更为恰当,“原——生态”的局限性较大。第二、生态,特别是社会生态,变迁趋势不可逆转。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的各种传统艺术(包括音乐)终将与原本的生态环境脱离。我们最终能够保存的原生态艺术,将是“原生形”的艺术。第三,当务之急,应该是对各民族尚存在的和消亡不久的原生态”艺术(包括音乐),建立全国性体制,做全盘规划,行全方位、高质量的抢救性收集、整理、研究工作。  

    杨民康先生的文章对民歌的文化变异、发展现状、传播与传承方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研究。其一是对民歌变异问题的研究。他的《云南布朗族风俗歌[]的变异过程及其异文化解读[60]一文认为:  

    “新[索]”不仅成为布朗族乃至当地民族存身域外的一块闪亮的“文化招牌”,并且通过域外文化的“他者化”回馈和影响,而导致了布朗族传统社会音乐文化的“内部重组”(乃至“洗牌”),最终作为非模式性、变异性的舞台化产品回归传统节庆及仪式的语境当中。对此,政府、学界应该给予必要的批判性反思。  

    他在布朗族民歌新世纪初发展变异状况的调查研究[61]一文中认为:  

    “文革”及历次政治运动前后,布朗族地区几代民间文化传承人对于布朗族民歌的生存现状所起到的,并不止于以往所说的保护、传承的作用,而且起到了“复兴”或“重建”民歌文化传统、续接布朗族音乐史的重要作用。  

    其它还包括祁慧民从采借到融合——藏、汉语境中的青海互助土族民歌[62]徐晓红《从“花儿”中的“风搅雪”现象说起——兼论藏族文化在“花儿”发展中的艺术地位》[63],文章也涉及到上述问题的讨论。  

    也综合第一,对于“原生态”一词的解释,笔者认为“原生——————第三,民歌的传播与传承问题的研究。杨民康先生的两篇文章是对云南民歌的传播与发展现状的考察研究。其一,《从云南民歌发展现状看其传播方式与空间范围》[64],作者认为:  

    通过对云南民歌现存的口头(本土语言与族际语言)传播和对乐器、舞蹈、书面、唱片、大众传媒的借取传播等不同的传播层次类型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它同国外民族音乐学者提出的“地域—区域—跨区域”和“亚文化—交互文化—主文化”两种景观分布模式相吻合,但在具体的传播方式和概念认知(如“原生态”观念和精英文化意识)方式上则存在着自己的某些本土特征,应该采用与之相应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方法。  

    其二,《论原生态民歌展示活动的意义和作用——兼谈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几种文化保护与传承模式》[65],作者认为:  

         对于原生态民歌的保护和发展,应该区分非舞台展示和舞台化展演两种情况:前者展示的是民歌的活态生存状况,首先注重的是民歌文化的纵向传承;后者则注重的是民歌文化的横向推广和传播。两者都是有意义的社会或文化行为。  

    另外,涉及到此问题的文章有:肖学俊《民歌传承与母语环境——以新疆两个民族为例》[66]祁慧民《土族民歌的传承与传播》[67]莱再提·克里木别克《新疆哈萨克族“唱给母亲的歌”的传承研究》[68]丁缨《畲族民歌生存现状发轫》[69]余娜玮《武义畲族山歌的活态样式与保护》[70]潮鲁《从<牧歌>看蒙古族民间歌曲的流传》[71]崔玲玲《对民歌传承活动的考察与思考——贵州省黔东南黎平县部分地区侗族大歌现状》[72]李清资《海南少数民族音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略——以琼中黎族民歌为例》[73]路瑜李珊《从原生态民歌热看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以羌族音乐文化的当代问题为例》[74]、陈宇京,高洁《中国少数民族歌师文化的传承问题及保护措施探析——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资丘镇为例》[75]刘雯《歌唱竞技与传承——番瑶音乐传承研究》[76]徐乐娜《广西文化旅游之兴起对当地壮族民歌的影响》[77]杨曦帆《石龙村的音乐生活——白族民间音乐调查》[78]赵书峰,刘能朴《湘西土家族梯玛神歌调查研究综述》[79]龙有成,陈万《论羌族民歌的音乐特点及保护策略[80]苏毅苗《云南石屏花腰彝民歌“阿哩”的田野调查与思考》[81]吴华强《湘西苗歌研究的当代缺失》[82]汪瑶《云南富宁壮族“坡芽歌书”考察记》[83]金宝姬,刘勇黑龙江省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音乐的田野调查和研究[84]张天彤达斡尔族传统民歌的调查与研究报告[85]  

     为额族的研究中,缺少了关注。节庆期间贺年及祭祀仪式活动中的玎琴2.民间歌舞音乐研究  

    近五年来,有关藏族乐舞的考察研究成果较多。主要有:王华的文章[86]《西藏流浪家族鼓铃舞乐研究》、《西藏流浪家族谱系及艺术活动个案调查》),为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对西藏昌都地区热巴艺术活动的一项全面、深入、系统性的民族音乐学专题研究。作者选取西藏昌都地区的热巴艺术为个案,把其置于西藏传统音乐发展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审视与考察,对热巴的“音声形态的特质”、“热巴文化系统宗教模式分析”,等相关问题给予的深入探讨与考究。另外还有他的《纳西族民间乐舞“勒巴蹉”再探源[87]作者认为:通过对纳西族人聚居区流传的“勒巴磋”和西藏地区“热巴舞”做比较分析,发现二者的乐器、鼓点、服饰、用语及其它表演内容相同或极为相似,并得出了纳西族的“勒巴磋”与藏族的“热巴舞”是同一种艺术形式的结论。康·格桑梅朵的文章[88](《藏族民间音乐歌舞的农耕文化审美解读——以巴塘民间“谐”舞为例》、《巴塘弦子——藏族农耕文明孕育的轻歌漫舞》),从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对巴塘弦子表现的艺术形式、题材内容、艺术特色和审美特征作了较系统的论述,同时,也考察了巴塘弦子与藏族农耕文明之间的关系及其在藏民族生活中的人文社会功能作用。另外还有杨曦帆的文章[89](《“羌姆”仪式中的音乐及意义阐释——“藏彝走廊”之乐舞考察》、《康巴藏区民俗乐舞考察与研究》、《“藏彝走廊”乐舞文化的人文解读》)。  

    其次,有两篇文章关注到云南少数民族乐舞的研究。其一为杨民康《从<真腊风土记>看古代柬埔寨与云南少数民族佛教乐舞[90],作者通过对距今七百多年前周达观所撰《真腊风土记》中对真腊国佛教文化景况的记录和梳理。并与今天云南傣、布朗、德昂等信仰南传佛教民族的同类音乐比较,认为彼此含有较多共性特征。其二是解珺然《阿细跳月与撒尼大三弦舞———两个彝族支系音乐、舞蹈及文化语境的比较研究》[91],作者认为:  

    随着时代变迁,云南彝族阿细支、撒尼支的传统舞蹈“阿细跳月”、“撒尼大三弦舞”已由原来的婚恋乐舞活动变为各阶层群众共同参与的娱乐性乐舞活动。在全球化浪潮的背景下,旅游业与传播媒介的发展使得上述两种舞蹈出现了谁是原型谁是非原型的争议。同时,借助于“申克分析法”、“简化还原”的音乐分析方法能够更加有效的归纳出“阿细跳月”、“撒尼弦舞”的音乐、舞蹈的共性和深层结构特征。  

    另外,有关歌舞音乐的比较方面。山本宏子《对歌转圈舞和歌轮踊的比较研究——以藏族的锅庄和奄美大岛的八月舞为例》[92],本文对在中国云南省藏族的锅庄和日本西南诸岛的奄美大岛的八月舞中的对歌()的样式进行比较。对其中的“对歌()”这一用语进行的讨论。周菁葆《海南黎族与台湾高山族乐舞之比较研究》[93]一文,作者从历史学、音乐学、舞蹈学、的角度对黎族、高山族艺术进行比较,发现它们都是古代百越文化在当代的遗存。  

    此外,其它如刘嵘[94]肖罡[95]汪瑶[96]张刚[97]、宋西平[98]、向丽[99]、陈海珍[100]、杨果朋[101]、董波[102] ,等学者的研究也曾涉及到少数民族民间歌舞音乐的研究  

    3.说唱音乐(曲艺音乐)  

     究学者也曾关注到少数民族乐舞音乐的考察与以及题是不能回避的。比与汉族传统的说唱艺术相比,很多的族群音乐文化中(尤其是南方族群文化),其说唱音乐的种类相对较少,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主要有杨玉成《符号的互动——蒙古族近代说唱艺术传统中的书写与口传》[103]刘雪英赫哲族“伊玛堪”的音乐结构[104]张天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乌春”现状的初步调查》[105]三篇文章  

    4.民间器乐  

    对少数民族民间器乐的研究,既关注其艺术特征的规律,又结合人类学、历史文献学等方法对其文化属性展开分析研究。  

    (1)对木卡姆的研究。作为一种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疆木卡姆音乐的研究势头依然强劲,学者们主要针对其形态特征、文化功能等问题展开研究。如李玫维吾尔族与阿拉伯木卡姆音乐中同名调之结构比较[106],是对维吾尔族与阿拉伯木卡姆音乐中同名调之结构的比较研究,作者认为:中国新疆维吾尔族木卡姆与阿拉伯地区的木卡姆音乐中,同名调并非同结构。于尔根·埃尔斯纳《论木卡姆原理——音群旋律是音乐生产的基础和构建材料[107],认为:木卡姆这一概念源于以旋律为主的音乐生产的高度发展阶段;由木卡姆原理支撑的音乐思维和音乐表达在不同的历史范围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类型和种类。蒲亨强《新疆木卡姆的旋律结构特点——以<第一达斯坦>为例的核腔式分析[108]认为:  

     通过典型曲例的核腔式分析而透视出木卡姆旋律的本质特征: 以含半音的级进四音列结构为核腔, 揭示出作品生成的原理和过程: 建构核腔, 以之为基础作各种变形而生成具体的旋律, 形成特定的旋法旋型, 并指出这些旋律形态结构特点与作品的风格和表情特征具有直接对应性。  

    其它如毛继增[109]赵塔里木[110]、阿不都赛米·阿不都热合曼[111]、张拜侬[112]谢万章[113]巴吐尔·巴拉提[114]王建朝,张欢[115]、王生耀,赵秀芝[116],等学者也涉及到上述研究。  

    (2)少数民族乐器的历时性考察。主要是对乐器源流的纵向的考察研究。如陈秉义,杨娜妮的两篇文章涉及对契丹民族乐器的历时性研究:《契丹(辽)音乐文化考查研究报告》[117],认为:  

    在音乐文化上,契丹人实行了开放的引进政策,对我国北方各民族间的音乐文化交流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一国两制”和开放政策,带来的是民族融合,而民族融合带来了多元音乐文化的发展,也决定了辽代音乐文化的性质及特征。  

    《关于契丹细腰鼓的考查与初步认识》[118]认为:  

    通过对墓葬的壁画和辽塔砖雕上的各种演奏“细腰鼓”伎乐人形象的考察,使我们看到了契丹人和中原汉族之间的音乐文化之间交流的历史轨迹。刘羽迪《北狄乐探微》[119],该文试图从北狄乐的史料记载中,求证“真人代歌”和“簸逻歌”之间的区别,并将“北歌”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将其在传播过程中的“讹传”现象进行分析  

        其它还有:邓钧葫芦笙象征意义和文化渊源的音乐人类学考析[120]敖昌群,王其书《筚篥与羌笛——<羌笛源流考辨>续篇》[121]、觉嘎《论藏族传统乐器扎念的传承脉络》[122]  

    (3)对少数民族乐器的综合考察研究。  

        第一,考察报告。吴钊揭开铜鼓神奇的奥秘——云南富宁板仑三寨彝族铜鼓的调查与研究[123]李秀莲传统乐器改革得失探微——以朝鲜族乐器伽倻琴为例[124]曹军,潘林紫广西龙州“天琴”调查与研究——广西龙州“天琴”调查与研究初探之一[125]黄志豪民间乐器多样性的保护与开发——谈京族独弦琴的“活态传承”[126]、刘韧,应元厅《川南苗族大唢呐现状、传承与保护调查报告》[127]、李开沛《土家族打溜子的传承与变迁研究》[128]  

        第二,关于少数民族乐器、器乐的形态学研究。高敏《苗、瑶、黎族口弦的考察及其与Jew's Harp的比较研究》[129],作者是对国内外口弦的形制特征,音乐特点及其口弦艺术的发展现状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应对口弦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包括对它的历史、形制、种类、分布、制作、艺人、演奏、音乐、创作、记谱、音律、传承、变异、传播、影响、民俗、婚俗、语言等方面。杨帆《维吾尔族弹拨尔乐器声学研究》[130],本文从乐器声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维吾尔族乐器弹拨尔在激发、弦振、传导和共鸣等各个过程中独具的发音特点,探讨了弹拨尔形制与音质的相互关系。孙立萍《新疆伊犁纳格拉鼓乐的套曲结构研究》[131]、侯道辉《广西金秀县十八家瑶族唢呐婚庆音乐研究》[132]、唐志明《湘西苗族猴儿鼓的生态生成及其艺术特征》[133]、许文涛的两篇文章[134](《土家族婚丧仪式中打击乐的形态特征——以渝东南土家族地区为例》、《重庆石柱土家族“斗锣”的音乐形式及人文价值初探)。  

         第三,关于乐器的文化学、民俗学、人类学研究。高敏《广西“瓦鼓”与民俗》[135]、徐欣《声音与历史——以声音感为中心的蒙古族乐器“潮尔”研究》[136]许文涛《土家族婚丧仪式中打击乐的社会功能与文化内涵》[137]  

    5.戏剧音乐(戏曲音乐)  

    此项研究,此项此项研究  

    I些传统的形态学研究,缺少会功能以及人文价值给予为例》许文涛此项研究在基于对戏剧音乐本体研究的同时,借助于民族音乐学、文化学、历史学等相关理论对戏曲音乐之间、戏曲音乐与地方本土音乐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探讨。  

      第一,关于戏曲音乐的本体研究。主要有:杨果朋《侗族“咚咚推”的艺术特征及赏析》[138]、张艺《靖西南路壮剧的唱腔音乐特点》[139]符伟湘西阳戏声腔中的“二律意象”[140]         

    第二,对戏曲音乐文化的民族音乐学(或人类学)解读。肖学俊的两篇文章是对锡伯族戏曲音乐文化的综合研究:《对“汗都春”现象的文化解释》[141],文章分别从“锡伯族语言与文化得以保留的原因”、“汗都春从吸纳到转型的过程分析”、“锡伯族群兼容并蓄又不失本我的文化品格”三个方面对锡伯族戏曲艺术“汗都春”现象给予多重的文化分析。《“汗都春”与锡伯族的多重文化认同》[142],作者认为:“汗都春”现象是锡伯族多重文化认同心理在西迁后的延续和集中体现。  

      第三,对戏曲音乐之间的文化关系、戏曲音乐与地方本土音乐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探讨。主要有:丁慧《云南白剧声腔与高腔、昆曲的渊源关系初探》[143]唐志明《湘西“熟苗区”傩腔与世俗音乐的整合》[144]  

    最后,只有觉嘎《藏戏综述》[145],是对藏戏研究现状的回顾与反思。  

    反观上述研究,与中国少数民族戏曲音乐文化的多样性特征相比,近五年的研究成果难以让学界满意。尤其在研究方法、研究角度方面,缺乏以戏曲人类学、传播学、社会学的研究理论,对中国少数民族戏曲音乐的表演文本、班社、艺人的生存现状、剧团的经营运作模式、以及戏曲音乐的发展、传承、创新等相关问题给予深入探讨。  

    二)宗教与民俗仪式音乐研究  

    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与民俗仪式音乐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艺术内涵,而且类型繁多,尤其是原始宗教音乐更为复杂多样。因此,近五年来,有关此项问题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  

    1.宗教仪式音乐的研究  

    1)佛教音乐  

     主要是对藏传佛教、南传佛教音乐的考察研究。藏族学者嘉雍群培有三篇文章涉及藏传佛教音乐的研究:其一《藏传佛教“死亡修行”仪式中的音乐思想[146],通过分析藏传佛教教义,对其中的音乐思想进行分析归纳,剖析藏传佛教“死亡修行”仪式音乐背后存在的佛学思想和佛教音乐美学思想;其二《藏传佛教临终关怀与亡灵超度仪式音乐研究》[147],认为:   

    由于受佛教的影响,西藏人对来世和死亡的重视往往超过了对今生和现实的重视,把生命的解脱作为一生最高的理想,包括喇嘛在内,没有人庆祝生日,西藏民歌中也没有生日歌。而对死亡的教育和死亡的修行从小开始,在修行过程中音乐是非常重要的艺术形式,贯穿修行的始终,尤其是迁识仪式及仪式诵经音乐,把西藏人的宗教观、伦理观和人生观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三《窥商日本与西藏佛教传承及佛教音乐的异同》[148]认为:  

    由于日本和西藏的佛教传自不同文化的地区,形成不同的风格,这种不同首先表现在学科的划分、修习次第和佛教音乐的名称上,在日本佛教和日本佛教音乐中,处处显露出中国汉文化的特点,而西藏佛教更多地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  

    另外,多杰仁宗《青海地区藏传佛教寺院乐谱研究》[149]文章也涉及藏传佛教音乐的研究,作者认为:  

    藏区佛教在“后宏期”时,形成众多教派和寺院隶属关系,对宗教仪式的完善和音乐传承产生了很大影响,由此也产生了种类繁多、式样各异的宗教乐谱。青海地区藏传佛教各教派寺院的经文书籍里,既有用于吟诵佛经的图形符号乐谱(藏语称“yacng yig),也有用于宗教乐器演奏的图形符号或图形与文字结合的乐谱(藏语称“dung yig),这些乐谱形成、发展和传承至今,是藏传佛教仪式音乐趋于成熟的标志。寺院乐谱含三种功能:作为图形符号乐谱,用于记录诵经音调与声调变化的过程;作为图形与文字结合的乐谱,用于标记部分宗教乐器的音高、节奏及音色变化;以图形符号为主,加上文字和数字注释进行综合记录,用来记录诵经音调与宗教乐器同步吟诵和演奏的乐谱。寺院宗教仪式里主要用的是第三种,明显带有总谱的意义。各寺院的乐谱虽然形状和形式有所不同,但就藏传佛教音乐特有的音响与风格,并没有变化。  

    其它还有:杨民康《清代北京藏传佛教的道歌演唱与艺僧制度 ——兼论三世章嘉活佛对传承传播蒙藏佛教乐舞的贡献》[150]格桑曲杰西藏佛教寺院仪式音乐研究[151]、杨曦帆《修行梵音——藏传佛教觉囊派藏哇寺寺院器乐音乐研究》[152]、包·达尔汗《藏传佛教及其音乐文化流传蒙古地区缘由探究》[153],等等文章。  

    2)伊斯兰教音乐  

    在伊斯兰教音乐研究方面,成果较少。主要有王新磊《山东临清清真寺会礼仪式的音声民族志研究[154],是仅有的一篇结合音乐民族志理论展开对回族伊斯兰教仪式音乐研究的文章。作者认为:  

     临清清真寺内的伊斯兰宗教拜功的过程中显现出富有地方特色的诵经音调。当地的穆斯林礼拜仪式有“五时拜”、聚礼拜、会礼拜 ( 含 “夜头”拜) 。相对于伊斯兰教 “大传统”,临清回族文化 “小传统”中的非固定 ( 或可变) 因素逐渐增多,但固定因素( 反映在音声中即音调模式) 仍然顽强地保持下来。回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使得其文化更多地带有交叉文化性质。临清回族文化面对汉文化的簇拥,在几个因素 ( 伊斯兰教的使命感、亲切感、族群/民族利益的维护和文化认同上的宽容性) 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回族音声/音乐文化。  

    3)道教音乐  

    道教音乐大多存续于南方少数民族中(如瑶族、土家族、白族、纳西族、布依族、彝族等等),且大多依附于地方传统的民俗仪式中。但是,近五年以来,有关少数民族道教音乐的研究成果不多,只有对瑶族“还盘王愿”、以及云南洞经音乐的考察研究。  

    首先,是对瑶族道教音乐的考察。主要集中于瑶族“还盘王愿”、“歌堂仪式”的考察。主要有:彭兆荣人类学视野中仪式音乐的原型结构——以瑶族“还盘王愿”仪式为例[155]周凯模《岭南排瑶“歌堂仪式”传统的历史记忆》[156]赵书峰《瑶族“还家愿”仪式及其音乐的互文性研究——以湖南蓝山县汇源瑶族乡湘蓝村大团沅组“还家愿”仪式音乐为例》[157]运用结构主义“互文性”理论对瑶族“还家愿”仪式音乐文本的给予的阐释性研究。蓝雪霏畲族仪式音乐与盘瑶仪式音乐文化之比较[158]黄华丽《湘南瑶族<盘王大歌>仪式及音乐——以礼曲“七任曲”为例》对瑶族盘王大歌中“七任曲”的形态研究[159]  

    其次,是对洞经音乐的考察研究,相关论文有:李征《洞经音乐与南丝古道——西南丝绸之路音乐文化考察研究》[160]和力民《论丽江洞经音乐的特色和起源》[161]  

    4)萨满教音乐  

    议题主要针对萨满仪式的音声特征、文化源流等相关问题展开研讨。以刘桂腾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的中国萨满音乐文化系列研究”是对东北少数民族(满族、蒙古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锡伯族)萨满音乐的系列性考察研究。[162]其它有:关杰《关氏家族萨满祭祖仪式音乐研究》[163] 金士友满族萨满音乐与东北二人转的渊源关系[164]、李然《环境、国境、心境——解读中国跨界民族(赫哲-那乃)萨满教仪式音声的现代变迁》[165]特古斯蒙古族萨满音乐研究概况及方法论思考[166]杨叶青《阿克苏地区“皮尔”仪式音乐的调查与分析[167]等等。  

    5)基督教音乐  

    此项研究,以杨民康先生对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的研究为主。首先,他的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赞美诗的五线谱和简谱记谱法研究[168]作者认为:  

    在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的乐谱谱式中,采用了以文字谱、简谱和五线谱为基本模式的各种各样变体类型,体现了该类仪式音乐文化在形式和风格上的个性特点;而运用少数民族文字记写唱词则是其中各类谱式共同遵循的最大底线,体现了不同民族基督教赞美诗谱式在民族化、本土化过程中的最主要的共性特征,也由此说明在诸种传播基督教音乐和文化的特殊手段上,这类因素给予了传教士最大的利用空间。  

    其次,他的<圣经·旧约>中的犹太教圣殿祭祀音乐解析———兼涉与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的几点比较》[169],认为:  

    通过对古今、中外基督教仪式音乐的分析、描述和比较研究,作者认为,在古代犹太教圣殿祭祀歌舞礼仪乐队、仪式表演及社会音乐习俗与今天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督教仪式音乐习俗之间,可以找到许多文化上的相似之处,其中既有二者都同基督教文化有较深渊源关系的原因,也有彼此存在某些相类似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原因。  

    另外,张晓武[170]、李博丹[171]两位学者对基督教音乐也给予了初步的分析研究。  

    2.民俗仪式音乐研究  

    本研究主要借助于人类学、民族音乐学,仪式音乐研究的相关理论,对地方传统的民俗仪式个案的信仰、仪式与音声特征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以及与本土文化语境的相互关系问题给予的考察。  

    首先,主要以婚丧仪式音乐研究的成果较多。主要有:杨秀昭《毛南族丧葬祭仪及其音乐探析》[172],作者认为:  

    毛南族丧葬祭仪及其音乐具有两种文化源流的双重性。透过丧葬祭仪及其音乐特质的层层分析,可以确认这种双重性主要体现在信仰观念、仪式行为、音乐本体等三个方面都包含着本土原生性的文化传统与汉族地区植入的文化传统,两者历经碰撞、磨合与交融,逐渐形成当今的毛南族丧葬祭仪及其音乐文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与汉族音乐文化的交融轨迹。  

    另外还有:崔玲玲《青海台吉乃尔蒙古人婚礼与婚礼仪式音乐研究》[173]陈宇京土家族传统婚俗仪礼音乐的文化人类学解析[174]、胡红《人类学视野下阿坝羌族婚俗仪式中的唱词》[175]苏毅苗姚艺君《跨越神圣与凡俗——彝族尼苏支系“花腰”丧仪音乐活动的调查与诠释》[176]齐柏平土家族丧葬仪式音乐的模式研究[177]姜华敏,汤苏英《喜悲婚丧总关情——武义畲族婚丧仪式及歌曲考察》[178]、王娟《当前基诺族乌悠支系婚礼场合中的“巴格勒”研究》[179]  

    其它民俗仪式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杨民康[180]杨沐[181]刘桂腾[182]何岭[183]、杨红[184]何平[185]姚艺君苏毅苗[186]、吴凡[187]、赵书峰[188]、刘嵘[189]银卓玛[190]、段桥生,米瑞玲[191]陈东[192]苍海平[193]何政荣[194]、张璐[195]等学者的研究  

     总之,可以看出:有关少数民族民俗仪式音乐的研究论文,其选题内容切入点多集中在南方诸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对西北北方少数民族宗教与民俗仪式音乐的研究目前来看是一个薄弱环节。  

    (三)宫廷音乐研究  

    少数民族宫廷音乐,目前只有藏族、蒙古族、满族尚有保存。[196]近五年以来,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力度不够。其中有两篇文章涉及清代宫廷乐舞的研究。主要有:林林,杨久盛《清宫乐舞概貌及其入关前的境况》[197],作者认为:  

    17世纪女真人占领辽沈地区不久,便定都于沈阳,后皇太极将沈阳更名为莫克敦,汉译盛京。盛京做为清朝都城近20年。虽然这时清宫乐舞尚处于草创阶段,但是,它为后来定都北京的清宫乐舞之满蒙特色打下了基础。1644年清虽然迁都北京,但由于盛京为隆兴之地,还是做为留都加以保护。清列帝东巡均驻跸于此,并在此举行朝会、宴飨和萨满祭祀活动。特别是乾隆年间,从北京运来朝会、宴飨、祭祀使用的全套乐器,使盛京清宫乐舞完备。历代宫廷乐舞都是文字记述,唯有清代宫廷保存大量乐谱,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材料,使我们的研究成为可能。  

    此外,温显贵的《清代宫廷乐舞述考》[198],涉及到对满族宫廷音乐的历史文献学考察。  

      另外,杨育新的文章《舞动“镔铁”之美——契丹(辽)宫廷乐舞概览》[199],涉及到契丹宫廷乐舞的历史性的研究。作者认为:  

      契丹民族的宫廷乐舞作为辽统治阶级的礼教工具及娱乐手段,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辽代对中原礼乐制度的推崇与继承、对本民族的民族性格和传统的尊重和发扬,以及作为契丹民族最上层阶级的审美趣味和趋向。洪博涵《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试论契丹音乐中的西域色彩》[200],作者认为,契丹族源于东胡族系,属东部鲜卑宇方部的一支。从公元4世纪兴起,至13世纪西辽灭亡,它经历了九百多年的历史。契丹在本土的历史发展中从未间断地进行着族群的文化融合。契丹艺术上承匈奴、鲜卑,下迄蒙古,同时在与西域诸少数民族的接触中也广泛吸收了其音乐特征,该文以契丹民族音乐为中心,主要论述了其音乐文化的传承关系。通过辽代契丹人的主要用于宫廷礼仪场合的“教坊类音乐”和帝王将相及平民百姓们平时所用的“娱乐类音乐”为两大主线,通过从今日存留的辽代出土文物及墓室壁画中找到佐证,以求从音乐文化的角度阐释契丹民族在与西域少数民族融合中显现出的西域色彩。  

       (四)乐种的综合性研究  

    主要涉及对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种类的综合性研究。张中笑《歌乐——民族音乐学分类中的新成员》[201],是对“歌乐”的形态特征的文字界定,即:它既不是人们熟知的歌唱加伴奏,更不是纯器乐曲,而是一种器乐与歌声同体,歌、乐互动,歌、乐相融的多声音乐艺术形式。它应该被视为民族民间音乐分类中的一个新乐类。其它还有:冯光钰,王桂芹《现代视野中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传统音乐》[202]、毛继增《雪域音乐奇葩,今日绽放异彩》[203]、曾金寿的《台湾原住民音乐文化的观察与思考》[204]张一凡《从赫哲族音乐考察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5]博特乐图《蒙古族传统音乐的多元构成及其区域分布》[206]焦一梅《张锡禄谈白族传统音乐文化》[207]、邓光华《夜郎遗响——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探源》[208]觉嘎西藏传统音乐的文化源流[209]陈哲工作组,西番文化传播中心“普米族传统文化传习小组”背景资料[210]陈万,陈君《略论西藏传统音乐形态研究的内容和对象[211]  

       

    二、少数民族音乐专题性研究  

     (一)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教学研究  

    主要针对学科方法论的思考,以及学校音乐教育中如何开展少数民族音乐教学以及培养少数民族音乐人才等相关问题,学者们开展了一些探索性的实践与研究。  

    1.学科方法论研究。冯光钰传播学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212]文章从传播学的受众分析、定量分析、定性分析三个方面,概述了传播学理论对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影响及应用。周凯模“仪式音声民族志”文本建构——谈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民族志书写[213]蓝雪霏《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声像的历史价值》[214],本文试从音响记录中的少数民族历史与史籍记载中的少数民族音乐,少数民族的乐谱、乐类、乐论、声部形式,少数民族音乐的人文内涵及多元存在模式等三个方面对少数民族田野音乐声像的历史价值进行论证,希望藉此引起中国音乐史研究更多关注。莫尔吉胡《关于“蒙古长调学”纲目细则》[215],提出建立“蒙古长调学”。  

    2.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教学研究。朱海鹰《云南民族音乐研究与教学需要扩展更宽的视野》[216]张应华《传承与传播:贵州大学苗侗民间音乐教学实践与反思》[217]崔玉花中国朝鲜族音乐专门人才的培养与特色[218]杨秀赵全胜《对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引入本土民族民间音乐教学内容的思考——以大理白族民间音乐引入高校课堂为例》[219]王增刚民间音乐资源进入学校课堂长效机制的探索——以“贵州侗族大歌”为例》[220]郭德钢《论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与内蒙古高校音乐教育》[221]何新《苗族民歌引入音乐教育的策略探求》[222]、韩育民《整合新疆少数民族音乐资源开发创新地区高校音乐教材》[223]、徐寒梅,温泉, 李林《广西艺术学院民族艺术系少数民族音乐人才培养的实践与探索》[224]、申波《云南本土民歌资源的文化守望与教学耕耘——“民歌进课堂”的一次有益尝试》[225]、黄满芳《论湘西地区少数民族“特色”声乐教学的改革与实践》[226]刘智强《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记新疆艺术学院木卡姆教学与研究》[227]  

    (二)对学者、歌者的研究  

     主要是对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给予的研究。主要针对他们的教育背景,治学态度、研究理论以及做出的贡献给予的分析与回顾。  

     1.对田联韬先生的研究。主要有:冯光钰《田联韬学术研究的几个关键词——庆贺田联韬教授80华诞》[228],作者认为:  

    田联韬教授是我国资深的民族音乐学家、作曲家、音乐教育。他长期耕耘在民族乐苑,成绩斐然,硕果累累,其学术研究范围广泛、选题多样、思想深邃、点犀利、见解新颖,一直为音乐学界称道。从“音乐学研究的作曲家视角”、“乐失求诸野”、用证据说话”三方面,我们看到了田联韬教授取得的重要学术成就。  

    另外还有:杨民康《少数民族学生的朋友和知心人——我所知道的田联韬老师》[229]、和云峰《学高位师,身正为范——贺田联韬先生80华诞暨从事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工作60年》[230]、杨秀昭《田联韬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231],三篇文章也是对田先生的综合研究。  

      2.520?《一代宗师花坛绝响—吾尔族传统音乐与龟兹乐的传承关系》2.2周吉先生的研究。主要有:赵塔里木《周吉先生关于维吾尔木卡姆与绿洲文化的关系以及音乐形态的研究》[232],作者认为:  

    周吉在中国维吾尔木卡姆研究领域中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其中关于木卡姆现象与绿洲文化关系以及音乐形态研究的学术贡献突出且特色鲜明。他从绿洲生态环境与绿洲人的音乐文化传统的关系,木卡姆体裁与绿洲经济文化特征的关联以及绿洲丝路交通对木卡姆音乐现象的催生作用等方面探寻木卡姆现象与绿洲经济文化之间的共生关系,得出木卡姆音乐现象是绿洲文化的典型产物的结论。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木卡姆的音乐形态诸如体裁、结构、乐调、节拍节奏等方面做出了特征描述和深度分析,破解了这个领域中的诸多难题。  

    其它文章还有:樊祖荫《悼念挚友周吉》[233]乔建中《绿洲文化的行者——忆周吉》[234]张欢《周吉维吾尔木卡姆研究综述》[235]、王建朝《音乐学家周吉在维吾尔木卡姆研究中的累累硕果》[236]  

     3.对其它学者的研究。主要有:唐朴林《大师驾鹤挚友痛悼——泣祭冯光钰先生》[237]、张君仁《一代宗师花坛绝响——花儿王朱仲禄的生平与贡献》[238]、李延红《知、行并重,厚积“厚”发——记民族音乐学家杨民康》[239]、魏婧《踏歌田野觅真音,芬芳香飘海内外——及民族音乐学家毛继增》[240]孟凡玉《大草原的底色——齐·宝力高和他的马头琴艺术》[241]、张力泉,张国权《<哈密木卡姆>访谈录——访哈密木卡姆研究学者张国权》[242]  

    (三)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内容涉及近五年以来的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现状述评、学术研讨会(包括专题会议、年会会议)综述等。  

    1.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现状综述  

    主要有:田联韬中央音乐学院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教学工作回顾(1985-2010)[243]以及他的  

    述的相关数民族研究  

    要篇三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是结合藏文化毁灭论”的回应》,以及他的《事实胜于雄辩——一个音乐人对“藏文化毁灭论”的回应》[244],该文简要地陈述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藏族地区音乐生活中对于藏族传统音乐的收集、整理、传承与音乐创作的情况,以及音乐教育机构建立与音乐人才培养的情况,同时也有力地回应了达赖集团声称“中国毁灭藏族文化”的谬论。台湾学者叶红旗《台湾高山族音乐研究述论》[245],作者以“日据时代”和“光复后时代”为历史分期,对20 世纪百年台湾高山族音乐研究状况及其主要成果,进行分析、归纳和研究,并初步做出相关评价。  

        其它还有:周吉《愿维吾尔木卡姆永吐芬芳——写在“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成功申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之际》[246]、和云峰《辛勤耕耘一甲子,桃李芬芳忆往昔——记中央音乐学院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调查、研究、教学60年》[247]张君仁《1949年以前的花儿与花儿研究——《花儿学术史》研究之一》[248]、朴春妮《近五十年朝鲜族传统音乐研究述评》[249]张春香《中国音乐研究所五六十年代的西南少数民族音乐调查》[250]、赵书峰,吴宁华《国外瑶族传统文献研究现状综述》[251]、雷嘉彦《回顾近二十年对新疆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252]崔斌王建朝《中国塔塔尔族音乐研究之回顾与理论思考》[253]、李红梅《蒙古族曲艺历史与现状研究述评》[254]张天彤《开拓达斡尔族民歌的音乐人类学研究》[255]韩冰《从<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和“集成”相关卷册中看赫哲族音乐的搜集、整理与记录》[256]  

    2.学术研讨会综述  

    (1)年会会议综述:田联韬《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届年会暨聂耳音乐学术研讨会纪要》[257]、王婷《走创新教育之路,育民族音乐文化——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少数民族音乐创新教育研讨会”综述》[258]、杨秀昭《逢勃的学术氛围与成熟的研究理念——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第二届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传承研讨会的学术总结发言》[259]、桑德诺瓦《横看成岭侧成峰——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年会的历史回眸与学术评介》[260]  

    (2)专题会议综述  

    1)木卡姆学术研讨会综述。周吉,王文静《木卡姆研究的新开端——“第六届国际木卡姆研讨会”综述》[261]、周吉《“ 2007” 中国新疆维吾尔族木卡姆学术研讨会”学术小结》[262]  

    2)蒙古族传统音乐学术研讨会综述。张天彤,徐天祥《草原礼赞——“蒙古族长调、呼麦、宫廷潮尔道系列专场演唱会暨座谈会”学术活动综述》[263]、孙俊钰,杨玉成《中国·蒙古族民歌艺术学术研讨会综述》[264]  

    3)“首届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学术研讨会”综述。张天彤,常龙飞《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首届“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学术研讨会”综述》[265]、张小梅《第二届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学术研讨会综述》[266]  

    4)跨界族群音乐文化论坛综述。白雪《“2011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学术论坛——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学术报道》[267]、白雪《2011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学术论坛综述》[268]  

      5“中国少数民族学科发展论坛暨田联韬教授八十华诞庆典”会议综述。樊祖荫《师先垂范,成就斐然——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科发展论坛暨田联韬教授八十华诞庆典”上的发言》[269]、冯光钰《向田联韬教授学习促进少数民族音乐学科建设——“中国少数民族学科发展论坛暨田联韬教授八十华诞庆典”学术总结》 [270]宁颖《承继学统,开拓未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科发展论坛暨田联韬教授80华诞庆典”侧评》[271]  

    (四)书评  

      近五年以来,有关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相关著述,成果较为丰富。对这些著述的评论与推介,有助于学科研究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1.对《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集粹》著述的评述  

    主要有:光渝贵州民族音乐的文化探索——读<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集粹>丛书随感》[272]、赵毅《一套必将载入史册的音乐文化丛书——<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集粹>读后感[273]冯光钰现代视野中的贵州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研究——<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集粹>读后[274]、谌贻琴《对“多彩贵州”的深层思索和理性认知》[275]、段丽娜《坚守的责任与崇高——品读<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集粹>的思考》[276]龚妮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解读的新尝试——评大型丛书<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集粹>[277]  

       2.对新版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三卷)的评述  

    主要针对该著所体现的研究特点、学术价值与意义等相关问题给予的评述。主要有:冯光钰,赵毅《填补空白的拓荒之作——<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主编札记[278]、王秀庭《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研究的新视野和新思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读后感》[279]、冯光钰,杨晓《冯光钰<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访谈录》[280]  

      3.对杨民康著作的评述  

    主要有:李延红《以“仪式”的眼光和观念——杨民康<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评介》[281]胡天虹《伸向西南民族音乐的文化触角——<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一书读后》[282]、赵书峰对《“东方主义的幽灵来到了彩云之南”——读杨民康著〈本土化与现代性: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研究〉》[283]  

    4.对和云峰著述的评述  

    主要有:何岭《民族音乐学与音乐史学的碰撞——评<纳西族音乐史>[284]、陈思《评和云峰<纳西族音乐史>一书》[285]  

    5.其它书评  

    主要有:田联韬芦笙是什么?——评杨方刚<芦笙乐谭>[286]李延红积跬步,至千里,总揽侗族歌乐——<侗乡音画>读后[287]、冯光钰《傈僳族音乐之花——<大峡谷中的原始歌舞——傈僳族三弦调>读后》[288]、博特乐图《瀚海展妙音民歌书新篇——评大型民歌集<阿拉善蒙古民歌集>[289]、王慧《龟兹遗韵今朝溯源——周吉<〈龟兹遗韵〉论当代库车地区维吾尔族传统音乐与龟兹乐的传承关系>读后》[290]、孙婕《山歌抒怀布依情——评李继昌布依族音乐专著<好花正红>[291]、红梅《书评:<胡尔奇:科尔沁地方传统中的说唱艺人及其音乐>[292]、刘嵘《书评:<贝壳歌———基诺族血缘婚恋古歌实录及相关叙事>[293]梁莹莹热土·热心·热文化——再读蓝雪霏<畲族音乐文化>  [294]杨叶青《评张君仁<花儿王朱仲禄——人类学情境中的民间歌手>[295]曾锦藩《牵魂大西北的交响——读汪平<西北回族宴席曲概论>[296]  

      (五)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  

    主要针对跨界族群音乐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研究理论等问题展开讨论主要有:杨民康《跨界族群与跨界音乐文化——中国语境下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意义和范畴》[297],分别就“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在当代中国音乐文化系统研究中的意义”、“有关“跨界族群”概念的界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跨界族群研究的延伸和拓展”三个议题展开论述。赵塔里木《关注跨界民族音乐文化》[298],就“国内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现状”、“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研究方法建议”,给予深入探讨。其它还有:田联韬《藏文化圈边缘区跨界民族音乐研究[299]、和云峰《知其难为而为之——有关当代“跨国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之难点透析》[300]张伯瑜《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的思考与实践》[301]、楚卓《论跨境民族乐器独弦琴文化的“和而不同”》[302]  

       (六)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研究  

        近五年来,本课题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古代少数民族音乐史、汉族与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交流史等问题的考察,但是缺少对单一乐种以及族群音乐文化的历史文献学研究。首先,涉及契丹音乐文化史的历史性考察研究。主要有:原媛《南北朝时期契丹音乐的历史寻踪》[303],作者认为:  

      契丹的音乐文化传统必是大量借鉴或形成于南北朝尤其是北魏鲜卑统治时期。从细节上看,无论是契丹舞蹈与南北朝舞蹈之间的比较,或是契丹对南北朝鼓吹乐的继承,还是契丹对南北朝百戏的传承,契丹音乐始终保留着浓郁的本民族音乐特质,始终植根于契丹与鲜卑共同的草原马上游牧情结。  

      刘羽迪《浅谈契丹音乐与北方少数民族音乐间的交流与传承》[304],从契丹音乐与北方民族音乐文化的交流与传承上可以看出,正是由于这种开放的民族心理和“兼收并蓄”的方针,使得契丹音乐文化在本土或是异族族间音乐文化的不断碰撞、渗透、交融中取得了自身音乐的生命力。此外还有:陈四海《唐太宗论乐中的音乐思想——兼论他对西北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政策》[305]、王其书《南诏奉圣乐、骠国乐与隋、唐燕乐——西南丝绸之路音乐文化考察研究之二》[306]  

    三、结语  

    。乐是地”的研究,至今是一个空白,需要学者给予深刻关注。另外,对总之,通过对近五年以来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论文的梳理与总结,可以看出,其研究成果取得了令人欣喜的骄人成绩。笔者粗浅地认为,其研究现状及特征具体如下:  

      第一,在少数民族民歌与民俗仪式音乐的研究成果较多。近些年来,在少数民族民歌与宗教仪式歌曲方面,不再是纯粹的静态或剥离式的形态研究,而是借助于历史文献学、人类学、仪式学、民俗学、文艺学(如结构主义、符号学、文本理论)等相关理论对上述问题给予的动态的、多维的考察研究;然而综观上述研究,存在的问题是不能回避的。首先,这些研究多集中于个案性的(“点”)孤立的考察分析,缺少宏观层面上(“面”)的地域性、跨地域性立体的综合性比较研究。尤其是缺少对处于同一文化圈内的不同地域内的某些音乐风格的差异性研究。比如,对盘瑶文化系统内的“盘王大歌”在不同地域内给予的音乐风格的横向的比较研究。其次,缺乏对具有相近文化渊源关系的某些族群音乐风格的横向比较。比如对苗、瑶、畲三个族群间的民歌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我们知道,从族源看,它们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文化关系。因此,对其族群之间的民歌音乐文化进行的比较研究,有助于观察和透视这些族群文化之间濡化与涵化的过程。  

    第二,对少数民族宫廷音乐、戏曲音乐、曲艺音乐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存续的基督教、伊斯兰教音乐的研究力度相对较为薄弱。  

    第三,对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力度不足,尤其是缺乏对个案的考察研究,虽有寥寥几篇文章涉及到相关研究,但多是从学科概念、研究方法、研究理论角度展开的研究。然而,让学界高兴的是:20119在中央音乐学院召开的“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专题性研讨会,有助于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同时对于从纵横两维角度考察和审视境跨界族群音乐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问题,以及丰富与完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整体性研究和拓展我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新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第四,缺乏对珞巴族门巴族普米族水族等人口较少族群音乐以及中国西南境内诸如克木人、僜人、夏尔巴人、芒人、控格人等族群音乐的考察与研究。  

    第五,缺乏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拓展性研究,尤其是对南方少民族音乐史的研究力度不够。众所周知,此项研究始终是一个薄弱环节,虽然有几部音乐史著述[307]相继问世,但是相对汉族音乐史学的研究,仍是杯水车薪,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单一族群音乐史的考察研究,这对于少数民族音乐史以及中国音乐文化史的整体性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第六,在城市化进程浪潮的影响下,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融合与变迁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对城市中流动的少数民族身份群体使用本土音乐的现状分析(如对民族院校中的少数民族学生、进城务工的少数民族群体使用本土音乐的现状研究,以及流行文化中以“山鹰组合”[308]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原创音乐组合”的考察研究),尚且不足。因此,有必要借助于城市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理论对定居于城市环境中族群音乐的融合、创新与变迁问题,给予深入的考察研究。  

    第七,对处于汉文化圈包围中的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如对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蒙古族传统音乐文化的考察)的研究力度不够,需要学者给予深刻关注。  

    第八,大陆学者对台湾高山族音乐的研究力度仍较薄弱。  

    总之看出,近五年以来,经过广大学者的艰辛磨砺,使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学术成果。笔者深信:这些辉煌的成就,对于推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将会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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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章录入:赵书峰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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