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曲中的社会镜像

    ——中国当代社会变迁的一种考察

    郭宏斌[1]  刘敏[2]

    1.黄山学院 经管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2.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  ]歌曲是一种社会产品,捕捉歌词中的讯息意义如人们对爱情的理解、阶段与态度,可直接了解当时社会中的主流价值观与社会结构。通过对爱情歌词进行文本分析,探索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人们对爱情的理解与追求方式,并对爱情歌词做长时间跨度的比较研究,以求深刻理解自改革开放以来剧烈的社会变迁,关照当今大众精神面貌和生存状态。

        [关键词]音乐社会学;爱情歌词;文本分析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J614.91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爱情是歌曲创作的永恒主题,人们通过歌曲表达自己对爱情、社会、人生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很多歌曲都应属于爱情歌曲的范畴。大量爱情歌曲的出现与传唱已经成为当今最重要的大众审美文化现象之一。但是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整个社会文化渗透着很强的政治信号,因此对爱情歌曲及歌词的研究一直处于空白状态。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的兴起,研究爱情歌词本身便有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通过对歌词的演变进行解读,探究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文章通过对“文革”结束后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爱情歌曲进行“文本分析”,透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革,以期重构一个各种文化和力量角逐的历史图景,对大众文化进行全面反思,并关照当今大众精神面貌和生存状态。乐论人金兆钧曾说:“流行音乐每一步发展都跟中国的改革开放、跟它的经济发展、文化发展密切相关,你要是懂了这20年的流行音乐,实际上你就懂了这20年的中国。”[1]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流行音乐,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声音, 最直观的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特征,并已经与它的时代融为一体。

    从建国直到文革结束,中国的社会音乐文化主要受控于意识形态,音乐成了依附于政治的社会控制手段,很少真实的反映人们内心世界和日常生活。人性中最真实最朴素的诉求被压抑直至扭曲,私人领域充斥着空洞的口号和虚无的概念,政治的刚性硬化了人们的心灵,挤占了私人话语的表达空间[2]。这一时期的歌曲多属于高强硬响的“颂歌”与“政治歌”。爱情歌曲几乎绝迹,如有也多是一些传统民歌。歌曲内容等以表达集体主义、革命主义情感为要义,“爱情、婚姻须与政治挂钩”,“先结婚后恋爱、组织介绍”是那个年代特有的择偶模式。个人成分、政治面貌、家庭出身等非情感因素往往左右着“爱的选择与方式”。

    一、70年代末80年代初——解禁中的“爱情”

    70年代末,文革的结束与改革开放的兴起,为“刚性”的社会结构带来了“自由”的空气,也使得人们内心尘封已久的“爱情冲动”开始解冻。此时人们的心理结构,旧的思想体系开始崩溃,民间文化对主流话语进行着尝试性的颠覆与否定。人们发现生活中不仅需要崇高,还需要生物性的情感宣泄。爱情开始回归生活,爱情似乎变得与政治无关,恋人们开始手拉手逛公园、压马路。但由于政治意识对人们审美与社会价值的惯性影响,此时的“爱情”是“内敛、含蓄、羞涩的”,这反映在歌词的创作上,就往往表现为采用“借物咏志”的方式表达着对爱的渴望与守护。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此时的歌词创作处于“诗人作词”阶段,追求的是意境美、音乐美并不具备明显的商业目的或商业性操作行为。如比较有代表性的歌曲《乡恋》(李谷一演唱、马靖华作词)、《十五的月亮》(董文华演唱、石祥作词)等,其在歌词的选择上我们就很难找到直白的“爱情”字眼,“爱你在心口难开”是这个时代成人们表达“爱情”的基本方式。在美学风格及表现手法上以柔性美为主,爱大多是通过“思乡”、“咏物”的形式来表达(如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此时的大陆,流行歌曲尚处于起步阶段,创作数量有限,所以大量的港台流行音乐开始涌入内地,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歌曲便是以“邓丽君”为代表的“甜歌慢曲”。如《甜蜜蜜》(邓丽君演唱、庄奴作词);《月亮代表我的心》(邓丽君演唱、孙仪作词)等。当时国内对于怎样看待港台“流行歌曲”进行过激烈的讨论。有人认为港台流行歌曲是低级污秽的,其歌词没有充实的思想内容,只是宣扬了爱情至上的人生观,且在演唱处理上也是撩逗、引诱性的。[3]因此,曾经一度被主流话语所禁唱。所以这一时期的流行爱情歌曲创作,我们可以发现在音乐生活中,虽然以邓丽君、刘文正等为代表的港台流行歌曲在大陆得到了一定的传播,但此时流行歌曲并不是社会音乐生活的主流。其地位仍是“边缘性”的,并不具备“中心化”的客观条件。内地听众对音乐的选择,基本上仍是传统的抒情歌曲。歌词的内容也大多以表达对祖国的赞美、对新生活的向往以及对劳动者的歌颂为主。从其文化属性上讲,它基本上属于“文革”前的群众抒情歌曲与80年代前期流行音乐之间的一种过渡性质的大众型音乐种类。[4]

    二、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呐喊与反思中迎来了“糊涂的爱” 

    进入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社会文化政策进一步宽松,变革成为了一种社会常态。它不仅极大地改变着中国的经济、也改变着大众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对个体生命的呐喊和对现实生存状态的担忧,成为了这一时期流行音乐表达的主题。这种精神上的彷徨与苦闷情绪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抑,人们亟需获得一种合理合法的渠道把这种情绪释放出来,于是流行歌曲的崛起便成为了一种必然。以崔健《一无所有》为代表的摇滚乐和以程琳《信天游》为开端的“西北风”开始“刮遍”大江南北,“大陆流行歌曲作为一种影响社会变革的文化力量。第一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5]这一时期的流行爱情歌曲比例迅速上升,其创作逐渐摆脱了对港台流行歌曲的模仿与翻唱,进入了一个本土化创作阶段。

    歌词内容从对社会和国家的关注开始转向到对自身的关注,比较注重主体的内在体验,对爱情的描写十分细腻,直面“人之大欲”[6]比较有代表性的歌曲《潇洒走一回》、《过把瘾》、《糊涂的爱》、《爱情鸟》等,都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人们在面对文化冲突和社会变革时,对爱情的渴望与迷茫。如歌曲《糊涂的爱》(王志文、江珊演唱、张和平作词)中对于爱情的表述“爱有几分能说清楚还有几分是糊里又糊涂
    情有几分是温存
    还有几分是涩涩的酸楚……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
    这就是爱糊里又糊涂”。《爱情鸟》(林依轮演唱、张海宁作词)中对爱情的憧憬与期待“……这只爱情鸟,她在向我欢叫……”,此时的歌词且不论文学水平如何,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专业人士带着真情实感在写词、在创作”,侧重于对人性真实而丰富的表达。对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价值观念冲突,音乐创作没有回避现实,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如刘欢演唱的《心中的太阳》中所表现的“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个更圆哪个更亮”的迷茫感可以说正体现了当时大众的价值彷徨。但随着“摇滚风”与“西北风”的刮过,流行乐坛也从其发展的阶段步入调整期。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转型,商品经济意识不断渗透到各个社会文化领域,流行歌曲日益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新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其审美偏好与买方效应强烈地规定着流行音乐的发展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它必然在一定的时期内丧失它文化上的深刻而进入一个相对急功近利、浅薄平庸的时期。世俗化、个人化、娱乐化、多元化特征愈加突出。[7]人们在呐喊与反思中迎来了“糊涂的爱”。

    三、90年代中期至新世纪初——走向大众的“爱情主题”

        90年代新一轮经济改革大潮的涌起,使得市场经济的地位在内地正式确立,商品经济规律迅速渗透进各种类型的文化活动中。文化产品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化商品;而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消费市场快速发展,涌现出数量惊人且胃口极好的消费群体。各种形式的大众娱乐文化消费层出不穷,精英文化逐渐被边缘化。作为流行爱情歌曲主要接受群体的年轻人——“乐迷”们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其越来越远离历史与记忆,缺乏消费的主动性、创造性,更加关注私人生活里的一己情感口味,而无意于社会群体的文化参与上一代人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在新世纪的流行音乐中很难觅其踪迹。[8]这反映在歌词创作上主要以表现自我、宣泄个体情感为基调,内容上日益世俗化、商业化。追求简单的快乐成为了这一时期流行爱情歌曲创作的主题。爱情歌曲的创作与市场、销量联系日益紧密,其已经步入了一个“商业化的周杰伦时代”。只要有听众,有市场,怎么创作都可以。爱情歌曲的创作与生产考虑更多的是商业利润,创作者沦为了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人。音乐也不再触及深层的生命冲动,不再负载深重的文化使命,不再追问个体的精神价值,而是沉迷于小感叹、小情调、小恩怨,在浅表层面婉转低回。[9]这一时期的歌曲《纤夫的爱》、《赤裸裸》、《笑脸》等无不在表达一种简单的“爱情体验”,如《纤夫的爱》(尹相杰、于文华演唱、崔志文作词)歌词中有这样一段“我俩的情我俩的爱
    在纤绳上荡悠悠荡悠悠
    只盼日头落那西山沟喔,让你亲个够”,直抒夫妻间的情与爱;歌曲《赤裸裸》(郑钧演唱、郑钧作词)更以其大胆的“我的爱、赤裸裸、你让我身不由己地狂热,你不能让我再寂寞”的表白体现出现代青年个性张扬过程中大胆而现代的性观念,歌曲《笑脸》(谢东演唱、富钰作词)中“书上说有情人千里能共婵娟,可是我现在就想把你手儿牵”则反映出年轻人恋爱观的变化,等不得“但愿人长久”、活的就是现在。此类歌曲反映出中国新一代青年在价值观念上与80年代传统价值观念的告别,自我价值追寻转向更加人性化和个人化体验。

    四、21世纪新传媒时代——日益商业娱乐化的“爱情”

        进入新世纪,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受商业因素和后现代文化的影响,人们的价值信仰和道德意识已趋于失范,与“文学界亵渎崇高、躲避理想、取消意义相呼应”,成为一种“无主题变奏”。主流社会对流行音乐呈现出一种意识形态层面的批判与文化、商业行为层面“变相合作”的矛盾状态。[10]焦灼、空虚与失落的社会情绪中我们迎来了一个平庸、无聊、消解神圣和崇高的时代,拒绝深度、消解意义、回避主流话语、追求感官享受是这一时期流行爱情歌曲创作的基本取向。在这里传统的爱情遭到了颠覆,歌词似乎越来越热衷于表达对物欲、生理性快感的追求,尤其是网络歌曲与DJ摇滚曲的加盟,加速了对人们对原有精神世界的解构。歌曲创作已经步入了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创作、怎么创作都可以”的时代,尽管这一时期也产生了一些旋律优美、内容健康的爱情歌曲,但是也出现了一批格调不高的“文化垃圾”。如歌曲《独自去偷欢》、《情人》、《香水有毒》、《宝马车里的女人》、《飞向别人的床》、《那一夜》、《我需要》等。追求生理性的情欲发泄与感官刺激似乎成了这些歌曲获取市场的“卖点”,如歌词“独自去偷欢我谢绝你监管,道别你身边我寂寞找个伴。”(《独自去偷欢》)、“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不该嗅到她的美,擦掉一切陪你睡。”《香水有毒》、“那一夜,你没有拒绝我;那一夜,我伤害了你(《那一夜》)“是上帝酒后的过错,丢失了那禁果,扛不住本性的饥饿,我需要、我需要……”(《我需要》)、“你是我的情人,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用你那红红的嘴唇,让我在午夜里无尽地消魂。”(《情人》)等。

    尽管这些曲目不可能代表所有的流行歌曲,但也充分暴露文化消费存在的问题。有学者敏锐地指出流行爱情歌曲之所以会出现目前的“危机”。主要是因为其“都市性决定了它在文化上的时尚型和浅薄化,商业性决定了它的快餐性和垃圾化,亚文化性则决定了它的多元化和低龄化”,[11]这三个特征在西方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演变,而在中国以压缩的方式急速进行,迅速发展的结果只能导致浮躁和喧嚣中的迷茫,歌词题材的日益狭隘、歌曲创作与风格愈加模式化、庸俗化。“缺少理性光芒是当前歌词创作中需要关注的根本问题之所在。”[12]“我的爱情与政治、与他人无关”,爱情歌曲创作中文化内涵的缺位,同时也造成了审美的退化与人们鉴赏能力的下降。“今天的美学生产已经与商品生产普遍结合起来,美不再处于自律的状态,而是被定义为寻求快感和满足,是沉浸在灯红酒绿的文化消费和自我放纵。”[13]很多歌曲的创作者出于娱乐性的需要往往对罪恶、两性关系进行种种夸张或虚假的表现,把两性关系片面理解为性关系,采取自然主义的方式进行展示甚至赞许,毫无顾忌地冲击着社会道德底线,以满足低级趣味的审美需求,致使听众产生错觉,对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带来不健康的影响。

    五、“消费时代”爱情歌曲的“文化危机”

    流行爱情歌曲本质上属于“大众文化”,它的现状实际就是“大众文化”现状,它的危机亦就是“大众文化”的危机。大众文化与以往的精英文化、政治文化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它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只在乎销量”的媚俗性商业文化。它注重包装与推销而忽略“音乐本身”。为追求最大限度的“商业利润”,歌曲的创作者们乐于将文化的控制权让渡给了金钱、感性,致使大众文化把主体滞留在一种表演性的快感中,而遗忘了意义和生存本身。“走向消费的当代审美文化在消解原先的泛政治化的同时,也消解了人文精神”。[14]人们进入了一个以感觉、享受为目的的文化消费时代。这种现实生活的折射使得流行音乐的情感表达,呈现出一种非常畸形的风格和路向。爱情歌曲创作在一种尚未学会“人文思考”和承担“艺术责任”的背景下,急速地实现着从封闭的心灵状态向自由的心灵状态的转变。

    “音乐中凝结的历史是最真实的历史。”[15]当我们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曾经流行过的歌曲并分析其流行的原因时,我们便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在改革初期、社会转型时期的一段心路历程,同时也可以在这段回顾中返照我们自身的生存现状。流行爱情歌曲作为社会心理的一扇窗口,它不仅是每个人成长脚步的真实记录,也是一个社会成长历程的真实记录。透过流行爱情歌曲的碎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心里变迁的真实历史。这是中国流行歌曲的文化价值所在。流行爱情歌曲的嬗变也证明了艺术的全部人文价值就在于真实人性的复归。对于爱情这一音乐创作历久不衰的主题。你可以爱情至上、可以反话正说、可以夸张比喻,但定要有分寸,并非一味地滥情、煽情。近年来的实践证明,人性复归之后若不及时提出人性升华任务,过久地满足于或停留于复归阶段不思进取,势必产生返祖现象,导致人性的异化、思想上与价值观的混乱。

    回顾流行爱情歌曲创作的种种,如何看待目前的爱情歌曲创作,是思想的解放还是人文世界的错乱?放任抑或引导?正视和思考消费文化语境下爱情歌曲审美观念与实践转向中产生的新问题,应成为当下引导爱情歌曲乃至大众文化创作的关键。如何让人文关怀走进日常生活,矫正物质崇拜和盲目享乐的“文化创作与消费”倾向,客观准确进行“写实性创作”,应成为新时期爱情歌曲歌词创作的重点。

     

    参考文献

    [1].KTV点唱机-流行金曲200[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2011:02

    [2]李兰青.反叛与皈依的长征路[D].武汉:华中师大硕士论文,20057

    [3]周荫昌.如何看待港台流行音乐[J].人民音乐,198206):

    [4]王思琦.1978-2003年间中国城市流行音乐发展和社会文化环境互动关系研究[D].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文库,200547

    [5]钱彤.80年代中国大陆流行歌曲的崛起(下)[J].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0004):3 

    [6]郭宏斌.论加强新时期爱情歌曲创作的价值引导[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201104:67

    [7]岳春梅.中国大陆流行歌曲研究(1980—2005[D].重庆:西南大学,200629

    [8]金兆钧:颠覆还是捧场[J].读书,200202):105

    [9][2]:11

    [10]刘忠.国家话语·现代化话语·后现代话语—对当代流行音乐的一种文化释读[J].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01,(4):25-28

    [11]金兆钧.蜕变、仿徨、寻根与围城—中国流行音乐当下状态解析[J].艺术评论,2003(01)73

    [12]晨枫.歌词艺术面临的课题—从乔羽对当前歌词创作的谈话想起的[J].音乐天地,199902):21

    [13]李西建.消费时代的审美问题——兼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现象的思考[J].贵州师大学报(社科版),200503):16

    [14]郭锄非.当代通俗音乐的社会文化内涵解读[J].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3):166

    [15]金兆钧.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1

     

     

     

    Society Mirrored in the songs:

    -------An Investigation into Contemporary Social Changes in China

    Guo Hong-bin1     Liu min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an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 245041, China)

    (Gans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Songs are the products of society. Through them, we can learn about the major social values and structures, which are expressed in them, like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romance, social classes and attitudes. Analyses of the lyrics, exploration into people’s different understand of romance and ways of chasing it in different phase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long-term comparative study of love lyrics will help to understand the social changes since the opening-up of China and reflect on the ideological or spiritual outlook and survival condition

    Keywords: Sociology of music; love lyrics; text analysis; social changes

     

     

     

     



    基金项目:安徽省人文社科项目“基于音乐社会学视野的社会变迁研究”(项目批号2011SK425);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从爱情歌曲歌词中的求爱模式演变看中国社会变迁”(项目批号11YJC840013;

    作者简介:[1] 郭宏斌(1980 ),甘肃兰州人。安徽黄山学院经管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化社会学。

    [2]  敏(1946  ),甘肃定西人。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文化社会学、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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