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文化经常是在与周边地区的交叉发展中而形成发展的。我国隋唐时期的文化形成与汉以来的印度及波斯文化的传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继而我国的隋唐文化也对亚洲地区的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和地区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东亚汉字文化圈。这种现象同样也存在于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因此在研究中国音乐史的时候,我们的目光也应该投向我国的一些周边地区及国家,关注他们的音乐史发展及其研究状况。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朝鲜、越南和日本;铜锣文化圈的东南亚半岛;伊斯兰文化圈的阿拉伯地区(西亚)以及南亚的印度等各国的史料、文献以及考古图像史料等都应该是我们关注的对象。

    本文主要就上述诸国的历史文献、考古资料等的现状进行概述,同时考察中国的文献及考古史料在亚洲音乐史中的地位。继而概述亚洲各国的历史研究状况。

     

    亚洲音乐的史料及其性质  

    东西方音乐的历史记载,在其形态的表述中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于音乐本身的性质与叙述音乐史料的性质不同而形成的,实际上也是构成音乐史特征的重要依据。乐谱、传记、手稿等在欧洲的音乐史研究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它们在亚洲的音乐史中却并非如此,乐谱在音乐演奏和实践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与西方音乐相比可以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其数量也十分微少(相对来说中国和日本较多一些)。但不同的是理论书籍、美术、戏剧却相当丰富。以中国为中心,日本、朝鲜在一般的史书中以音乐制度、乐律理论、历史沿革以及音乐美学等的记录得到了充分的整理和叙述。它与音乐家的传记不同,音乐史叙述的整体与音乐的本身同时得到记录。在亚洲除文献史籍外,考古资料也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竽、瑟、三号墓出土的筑等乐器;湖北曾侯乙出土的编钟、编磬;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古笛、陶埙等。除了出土文物外,美术上的壁画、浮雕等也十分丰厚多量,我国新疆地区的库车、吐鲁番、敦煌、麦积山以及柬埔寨的吴哥(Angkor)、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Borobudur)遗址等都记录了丰富的音乐历史状况。这里值得注意的还有,现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大量隋唐时期传入日本的丝绸之路乐器实物,从公元752年收藏之今天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其中有1875件乐器,它们都是现在世界上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  

    中国古代的音乐文献史料

    在亚洲的历史文献中,中国的史料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在殷商时期就出现了记载历史的文字——甲骨文,春秋战国便有了大量的记载音乐文献著作。另外,从汉朝开始在中国的史料中,皇帝的敕撰史书可以视为正统的、高学术价值的史料。在这一类史书中以西汉司马迁首创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为开端,形成了后来的《二十五史》,被称作正史。它以纪传体编集,体列上分为三大类:天子·国家大事的编年记为中心的“本记”;记录文物制度的“志”③显著人物的传记,其身份从皇后到奴隶的“列传”。各项的分类之中有数卷“乐志”音乐志或礼乐志)。书中对各王朝的音乐(主要是宫廷、国家、贵族、官僚等上层阶级所享用的音乐)从历史沿革、音乐制度,到律学、歌词等进行详细分述,但没有乐谱。敕撰书中除此之外还有专门记载文物制度的九通,即《通典》141~147乐典,《通志》49,50,64为乐志;《文献通考》128~148乐考的《三通》与清乾隆时官修的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六书,再加上1921年完成,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刘锦藻撰的《清续文献通考》,共为十通。此外,唐朝以后出现集历代的政治、经济、艺术等之大成,并进行分门别类叙述的会要体样式。北宋·王溥的《唐会要》(乐类共16个条目32~34卷)、《宋会要》(乐类42~44卷)等是其代表性的作品。会要体属典志断代史的体裁,在分类上比正史更为细致,史料也甚丰厚,使用上十分便利。在上述的史籍中《通典》(唐)、《文献通考》(元)、《唐会要》(五代)等与《二十五史》乐志构成了古代音乐史料的主体。其次除上述的正史外,春秋战国以来还出现了各种关于音乐的论著。以内容来划分,思想、美学方面的有如公孙尼子的《乐记》、荀子的《乐论》、吕不韦所辑的《吕氏春秋》(战国)、阮籍的《乐论》(三国);乐律学方面有《管子·地员》、元万顷等奉武则天之命所作的《乐书要录》(唐)、蔡元定的《律吕新书》(宋)、朱载堉的《乐律全书》(明)、康熙·乾隆敕撰的《律吕正义》(清)等;在古琴方面有蔡邕的《琴操》(东汉)、朱长文的《琴史》、朱熹的《琴律说》(南宋)、朱权的《神奇秘谱》(明)等;另外从断代史来看,除正史外,随笔、笔记、诗词以及历史小说等都是记载当时历史现状中不可缺少的资料。如有关唐代音乐有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南卓《羯鼓录》、《全唐诗》、沈括《梦溪笔谈》、陈旸《乐书》、郭茂倩《乐府诗集》等;有关宋代的音乐除上述《梦溪笔谈》、《乐书》、《乐府诗集》外,还有王灼的《碧鸡漫志》、陈元靓的《事林广记》、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张源的《词源》等是唐宋时期不能缺少的文献。还有元朝的戏曲曲艺专著、明代以后的大量乐谱等都是构成中国音乐史的重要资料。像这样全面系统的文献史料在印度、伊斯兰以及在欧洲都很少的,尤其是像《二十五史》、《十通》这样详尽、系统的史书为中国唯有的史料资源。

    唐代以后,中国的学术、历史书籍得到了系统化的整合梳理,形式上出现了称之为“类书”体例样式,相当于百科全书。这类书大致有《初学记》(唐)、《玉海》、《太平御览》(宋)、《荆州稗编》、《三才图会》(明)、《古今图书集成》(清)等。上述书籍不管是敕撰的还是非敕撰的,它们都是从大量的古籍中梳理、罗列出来,分门别类地进行排列说明的书籍。因此作为史料非常便于使用。但由于在各代的编辑过程中有讹传、误抄的可能,因此必须带有批判的眼光去对待这些史料。

    在中国的音乐理论书籍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音律·音阶论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这同中国儒教的学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对古事件的解释存在着反复论述的倾向。这一现象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初见端倪,像从《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汉书律历志》的五声、十二律、三分损益法开始,后汉的京房的六十律、南朝宋的钱乐之的三百六十律、唐天宝年间的俗乐二十八调、南宋的蔡元定的燕乐调与十八律、到明的朱载育的十二平均律。他们对三分损益法所存在的旋相不能还宫的理论进行了近二千年的求索、换算。到了十六世纪下半叶当这个千年不解的转调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时却又被束之高阁、沉湎于书斋楼阁之中。这些理论几乎都没有真正得到实践。这种固执于理论到理论的演绎活动在中国古代理论研究中反映出中国古人对理论研究的一种宇宙观吧。

    乐谱

    从中国的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古老乐谱大部分被收藏于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乐谱是中国南朝梁代琴人丘明所传(六世纪)的琴谱——《碣石调幽兰》,该谱的抄卷原藏于日本京都市上京区西贺茂神光院,现归东京国立博物馆,为唐人的抄本。这是一种用文字来表述古琴演奏的乐谱。唐代以后出现了减字谱的指法谱、奏法谱(tableture),很多琴谱都被记录下来并用于实践。由文字所记录的奏法谱,约从唐代开始用于各种管·弦乐器的乐谱。从中国传入日本最古老的乐谱,藏于正仓院的中仓,是一份共有三十七贴的古文书(写经纸纳受帐),这份经卷上标明的时间为天平十九年(747年)726日,在其背面写有断简六行,即为《番假崇琵琶谱》亦称为天平琵琶谱。在琵琶谱中还有773年(宝龟四年)以前传入日本的《五弦琴谱》(五弦琵琶谱,通称为五弦谱),现藏于日本京都阳明文库。另外,20世纪初在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敦煌乐谱》,又名《敦煌琵琶谱》,今存三卷。该谱的抄写年代为五代长兴四年(933年),是唐、五代时期的重要文献。中国的乐谱,特别是琵琶谱于平安时期在日本得到了传承。《南宫琵琶谱》或称《贞保亲王琵琶谱》、《伏见宫本琵琶谱》由宇多法皇的敕令南宫贞保亲王所撰,完成于延喜21年(921年)。在乐谱的最后付载着藤原贞敏于承和5年(838年)从中国传来的《琵琶诸调子品》(28个调,实际27个调)以及贞敏的跋文。到了十二世纪中叶的长宽一年(1163年)又出现了源经信所作的《琵琶谱》;由藤原师长所作的12卷琵琶谱《三五要录》(11381192完成);与《三五要录》同作者的藤原师长还完成了雅乐筝乐谱的集成《仁智要录》(11381192完成)。日本平安朝以后的雅乐琵琶谱、筝乐谱等都得到了模仿和创作,并较自然地传承了下来。但是这些乐谱由于对节奏记录过于简略,因此至今仍是学者们攻克的难题。

    【朝鲜】

    朝鲜与中国地处半岛关系,文化交流一直很频繁,朝鲜深受中国的古代文化的影响。在史料的记载方式上与我国有着相似之处。《三国史记》、《三国遗志》、《高丽史》、《李朝实录》、《乐学轨范》、《增补文献备考》等史料以纪传体、编年体的形式构成主要的官撰书。《三国史记》为记载朝鲜七世纪前的三国时期的史料,是了解新罗、百济和高句丽历史的一部重要文献。其中记述了这一时期受中国音乐影响而形成的早期朝鲜器乐,如伽耶琴、玄琴、及三竹等。但由于该史料成书于12世纪,离记事的时期过于久远,史料的真实性受到怀疑,应慎重使用。而十五世纪成书的《高丽史》为纪传体,其中专门论述音乐的《乐志》部分是了解十二世纪初期宋徽宗将大晟雅乐赠给高丽王朝后的历史现状,以及当时朝鲜宫廷中的唐的俗乐、宋的雅乐以及朝鲜固有的乡乐所构成的三乐在宫廷历史演变的重要音乐史料。《李朝实录》是一部由一千七百余卷构成的编年体巨著,记载了从李氏朝鲜太祖(13921398)至哲宗朝(18491863)近五百年的历史。其中十五世纪中叶成书的《世宗庄宪大王实录》是了解十五世纪上半叶世宗朝宫廷雅乐的重要文献,其中还有大量的礼仪乐与雅乐谱。

    在朝鲜的历史史籍中除上述的乐器、乐种及宫廷的音乐历史沿革以外,古典歌曲的歌词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如歌词集《青立永言》、《歌曲源流》等都是李朝(13921897)宫廷的音乐史料。朝鲜的乐谱大致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传承下来的。其独自的文字音标谱以及能明示其节奏的井间谱是朝鲜音乐迈出了重大的一步,由此一部分艺术歌曲得到了复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部分古典的乐谱得到了五线谱化。《世宗实录》、《世祖实录》中的乐谱虽然没有完全被翻译出来,但基于原来古谱的基础,通过各种手段被大量地译成现代谱并付诸于演奏,实现了音响化。其中国立国乐院的“朝鲜传统音乐出版委员会”于1969年出版了五卷以英文版附加解说的古乐集——Anthology of Korean Traditional Music(《朝鲜传统音乐选集》)对了解和研究朝鲜传统音乐具有重大意义。玄琴及其奏法谱与现存的口授传承乐谱所作的比较研究,以及古谱的复原研究也比较深入。李惠求、张师勋等的著作对于平调、界面调等的音乐理论中经常使用的调子进行了深入的解析。从整个考古资料来看,与中国和日本相比量虽不多,但对于中国的雅乐以及雅乐器的研究,特别是现在的韩国留下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日本

    在日本的官撰史籍中于奈良、平安朝时编撰的《六国史》(成书于720901),为编年体体例。包括《日本书纪》30卷,《续日本纪》40卷,《日本后纪》40卷,《续日本后纪》20卷,《文德实录》10卷,《三代实录》50卷。是了解日本古代及奈良、平安时期宫廷文化的重要史籍。由于以编年体的体例撰写,因此没有分类的“乐志部分。关于音乐的记事一般都散见于各个不同的章节。十世纪以后至十一、二世纪出现一些实录、日记、随笔等,像《御堂关白记》、《中佑记》、《小佑记》、《九历》等都是这一时期十分重要的古籍。日本非常完好地保存了由中国及朝鲜等亚洲大陆传入的雅乐(实际上是中国的宫廷燕乐为主体),并得到了传承与发展。延历十四年(795)出现了模仿中国的踏歌、九世纪初又出现日本创作的器乐合奏曲《鸟向乐》等作品。至九世纪中叶不仅诞生了许多雅乐的演奏名手,而且还创作了日本人自己的雅乐曲《西王乐》、《长生乐》、《夏引乐》和《夏草韦》等[1]。十三世纪以后出现了关于雅乐的一系列史料,主要有《教训抄(狛近真,1010册,1233)、《续教训抄》(狛朝葛12701322)、《体源抄》(1511年丰原统秋1320册)、《乐家录》(安倍季尚,169050卷)等。关于能乐的文献有《世阿弥十六部集、还有声明理论书、筝曲、三味线等相关的理论书籍,它们构成了研究日本音乐的主要史料。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前后由日本的国文学界对能文献的解释、由声明学僧侣对声明的研究,声明、能乐等的许多文献史籍作为音乐史料也越发引起重视,并很快地得到深入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乐谱中有雅乐的乐器谱、声乐谱、能的谣本与吟唱的手付本、平曲的节付本、声明的博士谱、筝组歌与三味线组歌的文字谱、尺八的文字谱等。这些写本与少数的原版本都得到了整理并流传了下来。作为考古资料、以正仓院的乐器为首(共1875件),其中有很多古乐器得到了传承。其次有关音乐的资料还能从日本大量的绘画、雕刻等美术作品中寻找其渊源。因此就古代的音乐史料而言,现存日本的古代资料无论是质还是量都能与中国的史料相媲美。

    东南亚

    在东南亚由于缺乏一般史书记载,现在传承的音乐大致只能推定到十五世纪。要了解古代的音乐状况大部分还必须依靠中国方面的史料(正史中的东夷传、南蛮转等)。这一地区受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是越南。关于越南的史料有,(《安南志略》1340年成书;《大越史记全书》上中下,147918世纪末(编年体);《大南会典事例》(1855年)礼部69135卷有音乐的内容;《大南实录》20卷,18441909年成书;《历朝宪章类志》1821著;《雨中随笔》19世纪前半叶)。乐谱受中国影响很大,主要使用中国传入的俗字谱、工尺谱以及哼唱的打击乐谱。考古资料方面有柬埔寨的吴哥(Angkor)遗址(九十五世纪的佛教建筑群)、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Borobudur)遗址(建于公元800年夏连特王朝时期)等的雕刻、爪哇教时代的雕刻普兰巴南(Prambanan)遗址(建于九十世纪的建筑群遗址)等都是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文化遗迹。

    印度

    与中国和东亚相比印度对音乐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十五世纪以后出现了较多的作曲家、演奏家、理论家的传记、逸话等,还有一些口头传说的记载。在伊斯兰文化圈以及亚洲的音乐史中最为注目的是众多的理论书籍。其中现存最古老的是二~五世纪成书的《戏剧论》(婆罗达著,共36章,其中第28~36章论述音列、音阶、调式、斯鲁提(shruti)音律),该书以舞蹈、戏剧为主、音乐也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对二十二音律、七声音阶以及音组织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还涉及了乐器维纳琴(Vina,弦乐器)等的演奏法。

    继婆罗达之后的音乐理论家娑楞伽提婆(Sarngadeva,1210~1247),是一位曾供职于宫廷的重要人物,他十三世纪完成的《乐艺渊海》是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著作。该书共七卷,分别对乐律、调式、曲体、作曲、歌唱法、节拍与节奏、乐器与演奏、舞蹈与表演等展开论述,是继《戏剧论》后印度第一部最重要的音乐论著。

    后还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理论研究著作,但真正的理论著述则是在十三世纪以后再度出现的,这是由于伊斯兰进入北印度之后,印度逐渐走向伊斯兰化。毫无疑问伊斯兰音乐的科学性对印度产生了极大的刺激。这一时期以来,称之为印度音乐的灵魂——拉格(Raga)理论是婆罗达与新时代之间渐渐的发展起来的。由于宗教的关系,在印度的考古资料中古代的美术(主要是雕刻和壁画等)与伊斯兰时代以后的细密画占据了较大的比例。

    【西亚】

    西亚的音乐文献大致是从七世纪进入伊斯兰时代后才有记录的。关于这以前的阿拉伯音乐以及三世纪到七世纪的萨桑(Sassanidae)王朝的波斯音乐,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从伊斯兰文献中得到推测。波斯的音乐资料不太多,作为考古资料有塔克博斯塔恩遗址留下的一些未完成的浮雕作品,其中有竖琴、小号、四弦乐器琵琶类乐器(Barbat)、鼓等乐器。七世纪以后西亚逐渐进入伊斯兰时代,史籍中关于音乐生活的记录、数量甚多的理论书、细密画为这一地区的重要史料。

    【历史的研究

    从上一世纪初叶开始,在欧美一些音乐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以作品样式为主要对象的研究逐渐转向以“音乐活动”整体为对象的研究。而音乐史学的研究则是以音乐学与音乐史学(一般史学)交叉融合的一个学科,因此如果音乐史限于“历史”这一个层面来理解的话,那么音乐史的叙述是建立在史料(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构成的。而史实是建立在对史料的收集、批判、分析与综合等的梳理基础之上。在这个过程中把握各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音乐的题材、样式等的历史流动,从宏观与微观的不同层面来洞察和分析音乐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流动状态,把握这种历史流动的方式无疑是多样的。可以是以音乐的题材、样式为主体;也可以从美学意识、社会现象等方面来窥察音乐的实质,揭示历史的文化现象。

    关于音乐史的写法,除通史外还必须分述断代史、音乐体裁、乐种史等。史学著作有本国人写的也有他国人写的,对于历史时代的划分也有各自的见解,体例也不一,种类、样式上非常多样。以下想从音乐的世界史与国别史两个方面来举一些例子。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在世界音乐通史上的话,库尔特萨克斯(Curt Sachs188119591940年撰写的《乐器的历史》(The history of Musical Instruments,New York,1940)是值得一提的,他把世界乐器的历史分为史前、古代、中世和近代,按东、西方历史发展的线索进行平行叙述。这可以说是世界上首次出现的以乐器为主体线索撰写的世界音乐通史。其后是德国学者W·维奥拉(Walter Wiora,1907~)1961年完成的《世界音乐史—四个时代》(Die vier Weltalter der Musik,Stuttgart,1961)也是一部将东西方音乐现象融为一体进行横跨面平行叙述的世界史专著。

    这一时期作为一般史的世界史的体系与研究方法,还处于摸索阶段。因此,如何撰写世界音乐史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笔者认为将视线投入世界音乐史以前,首先必须科学地完善东方音乐史的体系。即以科学、客观的方法来编写是必要的。田边尚雄1930年的东洋音乐史》;岸边成雄1948年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是其尝试。但是,两者首先在世界史,东方(亚洲)史的体系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其实欧洲音乐史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里民族文化的一体化现象,东方要比欧洲复杂得多,作为一个文化圈要形成体系是很困难的。无论是东方音乐史还是西方其他地区史都难以完整地叙述各民族与国家、从古代到现代的完整的历史。在对世界史的尝试中有奥地利音乐学家安布鲁斯(August Wilhelm Ambros)的《音乐史》(Geschichte der Music)全五卷,其中前三卷是他个人约在19世纪下半叶完成的);菲迪斯(F.J.fetis)的《音乐家传记及一般的音乐书志学》(183544)的音乐史那样,将东方音乐与古代欧洲音乐以横向的历史线索进行平行论述的专著。C.萨克斯1940年的《乐器的历史》和他的1943年的《音乐的起源》(The Rise of Music in the Ancient World:East and West New York,1943)其时代观显得比较暖昧。田边尚雄1930年的《东洋音乐史》以“中亚音乐的扩散”、“西亚音乐的东流”、“回教及蒙古勃兴的影响”、“国民音乐的确立”、“欧洲音乐的侵入与东洋音乐的世界化五个章节分别进行论述的。岸边成雄1948年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东京,1948)也同样把东方音乐史以“古代前期固有的音乐时代”、“古代后期国际音乐时代”、“中世纪民族音乐时代”、“近·现代世界音乐时代”的四个时期。上述的田边与岸边的著作都以亚洲为地域史整体来叙说,但时代的划分以及某些历史观上有些分歧,不过像这样的通史在日本以外几乎很少。W.维奥拉1961年《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设定为“史前与古代”、“古代高度文明中的东方音乐”、“西洋音乐的特殊地位”、“技术世界的产业文化的时代四个时期,其中在东方这一部分,如何去把握古代、中世纪与近代的断代划分上很不明确,这里存在着较明显的史料不足因素。

        在叙述世界音乐史中,较重要的是对历史发展的评价。比方说中国的京剧、日本的能、印度的拉格、印度尼西亚的甘美兰等,这些音乐体裁、样式在世界音乐史中应该置于什么样的地位?像这样的比较与评价如何避免主观意识来建立起音乐史观是十分艰难的。仅仅展示一张详细的年表是不能成为史学的研究成果。以客观史实、全面横向类比的评价来建立起音乐史各时期的发展特征是非常必要的。对音乐的历史评价,体裁样式史与社会史不能分离叙述,因为音乐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及环境文化中产生的。

      在地域、国别的音乐通史是分别以民族、地域及历史断代、体裁分类来叙述的。除西洋音乐史以外,中国、日本和朝鲜在国别史的通史中成果不菲。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末期就已经出现了对江户时期的音乐进行总体记述,尤其是特定种类的歌曲和净琉璃(一种说唱音乐)的专门论述著作——《声曲类篡》[2]斋藤月岑,1847)。该著作以净琉璃为中心,收集了江户时代的律调、词章、演奏者的传记、曲目、年表等。在这一领域内,它的资料详细、分析透彻,很具权威性。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日本音乐史中最初的通史专著——《歌舞音乐略史》[3](上下二册,小中村清矩,1888年)是一部编年体著作,但其整体以详实的资料为基础,其历史的真实性受到高度评价,是一本对雅乐制度进行论述的最早专著。1932年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1965年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等可称为日本代表性的通史著作。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是一部从文化史的角度,摄取民族学的方法论,但是作为历史学的方法论略显陈旧。而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则是总结、归纳了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提炼出历史事实并以时代的顺序所完成的一部简练明了、忠实于史实的通史。但是整部著作中没有用乐谱来阐述音乐现象和理论问题,留下了一些遗憾。 

       中国近代出版的音乐通史大多出现在民国之后。均采用编年体的叙述方式。整体上来看大致有1929年郑觐文的《中国音乐史》、1934年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1935年朱谦之的《音乐的文学小史》、1953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1981,《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等主要的通史。上一世纪的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大批的中国音乐史著作,尤其是古代音乐史方面,虽然其中不乏有独到见解之作,但是在一个国家中出现了如此之多大同小异的音乐史学专著,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中少有的。关于中国音乐史还必须提到的是法国的东洋学者Maurice Courant l921年(Essai historique sur la musique des ChinoisA.J.A.Lavignac编撰的《音乐百科辞典》(第一部、第一卷)该书比较详细且是一部最早的中国音乐通史。

    关于朝鲜音乐史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飞速的发展。1964年由李惠求、张师勋、成庆麟共著的《国乐史》、1967李惠求的《韩国音乐序说》通史,从体例到形式都非常完整,历史考证也深入细致。上述的通史,以史料的考证、文献的解释及李朝以来的乐谱分析等,在各领域多层面进行研究所形成的著作。这些通史较多地受到了日本的东方音乐史、日本音乐史、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影响。有关韩国音乐史学的研究,近年来除了本国外,欧美对其研究,尤其是唐宋以来中国流入朝鲜的宫廷乐研究也形成了一股较强的势力[4]

    东南亚和印度的通史还没有完全形成系统。有关越南的传统音乐,陈文溪于1962年完成的巴黎大学的博士论文《越南传统音乐》[5]是了解越南音乐的历史、传统器乐、乐律乐调、宫廷乐种、仪式音乐等的理论专著。关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吧哩的音乐可参阅麦克非(McPhee)的著作。但是这些都是概论性的著作,作为通史还缺乏一定的文献史料上的梳理和积累。印度本国人写的通史有 Prajnanananda的巨著《印度音乐史》(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Indian Music1960)。以及《印度音乐的历史研究》(A Historical Study of Indian Music,1965),此外同时代的还有 P.Sambamoorthy的《印度音乐史》(History of Indian Music1960)。这些著作在史料的批判、考实性以及音乐史现象的解析、演绎上都还没有真正达到深入、详尽的研究地步,作为通史来说还只是一个初级阶段。十三世纪以来有很多理论书。古代印度音乐以史学的角度来考证的有邦达喀尔劳(Rao Bhandarkar)、考马拉斯瓦米(Ananda Coomaraswamy)等各种不同体裁、样式等领域的出色研究。因此产生一些优秀的综合性通史是可以想像的。但是由于印度人比较关心和注重音乐的演奏,而对历史的研究重视不够。在研究印度音乐史中欧美人对印度关心的人很多,但作为历史性考察的著作却不多见。1941年法国学者CMarcel-Dubois的《古代印度的乐器》Les instruments de musique de I'gnde ancienne Paris,1941)是一本比较突出的著作。  

    关于西亚的音乐史学,很少见到由本国人撰写的,几乎成了欧美人独占的一席之地。很多理论书的原始史料被运往欧洲,成为欧洲人研究的重要基础。1842年凯萨魏特(R.G.Kiesewetter)的《阿拉伯的音乐》(Die Musik der Araber, Leipzig 1842)为起端很多学者对伊斯兰教音乐开始进行历史性的考察。关于阿拉伯音乐史的研究必须提到的人物是英国学者H·G伐玛Henry Geory Farmer,他在1929年完成的阿拉伯通史——《13世纪前阿拉伯音乐的历史》(A History of Arabian Music to the 13 Century 1929年)是一本以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等的文献为原始史料而完成的专著,时间上一直写到伊斯兰王国的阿巴斯王朝(Abbasid 813世纪)灭亡为止的一段音乐历史,该著作出版后几乎半个世纪一直成为阿拉伯文化圈以外唯一的一本权威性阿拉伯音乐史的专著。翌年,他的一本题为《受阿拉伯音乐影响的历史事实》(Historical Facts for the Arabian Musical Influence, 1930年第一版,1970年第二版),以翔实的事例证实了西方音乐中受阿拉伯音乐影响的因素,并以大量的史料证实阿拉伯音乐通过西班牙半岛进入欧洲的历史事实。接着,四十年代他的一本《阿拉伯音乐的史料》(The Sources of Arabian Music,1940年,1965年修订版)是从817世纪对阿拉伯音乐的理论、演奏以及历史相关的原始史料进行的解说集,对理解早期阿拉伯音乐是极其重要的研究手册。关于阿拉伯音乐,这里还要提及的是黛岚捷RDErlanger编撰的巨著《阿拉伯音乐》(La musique Arabe Paris19301959年编撰,全六册的)。这是一套历时近三十年的劳作。第一卷和第二卷上半部分为阿尔法拉比的《音乐的大著》法译本。第三卷是萨菲•阿迪恩的《旋律的写法》全译;第四卷为奥斯曼帝国时期献给穆罕穆德二世的《音乐通论》;第五卷是近代阿拉伯古典音乐的理论与实践相关的研究,其中涉及到音阶、旋法和一些文献;第六卷为阿拉伯音乐的节奏组织与曲式分析。全书还包含着许多五线谱的谱例。该书是一部十分系统又全面论述阿拉伯音乐史的重要著作。

    关于阿拉伯音乐的研究,六、七十年代开始在德国、法国于都有过一些深入的研究,如1970年出版苏普勒(Spuler)编撰的《东方学手册》(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c)的第一部别卷4《东方音乐》(Orientalische Musik)所辑录的论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的音乐》(Die Musik des arabisch-islamischen Bereichs)是对七十年代以前有关阿拉伯音乐研究的历史总括。对阿拉伯音乐技术理论的研究还有赖特(O.Wright)的《阿拉伯-波斯音乐的调式与体系》(The Modal System of Arab and Persian Music 1978年)等[1]。伊斯兰音乐在东方的研究较早的有日本的学者,1936年饭田忠纯的《中世纪阿拉伯人的音乐观》[2]。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岸边成雄于1952年完成的《音乐的西流》(东京《音乐之友社》),1983年被译成中文,改名为《伊斯兰音乐》(上海文艺出版社,郎樱译),这是一本八万字左右的小册子,但它却对我们中国了解伊斯兰音乐几乎是唯一的一本中文专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论著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伊斯兰音乐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以比较音乐学的研究方法论述了阿拉伯音乐与希腊、波斯及印度音乐间的关系,并进一步以实例阐述了伊斯兰音乐对欧洲和东方的影响,对前人的研究总结也十分客观翔实,是一部非常明了易懂的伊斯兰音乐专著。

    另外,亚洲地区以外有许多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地区,原因是文献资料的缺乏,研究者一般只能从民族学、民俗学的角度入手。因此,要完全精确地把握古代音乐历史状况还存在一定的困难。这种情况在亚洲的一些地域也都存在。

    以上主要对亚洲地区的音乐史料及音乐研究状况,按地域及文化圈作了一个归纳和综述,限于自己的外语水平及有限的资料只能做一个浮光掠影的描述。我国的音乐文化与亚洲各国间有着极其密切的互动关系,相互间的交叉、渗透从古代的丝绸之路中国引入西亚及印度文化外,隋唐后中国的文化对东亚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中国殷商时期的青铜文化又怎样对东南亚半岛的铜锣文化产生影响等都交织着千丝万缕的文化流动关系。因此笔者在执笔此文时的一个主导思考是:我们在研究中国音乐史的时候不能忽视关注周边地区相互间的文化渗透和交叉现象。对周边地区文化的研究和了解也是对本民族文化了解的重要步骤。

     

     

    参考文献

    1,《二十五史》(全十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1995年第二版

    2,《六国史》朝日出版社

    3,岸边成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弘文堂,1947

    4,吉川英史《日本音乐的历史》创元社,1965年第一版,1995年第二版。

    5,岸边成雄博士古稀纪念出版社编《日本古典音乐文献解题》讲谈社,1987年。

    6,岸边成雄《伊斯兰音乐》上海文艺出版社,郎樱译,1983年。

    7,《音乐大事典》平凡社,1982

    8,《日本音乐大事典》平凡社,1989

    9TRAN Van Khe La musique vietnamienne tradionnel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08,Boulevard Saint-Germain-Paris 1962.

    10, Arab Music from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Edited by Stanley Sadie



    [1] 参见《音乐大事典》平凡社,1982年,第四卷,1705页。

    [2] 日本《东洋音乐研究》第一集,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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