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音乐创作的理论研究、评论与国际推广(2

    --“中国音乐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暨纪念‘兴城会议’30周年高峰论坛”

    主题综述之五

     

    作者:彭熠璨

     

        1127日上午830分,中国音乐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暨纪念‘兴城会议’30周年高峰论坛”·嘉宾对谈(四)于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召开。此次会议议题为《当代中国音乐创作的理论研究、评论与国际推广(2)》。此次会议发言人有:美国季刊《音乐中国》主编周勤如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员戴嘉枋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汪申申星海音乐学院教授罗小平天津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明言、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汤琼,主持人为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韩锺恩
     

        周勤如的发言主要聚焦于中国音乐的国际推广和理论创新两方面。周勤如回忆求学美国经历对他学术积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后着重介绍了由他创办的以译介中国音乐文献为主的英文学报《音乐中国》,并在国际上取得了好评。在理论创新方面周勤如提出了“音乐分析学”的概念,推动国内音乐学术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提倡“看透世界、发展自己”的学术建设理念。周勤如从他“平地扣饼”的经历中总结出的经验是:按着旧的章程不能完成目标,需要制度创新。要有人头破血流的走出经验,国内要重视培养精通英文-音乐的双语学者,并重视与国内多方的合作。
     

        明言则谈了“三性问题”、“二类问题”、“内外关系”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三性”指的是世界性、民族性、个性。明言老师着重强调了个性。并说个性不是个人主义的膨胀,而是作曲家独特的品质和个人化的语言如何强调都不过分。“二类问题”则是音乐他律自律问题的探索。“内外关系”则是关于内部需求和外部世界的取舍。明言将中国作曲家概括为“三原色”:引领潮流之先的谭盾;实现自我的朱践耳;叛逆、批判的王西麟。但这三种态度都有所缺憾,此时就需要音乐批评的积极介入来调整比例。音乐评论在20世纪至21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三级跳”过程,从学堂乐歌到一度停滞再到兴城会议后的繁荣。最后明言号召音乐圈要放下所谓的“圈子文化”,积极入世,从而为培养大众的审美出力。
     

         戴嘉枋回忆了解放后的80年代,人们当时虽然物质基础不丰富,但指点江山,对文艺有真切的追求。而现在则是物质丰富,却作品和追求粗糙。“钻石价,玻璃渣”这种可怕的现象竟成为常态。戴嘉枋指出,作曲家要对自身有要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曲家作为作品的创造者需要对作品负责。同时也要抛弃非黑即白的传统二元化思维,音乐批评要秉笔直书,不能作为作品的附庸。
      

        罗小平主要关注作品的传播方式,并归纳为四个环节:外化、活化、音像、接受。在外化中,经过罗小平的调研,出版的门槛比较高,录制的中国作品也很有限。活化是二次创作的过程,但没有深入学习就无法完成作品的活化。第三环节音像是对前两环节的强化。但四个环节是多途径中互相影响的关系,不可单独割裂。并用贺绿汀先生的牧童短笛这部作品几十年以来的生命力作为例子。
     

        汪申申先谈论了理论和实践的问题。提出理论和实践不是互相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观点。并强调音乐评论是为了听众而写,重要之处在于能激起听众想听的欲望。评论不是为了作曲家写,但可以帮助作曲家发现作品中的优劣之处。对于创作问题,汪申申认为作曲家不能成为金钱的奴隶,且需要宽松自由的创造环境。金钱应该流向交响乐团演出新作和出版商而不是个人。
     

        汤琼认为作曲家需要更多的空间,不应该用是否传统来进行限定。关于教育则需要更深层次对音乐理论和创作的理解。演奏家也该积极与理论界进行对话,从而形成良性的氛围,自觉演出中国作品。
     

        主持人韩锺恩总结到作曲家的委约作品对作曲家的时间限定对作曲家本身也是挑战;而在专业音乐学院的教育中,如何在教学环节中传播当代音乐也有其困难:一是时间有限,二是需要相应的教材。呼吁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教育部基地多关注这方面的内容。

        这场座谈会对当下音乐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探讨,各位专业学者也对行业内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解决之道。对当场听众都带来了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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