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9日下午2:30,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主办学术讲座音乐学院101会议室如期举行。本次讲座由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博士生导师田可文教授主讲,讲座的题目为《音乐历史观与研究模式的求证》。主要就田教授在1986年辽宁中国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座谈会上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交流,同时这个会议今年11月份在上海也会继续召开。  

        一、怎么看待音乐历史发展  

    部分音乐史学研究者认为音乐史学从周代就开始有了,田教授却认为当时只有音乐史料,没有音乐史学。中国音乐史学如仅作为一种历史观念,可以说应是和历史学本身一样古老,自从人类发明了文字,便有了史的记载。例如甲骨文之类的音乐记述,但是音乐史料和音乐史学不一样。音乐史学是学科,音乐史研究是音乐史一个重要方面,20世纪初,学科建立是和研究成果发表分不开的,当时有叶伯和、朱谦之等人,叶伯和是最早出版《中国音乐史》的人,这些作品的发表为学科建立都作出了贡献。20年代有一些早期的中国音乐史著作,后来30年代就有王光祈、缪天瑞朱谦之等人出版的一些书,到了50-60年代,杨荫柳、李纯一等人的著作大大丰富了音乐史学。当时的音乐观念也有变化,开始用民间音乐丰富音乐史的研究,例如当时杨荫柳先生搜集老家无锡的音乐,后来阿炳去世,杨荫柳先生此举使我们早先知道了二泉映月。而且李纯一的音乐研究还涉及考古学领域,使得这个时期中国音乐史的研究逐步丰满起来,但是当时的研究者屈指可数。在60年代中叶以后音乐研究开始停滞,音乐史提高到学科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70-80年代,当时杨荫柳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下册也出版了。1958年大跃进,诞生了梁祝等重要作品,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提到了日程上,研究队伍不断扩大,一些专著相继问世,更使得音乐史学界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尤其是民族音乐学概念被提高到应有的高度之上,使得中国音乐史研究有很高的成就,研究者们开始向音乐史学的深沉挖掘。  

    二、音乐研究的方法与模式  

    田教授认为中国古代音乐研究方法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种是通过古代文献与史籍来研究的模式,主要以王光祈代表;第二种是以出土文物为依据,进行考古学式的研究,以李纯一为代表,例如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也确立了考古学学科的建立;第三种是以古代文献结合考古学以及加上音乐实践进行研究,是目前最重要的研究方式;第四种是应用于其他学科联系的方式、从理论上加以分析,依赖于前三者的研究之上。这些研究模式说明音乐史学不能独守门户,在整个社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观念不断发生新的变化之际,音乐历史研究方式也要更新与发展。至于研究思维方式,历史学家把历史分四个层次,套用历史的层次在音乐史学中,田可文教授把音乐研究模式分为三种不同层次的构架:第一种是微观音乐史学模式;第二种是中观音乐史学模式;第三种是宏观音乐史学模式。我们必须从这三种相辅相成的研究模式来进行研究,才能回答“什么是中国音乐历史”。  

    最后田可文教授与在场师生对于中国音乐的本质问题进行了交流,在田教授耐心的讲解与丰富理论知识的灌输下,我们更加了解了音乐史料与音乐史学的区别,也在其中认知到研究工作者需要用怎样规范的方法去研究音乐史。中国地大物博,各地的音乐史还不健全,正需要我们这些音乐研究者去探索、去补全,才能真正的丰富我国的音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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