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学与公众(Musicology and the public)

    ——Winter教授10月31日课程综述

    整理人:陈绪、张人婕

                                

    结束了前几周相对复杂的音乐理论问题之后,本次Winter教授将与大家讨论的是有关公众音乐学(public musicology)的专题。本次课程主要围绕如何成为“公众音乐学者”展开,鼓励大家在学习中打破固有思维定式、保持开阔好奇的态度,在学术中探寻多文化、多领域的结合,从而扩大音乐学的受众和影响范围。

    首先我们如何界定“公众”(public)的准确意义?它的反义词是“private”,小范围地做学术研究或朋友间的交流,这些都是“private”的事情。各位将获得上海音乐学院的硕士学位、甚至博士学位,也许会选择进入高校任教,而进入高校后,你们可能最先考虑如何成为一名副教授,这需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核心论文,以及在其他重要期刊上发表两篇以上的论文。而获得教授的职称也会得到相应的薪资报酬,但这些也同样是“private”的事情。

    但是教授今天想为大家提供一些关于思考未来职业的不同角度,如何更好地运用和发挥你们的专业专长。这在我们身边中已有非常好的典范榜样——活跃于各式音乐活动的孙国忠教授和杨燕迪教授。我几乎每周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杨燕迪教授,你们可能觉得电视早已不重要,但事实恰恰相反,电视的受众非常的广泛,他们在电视上收看杨教授关于古典音乐会的出色分享,随之改变欣赏古典音乐的方式并逐渐爱上古典音乐。现今很多学者和教授仅仅只是践行了一种狭义的音乐学(narrow musicology),他们生活重心被自己的生活琐事所占据。但是本次讲题的重点是提醒大家对于世界、社会的责任。2013年,教授在沈阳参加了“西方音乐学会第四届年会”,并遇到了许多杰出的学者,大家从中国各地汇集于此并通过论文分享各自的观点。大家可能认为这就是音乐学者的工作,事实上这并不完全是,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成为一个创新者(difference maker)。金毅妮教授向大家讲述了她上周前往贵州支教的经历。有很多音乐、绘画、科技方面的任教老师都加入了支教队伍,他们帮助贫困学生进入到新的学习领域,基于各自专业奉献一己之力,给世界带来不同。Winter教授称赞金老师的事例正是公众音乐学的优秀范例,在社会中我们扮演的角色是多重的,运用自己的能力为社会做一些公益及其他事情,这是我们的责任。再比如,向一些诸如《书城》、《读书》等非音乐专业期刊或书籍投稿文章,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在有些情况中我们别无选择,我们终日生活在音乐学院里,被工作所累,学术性的论文仅为专业人士而写,于是领域变得越来越小。但这并不是一件值得乐观的现状,因为中国文化的其他一些领域正在扩大影响力,并最终会吞并其余。孙国忠教授近期出版的新书《向交响乐传统致敬》,收集了一系列面向广大乐迷的、非学术性乐评文章。这本书将扩大我们专业领域的影响力,让更多人对古典音乐产生兴趣,对音乐会产生兴趣。而这就是公众音乐学的意义所在。

    我们把视角转回美国,在早期,公众音乐学起源于一些想谋求更多报酬的人们。他们面向社会上的歌剧爱好者、交响乐爱好者、室内乐爱好者们讲解音乐,这种行为仍然活跃在美国当代并且很有价值。我们要保持一份开放的、好奇的学术态度,并以此来扩大自己的触及领域。这也正是库克教授(Nicholas Cook)的杰出之处,他的文章几乎涉及了一切主题。然而,他的书也常遭到一些负面评价,但最终结论往往是称赞其书具有极高的阅读价值,是应该学习的榜样之作。库克教授在写作上有强迫症,他习惯于使自己的文字具有明显的对话风格,这样的文字能够让读者通过阅读产生与作者进行交流的情感体验,得到某种程度的愉悦感。库克教授在书中经常运用术语,但随后便会对术语进行简明易懂的阐明,使更多的读者能够无障碍的阅读。

    接下来,教授谈及美国音乐学和西欧音乐学(尤其是英国音乐学)之间的区别。美国拥有两千甚至三千多个音乐学家,但是音乐学与其他学科(比如与艺术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学科)之间的交汇融合较少。而英国则完全相反,是一个消费和融合全世界文化的国度。伦敦每晚约有30多个大歌剧院和不计其数的小歌剧院同时上演歌剧,还有数百个博物馆和几十个小音乐厅(流行和摇滚乐)。现如今,英国的人口非常少,是中国的六分之一,(而美国占四分之一),全英有三四十所大学,平均每所大学仅有两三个音乐学家。但与美国不同的是,英国的每座城市均使用统一的英语,所以城际间的沟通合作较为容易,跨学科间的交流也很常见。此外,英国政府极力支持学者到世界各地去讲学,这促使英国成为跨学科活动的活跃国度。近期来我院进行讲学的约翰·林克John Rink)教授,在英国伦敦出生长大,国家给予他极为丰厚的学术赞助和支持,让他顺利完成国际间跨学科交流的访学。但由于英国缺乏相关学者资源,所以能够学习有关跨学科性质的课程机会非常小。而上海音乐学院的国际交流活动十分频繁(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一年全系加起来只请15个学者来校访学),优秀的学科专家都会被邀来讲学,各类讲座琳琅满目。教授建议大家保持好奇心,尽量多去聆听各学科的讲座和论坛,这些内容也许会使你获得意料之外的惊喜。无形中,大脑获得了新的刺激,而只有得到新的信息时,人的思维和智力才会成长。Winter教授的授课过程即是一种中美思维模式的碰撞的过程,许多新鲜的信息和刺激都在交流中迸发,这使教授与学生都获得了成长。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局限于自己狭小的研究领域,发表了一篇篇的学术文章,但教授对这样的趋势并不乐观。

    “公众音乐学”究竟意味着什么?在美国,它基本是指音乐教育。音乐教育的研究和工作范围属于文化传播的性质,尽管很有价值,但仍然存在问题。仅仅在校园中教授知识或接受知识都是局限的,很少有新鲜知识和信息的涌入。这种音乐教育模式导致了美国文化的分水岭,19世纪70年代迎来了第一次浪潮——新音乐学。当时,美国在越南大幅增加驻军数量,并将多米诺骨牌理论(游戏规则很简单,将骨牌按一定间距排成单行,推倒一张骨牌,其它便发生连锁反应依次倒下)依次运用于老挝、柬埔寨、印尼和新加坡。1970年的时候,美国有很多青年因为反对战争和警察抗议、发生冲突。这场战争持续了四年之久,美国在东南亚杀死了几百万人。就在那一年,杰出的美国作曲家——乔治·克拉姆(George Crumb)发表了作品《黑天使》,这是一部电子弦乐四重奏,小提琴、中提琴及大提琴均装有麦克风来扩音,使乐器发出非常尖锐的声音,削弱了弦乐的歌唱性线条。这部作品尽管没有明确提到“越南”、“反战”和“反暴力”,但它非常受欢迎,因为每一位爱好和平的听众都知晓它的意义。这场战争之后,“副产品”出现了。(在中世纪及早期文艺复兴时期,西方音乐是十字军东征的副产品,故当时的西方音乐大部分模式源于中东音乐。)美国和越南的战争带来的副产品是亚洲音乐——战后美国士兵把亚洲音乐(流行音乐、爱情歌曲和中国音乐)的磁带带回到美国。美国的公立学校开始提议要学习亚洲传统音乐,甚至是流行音乐,因为亚洲音乐逐渐在美国文化占据一席之地。美国不是一个熔炉,每个公民都保留各自的身份。美国文化包含有亚洲的文化成分,这是士兵从越南带回来的。非常令人扼腕的是,必须经历如此多的死亡和破坏,才能换回一份充满活力的异域文化元素。

    而谈到美国公立学校的课程设置情况,大多学校里面的教师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体制(像UCLA等),被问到是否愿意与学生分享亚洲传统音乐时,他们只说这是极好的建议,但并不会有实际行动。因为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西方古典音乐与亚洲传统音乐相比,前者地位自然更高。美国是最先开始大幅减少那些“无关紧要”的音乐课的国家,19世纪70年代教师讲授西方音乐作品的方式和四十年前别无二致,并没有任何时代性。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20年,直到美国公立学校建立了流行音乐的正规教育模式。随后,美国成立了一个大型文化团体,他们的初衷是去分享亚洲传统音乐,当然老师也会教授一些西方古典音乐。Winter教授十分赞赏我校拥有优秀的传统音乐学体系和先进的西方音乐学教育机制。希望大家能认真思考中国传统音乐正在如何和我们每一个人发生产生联系。教授介绍了两种文化理论,其中之一被称为“零和博弈哲学”。来源于零和游戏(zero sum game),实际上与数学密切相关。比如,40人分30块披萨,披萨是整个游戏中唯一的全部,每个人的目标都是为了得到披萨,这意味着一定会有人没有披萨。如果一个人拿到,也许另一个人就会没有。美国的右翼政治被这种理论主导,他们认为如果中国变强大,美国就会被压制,那么中国将带走美国的一切,这种想法当然是很愚蠢的。目前有许多中国公司与美国公司保持紧密地合作,以改善中国国内空气质量,因为美国也明白中国空气质量的提升会使中国人更健康、寿命更长,这样中国人或许可以购买更多美国产品。另一方面,美国人如果更健康长寿的话,也可以购买中国更多的产品,这是互惠互利的。没有一个合适的词与“零和博弈”相对,但基本上教授称之为“共赢”的文化和经济,这意味着更好的印度、更好的缅甸、更好的南美以及更好的每一个人。美国学生接受的是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从名字来看它不是保守的教育模式,“Liberal”意味着慷慨、开放、和包容,类似中国古代儒家的“六艺”教育。多了解和参与各个学科,物理、数学、社会学、艺术、和历史等等,这会提供多种理解文化的思考方式。通过博雅教育培养出的学生,会有一颗包容的心对待不同的文化,文化并无高低贵贱,每一种文化都值得学习和感受。但美国的右翼势力并不喜欢现在的大学,他们希望大学的培养方针就是训练学生的职业技能,日后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当下美国最受欢迎的专业是什么?是商业。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学习商业,但即使学生拿到商业学位也未必能得到一份好工作,因为苹果、微软等大型公司的面试官们总是在寻找能够跳出思维模式的人才。而这在某种意义上和公众音乐学殊途同归,我们的音乐学家也应该打破思维定式,敞开心扉,多接触不同的学科。

    Winter教授提醒大家要珍惜与访问学者沟通的机会,这十分宝贵,可以让你了解到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与思维。每一种文化都有其优点和缺点,没有永远的先进之分。如果你在美国住上一年,你会发现在一些学校仍然存在种族歧视。仅仅因为外貌上的差异,有些同学就会可以疏远你,当然这仅是很少部分的人群。现在大家身为中国的公民,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全世界的公民。当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来到中国,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前往美国,那么中美之间的相互理解也会随之增加。这种相互沟通的趋势和行为同样可以应用于音乐之中,相对地质学这类学科来说,音乐毋庸置疑是国际交流的大使。如果中国的音乐学者来到美国,会发现这里有大量的人群热爱中国传统音乐和流行音乐,会被邀请做两到三场学术讲座。因为美国学生需要了解中国的音乐、了解中国人的音乐观。你们完全可以用英文表达自己的观点,尽管有时候一些语法和发音并不准确。因为英语是可变通的,一些语序的错乱并不会影响语意的传达。其次,在英美本国中,人们也都存在各自的独特口音,这也不会对沟通产生太大障碍。现在正是一个文化融合的时代,我们拥有更多机会去了解外面的世界,成为一个更丰富的人,成为一个更好的公众音乐学者。这也是学生们应该多出去走走的原因,每一次旅途中,你不仅可以品尝到各地的美食,更重要的是了解当地人不同的文化习俗、不同的思考方式。旅行可以激发我们的大脑,催生富有创造力的、开放的想法。

    再回到库克教授的话题,下周Winter教授将邀请他就音乐表演的话题参与博士班的研讨,其《超越乐谱:作为表演的音乐》是音乐表演研究的必读书目。教授问道,有多少人拥有kindle?它可以提供成百上千的书籍容量,供人随时随地阅读、做读书笔记、检索等等。当你想创作时,有没有考虑过创作电子版?因为相较纸质来说,电子版文章受众更大。也许这会对图书馆产生巨大冲击,但事实上不会,我们恰恰比以往更需要图书馆。在传统意义上,我们提升自己知识水平的途径就是前往一个书籍丰富的图书馆,检索并阅读一本感兴趣的书。而现今越来越多的书籍有了在线电子版,所以图书馆在当下更重要的意义是——教予人们如何正确检索一本书。比如在Jstor上检索“theorizing”,只需要输入“theor”就会出现按罗马字母顺序排列的一系列相关结果,这与中文检索方式很不同。

    最后,Winter教授提出,如果你想成为一名西方音乐的公众音乐学者,要考虑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西方音乐以及西方音乐研究。近三十年来,Winter教授来亚洲主要前往中国,他遇到了很多优秀的学生。经常有学生在课程结束时赠送他临别礼物,并邀请他去别的大学讲学。教授起初以为这和美国人的沟通方式相似,只是表面上的客套与礼貌。但经历了一次与台湾的友人的聊天后,他意识到这些邀请是“认真的”,随后教授在台湾艺术大学展开了一系列讲座及音乐会。本计划这次的亚洲之旅就以此结束,谁想教授在晚上打开邮箱收到了25封邀请他来到内地音乐学院讲学的邮件,于是他就孙国忠教授之邀来到了上海音乐学院,这也改变了他后来的人生轨迹。Winter教授认为来中国讲学是一个丰富阅历、相互学习的过程,这和Cook教授看法一致。教授再次提醒大家不要把目光和兴趣仅仅局限于学术会议和学术期刊上,这样研究领域只会越来越小,最终将会消失。所以,更重要的是考虑如何与其他领域相结合,扩大影响力。中国人历来有谦虚的美德,但年轻人要敢于说出真理,否则你的声音将不会被听到,未来可发展的领域会越来越狭小。尽管一些思考和想法未必正确,但它也会使音乐学的研究领域变得更有趣、更宽广。教授也希望大家能够树立平等正确的就业观,“在哪里教书”和“教什么”都是其次,“怎样去教”才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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