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下午,古稀之年的周勤如先生为我们带来他此行的最后一讲“西方音乐分析相关问题的探讨”,依旧站立讲座、激情如初。在回顾前两讲内容的同时,周先生分享了自己对音乐分析的心得,并且就西方音乐分析中的相关问题进一步展开探讨。

    首先,周先生承接第一讲未完成的内容,展开第三个主题“超越先锋派,走向新调性”,这里主要就意大利作曲家夏里诺(Slavatore Sciarrino,1947-)的钢琴独奏作品《无定之形》(Anamorfosi,1980)进行分析与阐释。他先对作品标题进行说明:标题中的词源Morph,是形态之意,首先来自自然界的形态,后延伸至语言学中的形态学Morfology。形态学被用来研究渐变衍生的形式过程中的规律,而音乐中也有这样的自然形变过程,例如曲式。接着,他通过固定音型和其他镶嵌音、和声层次、层次化节奏型、五声性旋律层、深层结构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并用图表呈现了前10小节的分析结果。周先生指出,分析是“看菜下饭”,图表只是一种用来说明、解决问题的表述方式。

     

    分析的实证说明,西方20世纪以来的音乐,同样可以用周先生2014年来致力于研究的“两仪五度相生体系”进行分析。他说道:“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作曲家们早已不满足于一味追求诸如永恒的、安静的、或点描的‘皇帝的新衣’,他们通过自己的方式寻找音乐中的动力与变化。他们不避讳调性,这显然就是超越,他们在观念上已超越了先锋派。”结合前一讲中,利盖蒂《大气》中使用大管建立D调性的例证,周先生提到拉丁语系、匈牙利作曲家最先注意到了五声音阶,从而走向新的调性。由于时间关系,另一部作品,美国作曲家Kate Soper (1981-)的《闷罐子里的声音》(Voice from the Killing Jar,2010-12)未能得到展开。

         至于本主题的中心议题“超越先锋派”,周先生称,“回归浪漫”是80年代一批学者的看法,这导致后来的研究者们大多为默认的状态。在周先生看来,通过一段时间的“沙漠化”后,作曲家们已开始寻找原始的血缘。因而这是“超越先锋派”,而非“回归浪漫派”。

     

    随后,周先生对这一部分进行小结:

        · 80年代之后音乐潮流的走向不是“回归浪漫”,而是“超越先锋派”,回归“调的本性”;

        · 历史永远不走回头路。超越先锋派的途径,不是简单地虚无或抛弃先锋派的探索经验,而是集成包括先锋派、实验乐派在内的一切前人的经典性创作理念和技术手段的技术创新;

        · 真正地作曲家用音乐表达自己的人文关怀,将自己的个性融入普通人的审美共性,弹动时代的心弦,获得大众的共鸣;

        · 这种新潮流与超越二十世纪的音乐理论研究相配合,必须导致新音乐在二十一世纪走向新的调性。

     

    本讲的第二部分本为研讨环节,由于时间关系,周先生未能和同学们展开探讨,但他细致地回答了我们预设的几个问题,以下一一作为整理:

     

        一、关于“音乐分析学”与“音乐学分析”的关系和界定

        作为资深的音乐学家,周先生对这一对概念有着自己的见解,主要分为以下四点:

        1.“音乐分析学”是研究音乐分析的观念、理论和方法的学问,从横(结构,时间维)、纵(语义、张力维)和深(审美、纵深维)三个维度概括综合所有的音乐分析方法以便适应当代音乐分析的需要。我们应区分曲式学、音乐分析、音乐形态分析三者的关系,并进行对实际聆听有帮助的分析

         2.“音乐学分析”是根据音乐学课题的需要从史学、人类学、民族学、心理学、音响学等学科视角纵观或横观音乐现象(包括专业创作和民间口头创作)与历史、社会、文化和风格衍变相关的问题进行音乐形态学研究并用音乐分析实证。所以,音乐学分析不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也就是说,不是一个用某种音乐分析模式可以“照方抓药” 一概而论的问题。

        3. 音乐分析学的三维方法论连接形而下的技术理论与形而上的音乐哲学,是为所有的研究提供实证的工具。从研究对象和方向看,分技术分析——从大量具体的音乐形态中抽象、归纳出的经典模式,形成曲式学、和声学、对位法、管弦学法等专门的技术学科,包括二十世纪新技术,而这些学问的讲授和研究都必须用分析的方法配合。音乐分析——对某一个(组、种)音乐作品本体的要素分解观察,着重于对具体音乐作品的理解。其最高目的是研究人类音乐思维的规律。

         以上两类分析都可以用语言、符号或图示的方法表述;一般地说,用符号化、图示化的表述更简捷明了。但如何运用还是要看学科需要和对象。

         4. 二十世纪最有意义的分析方法主要是:1)申克简化还原分析(客观、直观、层次化、意会); 2)阿伦·福特的数码集合分析(抽象、简明、便于转换)。其他分析方法相比较而言是局部的改进,可以根据需要综合运用。

     

          这一部分可以参考周先生的两篇文章:《当代音乐分析学的一般倾向》(《音乐研究》1986(4): 21-26,11.);《从音乐分析到音乐分析学——再论当代音乐分析学的一般倾向》(《音乐研究》2014 (1): 78-86. )。

     

    二、关于“音乐分析”学位论文写作构思

        周先生自1996年起筹备创建主持《音乐中国》,对选编论文、论文选题有相当丰富的经验,他在选题、构思、论证及语言三方面给了我们建议:

        1.选题:学科视角、研究对象的典型性、恰切的论域、理论建树的潜力;忌赶潮流、忌找冷门、忌转译国外成果、忌小题大做或大题小做。

        2.构思:善于纵横比较、主轴与副线、立论的高度、整体结构的递进;忌重复叙述、忌堆砌引文、忌思维(文气)断跳、忌执偏一端强词夺理。

        3.论证及语言:实证 + 辨证、概念(范畴)准确、推理的逻辑力、语言规范朴素;忌生造概念、忌滥贴标签、忌精致剽窃、忌花言巧语。

     

        三、关于“新浪漫主义”和“新古典主义”

        历史是呈螺旋式上升的,“新浪漫主义”在周先生看来实为一种“超越先锋派”的路径,非要称其为“回归浪漫”似乎是我们将“现代人的意志”强压于那个时代, 以下就三点证明自己的看法——研究者们给作曲家贴上的标签并不能涵盖所有风格: 

        1.“浪漫主义”或“古典主义”从来没有销声匿迹,也就无所谓“回归”

        2.“回归浪漫”还是“走向大众”?

        3.“新古典主义”涵盖不了这顶帽子之下的作曲家风格(如,斯特拉文斯基、巴伯、科普兰、普罗科菲耶夫、简约派)

        当然,周先生还留下了两个问题供我们思考:潘德列茨基写系列圣经大合唱是“新古典主义”吗?利盖蒂在歌剧《死窟》中“拼贴”了意大利歌剧旋律风格,是“新古典主义”吗?

     

         四、关于西方现代音乐尤其是实验音乐,您是否持悲观态度?

         周先生一直强调,先锋派是历史的一部分,“重蹈覆辙”也是一种前进,我们要清醒地看待历史:

     

     

     1.历史就是历史,在“否定之否定”的运动过程中螺旋上升,有经典时期,也有烦琐哲学时代,无所谓“悲观”,但要清醒。

        2.世界文化、特别是音乐文化的发展在过去的600余年里呈现出两个相隔300年的高峰和低谷。高峰呈现出较多的经典性,低谷呈现出较多的探索性。

        3.我对我自己的座右铭是“看透世界、发展自己。”

     

        讲座最后,陈鸿铎教授对周先生的到来、精彩的演讲和分享珍贵的个人见解表示感谢,并期待他即将在四月带来的系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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