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境下的西方音乐史研究与史学理论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20161114日,为繁荣音乐学术、深入探讨汉语语境下西方音乐史学研究的学科理论问题,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办、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外国音乐史教研室承办了“汉语语境下的西方音乐史研究与史学理论”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有杨燕迪孙国忠王晡余志刚叶松荣、邱桂香、梁晴、李晓诺、陈鸿铎伍维曦。此外,法国音乐学家雷米·冈波斯教授和奥雷利安·普瓦德万教授也参与了讨论。  

    上海音乐学院的孙国忠教授作为此次会议的主持人,首先点明此次会议的初衷即是讨论西方音乐史学术研究的新动态,和对西方音乐史教学的反思。  

        其后杨燕迪副院长谈及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并向两位法国学者对于上音作出的珍贵贡献表示感谢。法国音乐学家雷米·冈波斯教授、奥雷利安·普瓦德万教授也谈到了中法学者在学术研究上的共同性及中国学生的好学与努力,并向上音音乐学系赠送了他们最新的著作。

       

    会议进入是杨燕迪会长以及各位教授的主旨报告部分。杨老师首先说明促成这次会议的缘由和初衷——此时正值西方音乐学会第五界年会的筹备期,学会邀请到一些专家来上音进行年会的论文审核,恰逢两位法国专家也在沪讲学,于是便促生了此次小型的研讨会。谈到学科发展,杨院长发表了四点思考:一是近十年研究生的教学,促进了学科发展;硕博培养方面有所进展,也产出了不少优秀的论文,然而相对于比较普遍的硕士点,博士点的设立还比较少且集中;二是我们的教学体系任然需要进行基础性的团队建设;研究生课程设置需继续推进,充分认识到不足与差距,不断改进,搭建一个更为完善和科学的体系。特别是跟西方相比,我们的西方音乐史教学缺乏通论史的宏观概念,以及教材型专著或专著型教程。我们在通论史上要中外打通,更为重要的我们需要在断代史、体裁史方面下功夫;三是当前的社会音乐生活对本学科有了新的挑战:西方经典音乐的演出占据演出市场的8成以上,各大剧院的院刊质量参差不齐。在市场需求下,专业人才应加强音乐生活的参与和引导,团结爱乐者;最后一点是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上都十分关注中国的学术动向,我们应该加深国际交往,促使国内的学术圈与国际接轨,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的声音。  

    第二位发言的是西方音乐学会副会长、秘书长王晡老师。王老师对于西方音乐方法论提出三点:其一是学科历史的回望,从中国西方音乐研究的开端及发展和转型,引出“中国关怀”,不能完全跟在外国学术界的后面的论点;其二是可分为实证和思辨两方面的学科方法的原则,其工具性、学科性、历时性、共时性、即时性和现实性的问题;其三是学科前途的展望,我们现在存在实证能力的丧失,无原则和学术能量损失等方面的忧患。在谈及学科前途的展望中的身份认同时,雷米·冈波斯教授对此做出了回应:在全球化及英语占主导地位的环境下,法国学术界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即如何寻找自己的文化定位。奥雷利安·普瓦德万教授也对学科方法的原则作出了补充,他提到因为自身历史学的学术背景,他发现很多音乐学家缺乏一些研究的方法论和工具,而历史学的一些方法可以恰如其分地填补一些空缺。在法国,音乐学家和历史学家一起讨论许多问题,形成一个知识网络。例如在日内瓦音乐学院,有历史学家来给音乐学的学生教授一些方法论的课程。而法国学界也同样对于方法论历史进行着反思。  

    第三位发言的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陈鸿铎教授。他十分赞赏“汉语语境”这一表达,认为它十分客观。陈老师分享了自己之前在汉堡参与的会议内容,提出对“身份认同”的看法。其一是汉语语境的意涵,他认为应该有所特指(伍维曦老师马上补充到这个语境应该是现代汉语语境,因为古代汉语语境与现代汉语语境的差别非常显著),呈现出新的历史意义;其二是汉语语境的学术方法,在这方面应该区别地区,如大陆、台湾、香港等,来体现当代中国历史语境下新方法的合理性;其三是汉语语境的学术写作,在运用新方法写作的同时,应该思考到西方音乐史到底是对音乐史本身的研究,还是传播之下的音乐研究。  

    第四位发言的是李晓诺老师,她主要提到三点。第一,西方音乐在近代和当代的引入,对我们的音乐生活影响巨大,我们应该用西方的方法和规则来解释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并且仔细梳理思考;第二,由于我们和西方世界的各方面的不同(历史原因,史学观念,治学方向,文化差异,思维方式,甚至大脑结构等),我们的研究还处于引借各种西方的理论和体系的阶段。音乐分析方面则是把音乐作品和事件作为创作的结果,用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来审视,而更难将其作为创作的过程来研究;第三,我们需要将汉语语境作为一种独立的符号,在解读上突出其独特性。对于作为文化遗产的西方音乐,用多维诠释的角度来看音乐作品是十分有意义的,希望汉语语境给西方音乐带来新的内容。一方面用西方体系来研究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也应该用中国体系来研究西方文化。  

    第五位发言的是孙国忠教授。根据其在UCLA取得博士学位的学术背景,孙老师对中西方音乐研究及培养方面进行了比较。首先我们在课程建设方面应该加强对音乐文献的重视,国内的课程设置目前比较缺乏专题史,我们也需要更为重视断代史和专著书籍;其二是关于“身份认同”,以及“姿态”的问题——作为“他者”来研究西方音乐;其三是关于翻译的问题。相较于西方学术界的多语言基础和环境,语言依然是我们研究西方音乐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因此对有价值的文献进行翻译也是现实所需。孙老师也对目前的“六点”丛书系列表示肯定,翻译的体裁也要兼备经典和普及;其四,由于职业乐评人的缺失,我们的研究应兼顾学术派的高质量论文和诸如导赏、乐评等传播工作。其五,孙老师强调到,尽管现在对于早期音乐和现代音乐的研究处于热潮,但对于古典、浪漫时期的经典音乐,仍需进一步的研究;同样的,对于方法论而言并不是有了新方法,传统的方法就失效了。我们在关注当代发展的同时,仍应该关注对于经典的再度审视。  

    第六位发言的是梁晴老师。梁老师及团队目前在做的是一个“交响曲指南”,她提到在编写这部书的内容选择。之于西方音乐研究的“中国关怀”,中国现当代音乐理论家和作曲家之间存在的冲突,中国交响曲研究的缺失,对于西方交响作品研究的空白和疏漏;以及随着时代发展,交响曲的概念到了现在语境中又有些不同,我们该如何面对新概念的体裁发展,以及编写这套书的一些困境。  

    第七位发言的是伍维曦老师。主要谈到法国专家的来沪讲学引起的启发和反思。在他看来,西方音乐的学习在于知识的积累与理论的诠释。现代汉语语境的生成是受西方影响颇多,当下跨学科视角的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伍老师还提到语言的重要性,特别进行文献翻译时,最终目的不仅是传递知识,而是发现、认识文化差异,感受到两种语言的对话,同时他也赞同孙国忠老师提到的,翻译学术经典著作是十分有意义的。对此孙老师做出回应:翻译应是“打开一扇窗”。  

    第八位发言的是余志刚教授。余老师的发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方音乐的研究和学习,余老师提到西方的汉学家对于“西语语境下的研究”并不感冒,但在中国,“汉语语境下的研究”却是必要的。语言障碍依然是学习西方音乐史的重要阻碍,因此西文著作翻译与评介是西方音乐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介绍了刚刚结束的中央音乐学院早期音乐节。为其六天的音乐节中包括一系列讲座和表演。音乐节中的讲座有两场,一场关于中世纪城市音乐,一场关于圣咏。在由一个工作坊教学生们唱格里高利圣咏的活动中,表演融合了爱沙尼亚笛子,印度笛子,中国笛子以及古筝技法,展现出欧洲早期音乐与中国民乐的一些相似性,也启发我们增加中国民乐和西方古乐的融合性表演。来自英国的“红发牧师”巴洛克乐团(竖笛,小提琴,大提琴和羽管键琴)演奏的巴洛克作品十分有个性,强调巴洛克音乐的娱乐性、即兴性,引起了音乐学院网上关于所谓“正宗”很多的热议;此外还有演唱拉索英文歌的文艺复兴合唱队,对半音化的诠释极具特色。通过这次音乐节,同学们得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现场接触早期音乐,该校开设的《欧洲中世纪音乐史》课程紧密配合,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第九位发言的是叶松荣教授。叶老师指出,我们对于西方音乐的研究不应停留在生搬硬套的教条式道路上,而是应该具有主旨性和独创性,具体到研究方法可分为四个要点:其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关系,应该是对象决定方法;其二,主观追求与客观显现。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客观上,中国人一定要创造自己的方法论;其三,“中西比较”与“以中释西”的关系,中西比较是追求“同中之异”“异中之同”;“以中释西”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构建起来的文化,即西方视野中的中国文化;其四,历史本体和历史认识。历史本体不可动摇,历史认识是敞开的,而观点的不同源于立场的不同。最后,叶老师再次强调,审视西方音乐的角度与立足点至关重要。孙国忠老师对此作出回应,他提出研究应回到对象的本质上,继而再讨论方法论的问题。孙老师也表示一直期待着出现一篇或一本就所谓“语境”的问题进行探讨的论文、专著。余志刚老师补充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脱离不了“中国语境”,一方面是语言上的难关,更重要的原因是源于中国文化的强大。中国文化有着吸收和包含西方文化的能力,这也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一点。

       

        两位法国教授最后发言,他们通过一系列实例,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法国的音乐学研究机构分两类,一类是综合类大学,另一类是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在法国总体处于孤立状态。究其原因,一是受英语语境的影响较小,学者们只关注自身;二是之前的音乐学研究只关注音乐本体、具体作品和乐谱的分析。而进来由于其它文化的影响以及新题材新对象的不断更新,这种孤立的情况也在发生改变。这些变化体现在分析实践的历史研究、聆听的历史、音乐创作遗传谱录的研究、机构史研究、图像、城市音乐的研究与应用型研究七个方面。音乐学应与历史学更紧密地结合,对于史料的分析,也应更广泛而全面,不能局限于音乐领域。  

    研讨会逐渐接近尾声,参加本次研讨会的青年学者与硕博学生也获得了参与讨论的机会。上海音乐学院在读博士刘禹君同学引入了达尔豪斯《音乐史学原理》中的一个观点:在西方音乐的学科发展中,对研究者而言有着两次视野冲击: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巴赫全集第一次修订时,西方学者回望巴赫甚至巴赫之前的早期作曲家,开始真正具有了有历史意识;第二次为民族音乐学冲击,使研究不再局限为欧洲中心论,而是以另外的视角来观察。这两点就构成疏离感,这个疏离感的建立与今天的课题息息相关,我们在西方音乐研究中是“他者”,疏离感造就了我们观察西方音乐时具有的独特观点。只有对学科历史和本民族音乐思想充分了解的前提下才能将这两方面的学习真正结合。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杨健老师提出只有在知识资料掌握情况相近的情况之下,才能谈到“汉语语境”。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的早期音乐节对他也有很大触动,他根据自己在英国和美国学习西方音乐的经历,简略对比了中西方教学模式的差别。在英美的教学中,学生们经常可以接触体验到原汁原味的早期音乐,而他们的生活也仍处在相当的艺术环境中。而这正是我们的目前的教学比较缺乏的部分。福建师范大学副教授邱桂香老师提出,她在UCL访学时,主要进行的是异文化的研究,通过西方学者中国文化的研究,来反观中国对西方音乐的研究。在对西方音乐研究中国文化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应该注重两个视角,即本土、国者的视角,和他者的视角。强调以中国视角为主,中西视角的互动。想要将中西视角完美结合很困难,所以在这一基础上问题意识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我们的学者们有必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在学习过程中如何契合西方的研究方法,不能陷入西方中心论。

       

    在最后的总结发言中,杨燕迪老师表示这是一次高质量的超出预期的学术研讨会,在学者们的思维碰撞中也为汉语语境下西方音乐史研究这一主题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考方向。这些问题与矛盾不仅存在于中国音乐学界,而是遍存于中国文化中。但是我们还应乐观期待这些问题与矛盾的解决与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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