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美国哈佛大学音乐系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学科带头人克利斯多夫·哈斯蒂(Christopher Hasty)教授的邀请,华东师范大学音乐系郑艳副教授于2015年2月17日在美国哈佛大学音乐系戴维森教室举行了题为“高为杰室内乐作品中的中国文化元素与西方作曲技法之融合——《冬雪》与《路》之分析”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哈佛大学音乐系硕博士《新音乐分析》课程主办,哈佛大学音乐系哈斯蒂教授主持。这是哈佛音乐分析课程首次将中国作曲家的音乐创作纳入教学大纲,笔者有幸随郑艳博士赴美,聆听了此次讲座 。

    一、传统文化符号视域下的音乐分析视角

    高为杰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与音乐教育家,创作了诸多学术质量颇高的音乐作品并公开出版与发行。在理论研究方面,高先生不仅创立了民族化的音级集合体系以及个性化的非八度周期循环人工音阶,更是发表出版了“和声力学研究”、“论音阶的构成与分类编目”、“音级集合配套”和《曲式分析基础教程》等上百种学术论文与专著 。作为教育家,高为杰先生在5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培养了一大批音乐人才,很多学生现已成为音乐界的骨干与知名作曲家。近些年来,国内音乐学者针对高先生音乐作品与创作理念的研究日臻成熟,涌现出了多种分析视角的研究成果。笔者对目前高为杰先生音乐研究的文献进行梳理,可以将其分为两个方向:一是针对高为杰先生的音乐会、研讨会以及访谈等撰写的述评类文献;二是基于作曲技术理论的分析类的研究成果,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大多从音乐分析视角出发,针对高为杰先生作品中的结构、节奏、音高等音乐元素进行剖析,进而更为全面的探究高先生创作的音乐语言及创作理念。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些文章中更是围绕高为杰先生的三种独具特色的创作技法及理论,即十二音场集合技法(音级集合配套)、十二音定位和弦技法以及人工音阶(特别是非八度循环周期人工音阶)技法进行研究,繁衍出其作品中的数控节奏、音高结构等成果。

    随着当下中国音乐分析学科深入、多元化的发展,跨学科研究日趋形成新型音乐分析的范式。在此次哈佛大学的讲座中,郑艳博士通过中国古诗词、山水画等中国传统文化与高为杰室内乐作品《冬雪》和《路》中的中国文化符号元素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提出音乐分析研究可以借鉴符号学与语言学的研究视野与方法,尝试构建当代音乐分析方法的新型理论与途径。讲座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中国新音乐(后调性音乐)研究综述、高为杰先生创作概述、西方作曲技法在高为杰音乐创作中的运用与发展、作品《冬雪》中的中国文化符号──与中国古诗和中国画相联系、作品《路》中的中国文化符号──与汉语的语音语调相联系。讲座思路明晰,层层递进,可谓点、线、面相得益彰。

    二、 基于中国文化符号元素的多重“二元性”

    在音乐创作中, 将传统文化符号元素融入创作是当代中国作曲家惯用的笔法。作曲家们对于传统文化符号元素的理解与运用,以及音乐创作的理念与选择的技法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现象,由此形成了每位作曲家独特的音乐语言与创作风格。高为杰先生的钢琴作品《冬雪》,其创作灵感来源于柳宗元的唐诗《江雪》,诗中写道:“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此作品可谓是作曲家与唐代诗人柳宗元的隔空对话,作品呈现出作曲家对冬日踏雪观景时画面的印象,同时作曲家通过音乐描绘出《江雪》的景象。高先生在作品扉页写道:“晶莹剔透中隐藏着神秘与暧昧,冲淡平和中暗藏着险峻与暴戾,坦荡中有诡谲,轻逸中见沉重”,作曲家借用音乐描绘诗歌中的意境之时,也表达了作曲家对人生的哲学思考。

    整场讲座在基于中国文化符号元素的分析过程中具有多重二元性——“技法”与“意象”、“传统”与“现代”、“视觉”与“听觉”,给予我们新的分析思路。

    其一:“技法”与“意象”的二元性。文化符号,是指具有某种特殊内涵或者特殊意义的指示,其具有能指与所指的符号学原理。郑艳博士借鉴“能指”与“所指”的符号学原理从作品的结构、演奏法与中国画以及中国画技法相对应,进而从符号学视角对《冬雪》中的中国文化符号元素进行探究,深刻地剖析高为杰先生《冬雪》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讲座中,郑艳博士回顾《冬雪》中的两种基本音级集合4-Z15[0,1,4,6]和4-Z29[0,1,3,7],指出作曲家选取两个音程涵量同为(111111)的四音集合的内在联系。她进一步阐述作品中左右手声部的镜像对称结构轮廓与诗中“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中的意象相联系,山、船、渔翁等被映射于水中,与左右手声部所形成的音高倒影关系相呼应,就如诗中的水中画面。 

    其二:“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性。通过讲座的题目,我们也不难看出,高为杰先生这两部作品中“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统一,室内乐作品《冬雪》与《路》分别受唐诗《江雪》与楚辞《离骚》影响,中国古诗词背景下融入西方作曲技法进行创作。而郑艳博士通过高先生两部作品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国古诗词与中国山水画,将之与高先生作品中的现代西方创作技法相对应。讲座呈现出中国当代作品从创作、实践、分析三者间的“传统”与“现代”高度二元性对立统一性。

    其三:“视觉”与“听觉”的二元性。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论著《感觉论》中提出将诉诸听觉的音乐与诉诸视觉的色彩相结合的设想,引发后人尝试对“可视之物”与“可听之物”间关联理论的研究与实践。在讲座中,郑艳博士将颤音演奏技法与中国画的技法相结合从视觉与听觉的角度出发,将和弦来象征“山”,用颤音来预示流动的河。郑艳博士指出和弦以及颤音符号是表示具体事物的两种主要模式。通过聆听,将颤音与中国画的“点染”技术相对应,旨在将音乐中的“听觉”与中国画中的“视觉”对照进行作品的符号化研究。

    三、 基于语言学“能指”与“所指”的分析思路

    20 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语言是有逻辑、有自律法则的体系。语言是一种比语法更抽象的层次,是一种“代码”。索绪尔进而阐述了能指与所指的概念,能指 (signifier)是与人所发出的特定的声音相联系的图像;所指 (signified)是与之相应的概念或观念 。音乐亦是一种形式语言,亦属一种符号系统。高为杰教授作品《路》的构思则来源于屈原《离骚》中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句中深刻的内涵激发了高先生的创作灵感,作曲家创作此部作品以表达作曲家对战国时期我国第一位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伟大人格魅力的敬仰,同时高先生采用此诗句作为人生的座右铭。古诗有韵、有节奏,讲究抑扬顿挫,高为杰先生根据古诗词的发音与颂读方式通过小提琴模仿古诗的韵律与音调进行创作,在作曲技法上高先生采用了独特的非八度循环音阶(Non-octave circulation scale)。在讲座中,郑艳博士正是运用语言学的原理将古诗词的语音、语调与具体作品结合进行分析

    其一,将朗诵古诗时的“托腔”与具体演奏音符的时长相对应。诗歌《离骚》中跌宕起伏的语言特征表达来诗人的爱国情愫与深深的惆怅之意。高为杰先生根据朗诵者诵读时的托腔来表达诗歌的情感,在创作时通过小提琴的特殊技法延长旋律音符与之对应。在作品《路》中,高先生运用小提琴在升F音上进行30秒的滑奏来表示朗诵诗歌中“路”字时的“托腔”,通过小提琴的音符延长技术模仿古诗的汉字音调的韵律美。

    其二,将汉字的四声音调与作品中小提琴上行或下行的滑奏技法相对应。诗歌《离骚》将声韵音响之美与节奏律动之美浑然天成地融合在一起。郑艳博士将古代汉语的四种声调平、上、去、入与作品中小提琴连续的同指换把滑音技法相对应进行分析。在作品中,高为杰先生在45-50小节运用F音与降D的小六度音程连续的滑音来模仿持续跌宕起伏的诗词韵律。

    其三,基于汉字的四声音调,将古诗的“抑扬顿挫”与作品的旋律相对应。 在诗歌《离骚》中其语言的韵律美强调起伏较为显著,而韵律所抒发的情感也正是从诗词的语言中的抑扬顿挫所体现。众所周知,《离骚》中以“顿”和“叹”为手段的韵律结构独成一格,被称为做“顿叹律”。基于汉字语言的四声,郑艳博士根据中国古诗中“抑扬顿挫”与作品中华彩乐段的旋律对应进行分析,高为杰先生通过华彩乐段表现了朗诵中国古代诗歌传统中“抑扬顿挫”的语调,运用小提琴的滑奏技法展现出《离骚》语言的顿叹律与之孕育的韵律美。

    本次讲座以高为杰先生的两部室内乐为中心,以符号学与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为途径,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视域下的音乐分析为视角,郑艳博士针对高为杰先生作品中的中国文化符号元素与西方现代创作技法相融合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力图为中国传统文化立足于中国当代优秀新音乐作品的国际化推广做出努力。高为杰先生跨越了中—西的标签与边界,他在作品中运用现代西方的创作技法,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创作出优秀的中国当代新音乐作品,先生高尚的品德、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值得后辈学者深思与学习的。

    近年来,身为哈佛校友的郑艳博士致力于中国音乐文化与作品的研究、传播与创作实践,她曾言:我们要学会拓宽既有的分析思维模式,融化音乐创作溯源的壁垒与坚冰,积极推进音乐学科与其他学科间的互动与对话,尝试探索新的音乐学术研究方法与理念,大力弘扬中国当代优秀作曲家的新作品,为中国新音乐的国际化推广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者简介:张丹妮(1991-),女,华东师范大学2013级音乐分析方向硕士研究生。
    本文系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20世纪中西方现当代音乐创作中的符号学现象之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3PJC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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