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盾,笔名王昆吾。1951年7月出生于南昌市一个小职员家庭。在当地读完小学,初中二年级下放到赣东北农村从事农业劳动,1977年考入江西师范学院南昌分院;1979年考为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研究生,师从王运熙教授;1982年考为扬州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师从任中敏(二北、半塘)教授。从1985年起任教于上海师范大学,于1988年、1991年晋升为副研究员、研究员,1993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此后曾任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四川师范大学首席教授,今年9月调任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长期以来,王小盾致力于学科交叉研究, 出版了《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汉唐音乐文化论集》、《唐代酒令艺术:关于敦煌舞谱、早期文人词及其文化背景的研究》、《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词曲研究》、《隋唐音乐及其周边》、《原始信仰和中国古神》、《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四神:起源和体系形成》、《中国早期思想与符号研究》、《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从敦煌学到域外汉文学》、《起源与传承: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论集》等十多种著作。其中以“燕乐歌辞”为题的两书分别是关于中古音乐文学的史料学成果和理论研究的成果。《原始信仰和中国古神》从原始信仰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的角度,系统解释了古代神话的文化内涵。《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则收录18篇较长的论文,运用多种学科的资料与方法,在神话与艺术考古、文学的发生与传播、宗教音乐系统的形成、民族文化的起源等领域,提纲挈领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启发意义的学术观点和思路。

      王小盾所主持的科研课题有霍英东教育基金项目“汉民族文学艺术与周边文化”、国家教委八五规划项目“中国原始艺术及思想研究”、教育部古委会项目“历代乐志律志校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传播方式和中国诗体的变迁”(1990)、“《乐府诗集》研究”(2001)、“《高丽史乐志》研究”(2007),以及韩国学术交流基金项目“《高丽史乐志》校释”、日本住友财团亚洲研究基金项目“大陆音乐在日本的传播”。这些项目大致反映了中国文体史、音乐文学、域外汉文音乐文献、文化交流史、艺术考古等学术领域的前沿面貌。

      王小盾的学术成果多次获奖,其中《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获中国图书奖最高奖项荣誉奖、全国优秀古籍二等奖、四川省最佳图书奖;《唐代酒令与词》和《诗六义原始》分别于1994年、2001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另外的奖项有:《唐代酒令艺术》,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早期思想与符号研究》,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国家教育部优秀著作三等奖。

      采访对象:王小盾 温州大学教授(简称王)

      专栏主持:金辉 本报记者(简称金)

      摄影:陈莉莉

      据报道,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王小盾教授作为首席专家申报的“域外汉文音乐文献整理与研究”,已入选2012年度第三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实现了温州大学在这一科研系列上的零的突破。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是目前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层次最高、权威性最强的研究系列,自2005年设立以来,受到国内外社科界的高度关注。2012年度第三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总立项数为91项,浙江省4项。

      这位王小盾是温州大学引进仅2个多月的人才,引人关注。

      王小盾到温大后,在2012年第7期的《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高丽俗乐的中国渊源》一文。《中国社会科学》主要发表哲学社会科学前沿研究成果,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被誉为中国最高水平的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据悉,这是温大教师第一次以温州大学为署名单位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论文。不过对于王小盾来说,他已经有过8次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长篇论文的经历。

      王小盾的知识结构颇为丰富,研究领域涉及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而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此人们评价他是新来的“奇才”。

      很有特色,在温取得“最后学历”

      金:王老师的大名早有所闻。您加盟温大,对提高温大的学术实力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不知此前您来过温州吗?感觉如何?

      王:1987年我来过温州。那时我已取得博士学位,和另外三位语言学博士一起,参加由温师院潘悟云老师指导的音韵学高级进修班。结业那天,我们领到了毕业证。或许可以说,我的“最后学历”是在温州取得的。

      当时经商浪潮开始冲击高校,而我们在温州的生活却很单纯、很宁静。因此,我对温州的第一印象是:这里是读书的好地方。

      潘悟云教授是我读硕士时的同班同学。后来,我和他又在上海师范大学共事。通过他,我认识了很多温州人,比如语言学家郑张尚芳、游汝杰,戏曲理论家叶长海等。据我所知,老一辈学者夏承焘、王季思教授也是温州人。和其他同行相比,这些人是很有特色的:眼界宽广、思维敏捷,有创新精神。这是我对温州人的印象。

      掌握方法,听任兴趣自由读书

      金:您的研究不仅涉及中国文学与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还涉及中国文化的发生与传播。我好奇的是:如此丰富的知识结构是如何形成的?中间的壁垒又是如何打通的?这种学术风格是否受到家庭的影响?

      王:任何人的行为都会受到家庭影响。我从小喜欢读书,这一性格应该有先天的因素。因为我的父母亲都是爱读书的人。父亲原是赣南山区的农家子弟,因学习成绩优异而进入南昌市政府工作,1949年后转入中学担任语文教师。母亲则出身于赣北宜丰县一个大家族,曾就读上海商学院。

      从兴趣看,我应该是一个理科生,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报考的却是英语系。因为我既不属于老三届,又不属于应届生,按当时政策只能作为特长生报考。几场考试下来,英语虽然过关了,但表现得最好的科目却是数学,得分最高的科目则是语文和历史。这样我就由英语班转入中文班。我对校方的这一安排心里没有抵触。回想起来,“壁垒”对于我似乎不是问题,因为一个饥渴的人是不挑食的。

      我想,倘若一个人能够听任兴趣自由读书,那么他是容易打通壁垒的;而如果外在的压力太大,他便只能功利地读书,专找驾轻就熟的途径。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读书做学问,目的性太强,无法接受兴趣的指引,年轻一代的学人很难有打通壁垒的从容心态。

      金:是的。读书需要天分,但也要讲究方法,好的读书方法往往可以事半功倍。在您的求学历程中遇到了好导师,您如何传承他们?又如何自立学术门户的?

      王:我每年给研究生讲新课,都要先讲“进入学术工作的经验”,也就是讲我在王运熙、任半塘两位先生指导下掌握读书方法的过程。我通常强调十件事:一是从事实出发,而非从原则出发。因为学术工作的本质是处理资料、解释事实,采用理论先行、框架先行的做法是找不到真理的;二是注重读原著。比如中国文学史课从读《诗经》、《楚辞》开始,中国思想史课从读《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开始,中国历史学课从读《史记》、《汉书》开始,文献学课从读《四库全书总目》开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亲近原始资料,也亲近古代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三是培养找得到材料、读得懂材料、能够分析材料的能力。因为学术工作就是一个找材料、读材料、分析材料的过程;如此等等。我指导的研究生大都做到这些,所以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表现得比较健康,得到很多好评,成为先秦文学研究、中国音乐文学研究、中国音乐文献学研究、跨境文学艺术研究等学科的骨干。这是令人欣慰的。

      深入探索,上古文化中古词学

      金:这次您作为首席专家成功申报2012年度第三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成为温州大学在这类项目中的第一人。这个项目应是您几十年学术生涯的积淀。那么在您的研究中,最满意的学术成果是什么?其影响力如何?

      王:一母生九子,九子都可爱。我对自己写的书和文章,没有不喜欢的,因为都是认真完成的。从任何一项成果中,都可以看到一段阅读和思考的经历。所以这个问题,我将它理解为在我的研究中,哪些学术成果有比较曲折的经历?

      首先可以举出《唐代酒令与词》、《唐代酒令艺术》、《诗六义原始》、《中国早期思想与符号研究》几个例子。《唐代酒令与词》的主旨是谈词的起源,认为其实质是曲辞向词的转化,转化过程中最关键的阶段是酒令阶段。词的格律比诗律更复杂,其原因便在于它们内含了酒令的令格。这篇文章是费了一番脑筋的,因为我花了很大力气才理清楚词的几种形态,从“问拍拟新令”等资料中看清酒令和词律之间的直接联系。这篇文章不仅解答了词起源的问题,而且说明了文体的变迁,其实是娱乐风尚或文化风尚的产物。《中国早期思想与符号研究》则是一部一百多万字的专著。它从考察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这一思想体系的来源入手,系统研究了上古时代用各种载体承负的形象符号,以及用各种文体进行的神秘叙事。它的创新点很多,比如在研究汉藏语诸民族共有的神话母题之时,采用了历史比较的方法和谱系研究的方法,也就是综合运用语言学、民族学、神话学的资料和手段,为汉藏语各民族神话建了一个谱系树。这本书最重要的意义是从符号角度,理解上古神话和上古图像的表达方式,因而为进一步探讨史前中国知识、思想的面貌,阐释中国智慧及其符号系统的产生过程奠定了基础。它花费了我许多年时间。当然,在域外汉文音乐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我也做了多年的准备,其成果大概属于另外一个学术高潮。

      研究东亚,与日韩等学者合作

      金:温州给了您美好的印象,如今您又是温州大学的老师,您将如何打造温州大学的学术未来?您心中的蓝图又将是怎么样的?

      王:为一个美丽而富于创造力的城市作贡献,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幸福和幸运的事情。来到温州大学,我的期望也是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不过,我只是学校的一名普通教师,能做到哪一步,效果如何,这还取决于学校所提供的空间。

      我想,最低限度,我将按计划完成招标项目“域外汉文音乐文献整理与研究”。我曾多次前往越南、韩国、日本,全面考察这些地区的古籍资源,尽力搜集相关资料。从资料角度看,这一项目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一半。我正在向学校申请三名助手,如果加上这一条件,我便有把握在完成本项目的同时,和音乐学院传统音乐文化研究所合作,使本校的东亚古文献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成为具有领先水平的特色专业。

      为便进行上述项目,温州大学已批准成立东亚文化研究所。这一建制,是和温州的文化地理特点相吻合的。在我的设想中,除完成项目外,东亚文化研究所应该同日本、韩国、越南等地学者合作,建立“东亚俗文学研究”学术中心。主要方式是每年联办一次学术会议,出版一份用中、韩、日三种文字印行的《东亚俗文学研究》。如果学校支持这项工作,那么,我将配合温州大学社会学民俗学研究所的老师们,把温州大学省级重点学科民俗学建成有国际影响的学科。

      从整合学术力量、提升学术水平考虑,国内几所重点大学陆续建立了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比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有国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有国学院,南京大学有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复旦大学有文史研究院。温州大学是否能够建立类似的研究院?这是值得认真考虑的。我期待这一考虑有令人振奋的结果。因为它意味着温州大学的人文社科研究者将有更大的协同创新的空间。在这个新空间中,我酝酿已久的一个大项目——中国上古知识、思想与符号体系的生成研究——便可以由理想变成现实。

     

    分享到:


  • 文章录入:金辉责任编辑:mus
    关于 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