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3年12月26日(周四)16:00
    地点:上海音乐学院新教学楼北601
    综述:王金旋
    摄影:张灵安

    由上海音乐学院中日音乐研究中心承办的首届“东方音乐学科建设与研究”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12月26日16:00整在上海音乐学院新教学楼北601盛大开幕,来自全国各地资深的研究东方音乐专家学者们3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由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系主任韩锺恩" target="_blank">韩钟恩教授主持,同时列席参加会议的还有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主任赵维平教授;上海音乐学院前任院长江明惇教授,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出版社社长、音乐研究所所长洛秦教授,上海音乐学院科研处处长萧梅教授,陈应时教授等。江明惇教授、陈应时教授、洛秦教授、萧梅教授、王小盾教授、管建华教授分别致贺词。

    江明惇教授:东方研究的学科既是东方各民族对自身音乐研究的扩大和拓展,又是世界音乐人类学对东方各民族音乐研究的深入,这两者先后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启动、发展,并且相互交流,交融,这是两大方面汇合,是两种理论思路的聚合,是东西方文化的聚合,从一开始就显现出强盛的生命力,毕竟在人类文化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祖先的东方人,早在六七千年以前就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人类文化创造了贡献,也为我们积累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在我国音乐学界,很早就关注到这个学科,在上海音乐学院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当时的民族音乐理论教学中就注意吸引国外的民族音乐学研究成果,沈知白先生率先开设了东方音乐课程,培养了学生。文革以后夏野、胡登跳在上海音协民族音乐委员会提出要建立东方音乐学会,东方音乐学会于1986年正式成立。今天我国东方各民族的音乐研究应该说对世界音乐理论以至整个文化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现在的研究队伍扩大、开扩、成果丰硕,无论对于东方各民族的音乐还是对世界音乐文化的研究,都有很大程度的深入。要发展学科,需做到几个结合:1、中国音乐的研究要和东方其它各国的音乐结合起来;2、实地考察要和理论探讨工作结合起来;3、音乐形态的研究要和音乐本质的研究要结合起来。今天能够建设自已特色的东方音乐学科,我们的东方研究必须做出自已的特色来,我们的学科更要有理论自信。

    陈应时教授:我说说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上海音乐学院曾提出民族音乐系,设置了一个理论专业,沈知白先生任系主任,我没听过他的东方音乐课,但我曾看过他亲手整理所写的手稿,是关于阿拉伯音乐,可以说沈知白先生在上海音乐学院首创东方音乐专业,当时称亚非拉音乐。沈先生重点培养的学生是赵佳梓,当时还有我们研究所的罗传开,罗传开介绍日本音乐,当时也培养出一些学生,赵佳梓后来去了澳大利亚。接下来就是赵维平,赵维平已经带了几个博士生,如迟凤芝、徐海准、王金旋等。另外还有一个学会,学会的会长是江明惇,因此有学会、有学科、有老师、有学生,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来开这次会议显得很有意义,如何将这个学科搞好还要吸取大家的经验,最后祝贺这次会议圆满成功。

    洛秦教授:上海音乐学院在东方音乐领域中有着很强壮的扎实的学科传承基础,除了学会、系统的课程,还有中国独一无二的东方乐器博物馆,这是重要的基地,学科在史料、声响、器物方面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最可贵的新生代的领军人物赵维平先生,他不仅科研做的好,特别东亚以及东南亚,亲自做了很多田野工和和史料工作,还有一个团队,这个力量就很大,这个旗子就能竖起来。在这个基础上,使得我们看到国势,中国是东方的强国,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把东方音乐作为学科来建设的话,不仅仅是梳理中国古代历史的意义,同时对于实现中国梦来讲也很具有现实意义。从世界的语境来看,无非是东方和西方,西方的话基本上看音乐的体系是一体化的,而东方就不一样,从宗教、人种、语言等等都是极其多元化的,音乐文化特别丰富。这个学科的建立,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下,东方音乐研究的学科建设意义将很重大。预祝这次会议一定会是很成功的。

    萧梅教授:东方是流动的东方,东方是由多元文化建构成的,不仅有共识的多元的格局,还有不同的历史分期所形成的历史格局,我们究竟可以发掘的文明体有哪些?这些文明体之间是否又存在交互,这些都是无法从国家的政治体进行地域的界限划分的,如何通过扎实的民族志作业,透过文化现象看到更深更复杂事务的结构,成就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对话,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我们今天讨论东方音乐的研究除了进行具体研究的特性之外,还应关注深层的文明结构,而这一结构并非一开始就形成的,研究东方音乐必须有长历史的格局、长历史格局的视野,因此,一旦超越民族国家的中心区域或传统意识,超越当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和历史论述,很多新视角新手段新历史新问题就会纷纷出现,这就是我们所说跨界跨境跨文化研究的意义所在。再一次祝贺此次东方音乐研讨会圆满成功。

    陈自明教授: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来继续学习和交流,在这里我首先要提起沈知白教授,虽然我没有跟他直接接触过,但是后来看了材料以及他的为人和各方面的成就,知晓他在西方音乐、中国音乐甚至于作曲等领域均有建树,沈知白教授是一位非常全面的学者,且不以他的成就而自凡。六十年代的时候他亲自去北京到处找印度音乐的文本,到广播电台找印度音乐的录音带,还作了一个报告,赵宋光先生在场并作了笔记,后发表在沈知白先生的文集上。基本上沈知白先生把印度音乐的轮廊刻划出来,我非常的敬佩他,可惜在文革当中受到四人帮的迫害而自杀,否则就是我们的领路人。同时我还要提到另外一位李元庆先生,李元庆先生是音乐研究所的副所长,实际上是所长,但他不愿意做这个位置,而把杨荫浏先生提至所长,他也是一直提倡亚非拉音乐的研究,而且在他去世以前给了我四点指示,怎么样来研究亚非拉音乐,一直到现在还是我的座右铭,虽然他自已没有很多的进行研究,但是他提倡亚非拉音乐,提倡音乐心理学,提倡音乐美学,不遗余力,而当时受到极左的批判,认为这些研究都是资产阶级的那套东西,我当时很心酸,但我还是跟着沈知白先生和李元庆先生的足迹前进,这是我的一个感想。上海音乐学院正是沈知白先生的老家,对上海音乐学院表示感谢,同时希望上海音乐学院会做得更好,当然现在已经做得很好。然后我提两个问题,一是东方、东方音乐、东方学的问题,西方研究东方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最早从所谓阿拉伯的中东开始,他们往往认为东方学具有殖民主义的色彩,并且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东方,因此,我们在研究这方面的时候要注意所谓东方学的观点,不要完全接受他们的观点;另外有些观点,如中东、近东、远东,这同样是站在西方人的角度的观点,离欧洲较近的为近东,离欧洲较远的为中东,更远的则称远东,这根本不是一个地理定位,也不是学科定位,我们现在应该要改过来,我们要有我们自已的定位,按照地理来定位,而不是按照欧洲人的距离来定位。另外一个东方音乐的定位,到底什么是东方音乐,首先是个地理概念,然后是文化概念,不要完全局限于地理,也要考虑到文化和民族,我相信这个会议定会举办的非常成功。

    王小盾教授:我认为这次会议有三个关键词,一个是东方,第二个是学科,第三个是建设,那么我来谈谈我自已跟这三个关键词的联系。我觉得东方这个概念用江明惇先生在1986年建立东方音乐学会中的东方为标准,因为在上海音乐学院建立的东方音乐学会跟其它地方所建立的东方音乐学会,含义肯定是不一样的。我很隆幸是东方音乐学会的第一届会员,在1987年的时候就在江先生的领导下开始了东方音乐的研究了。那么我理解在上海音乐学院成立这样一个学会,有一个这样的概念隐藏在名称里面,也就是以中国东部为中心的文化圈为东方,与世界史范围中的东方有所区别,所以在讨论各种东方音乐的色彩区等问题时,事实上还是以这样的东方圈为标准的。我在1993年和陈自明老师去西藏考察时,听到陈自明老师讲到世界范围里的东方,我认为这两个概念还是可以合并起来的。第二个关键词是学科,提到学科建设我们就会想到教学,因为学科并不是仅仅属于学术的概念,如果没有教育就不会有学科的划分,如果历史上不分学科,如果历史上没有音乐学这个学科,音乐学在目录下的分类或者归入经部,或归入史部,或归入子部,或归入集部,音乐学将支离破碎。到了20世纪有了现代教育以后,才有了学科,这次会议提出学科建设我觉得很有意思,这将意味着以前的东方音乐学会从现在开始将跟教学结合在一起。刚才有老师谈到东方音乐的教育有老师、有学生、有课堂、有场所,有了这样的一切,才算有了学科,这是很对的,如果没有这一切,只有一个赵维平教授那就不叫学科了。那么有这样一个学科,其研究对象就有相对的边界,所以未来的东方音乐研究我认为这个边界会慢慢的明确起来,并和世界史范围内的东方学科划分清楚。在我自已的研究里面,我理解的东方有一个文化核心,这就是汉文化区域,当我们提到音乐研究或是东方文化研究时不能够忽视汉文化区域的存在。洛秦教授提到,在东方音乐研究当中中国是一个重阵,这确实是很重要的话。汉化区域的成立有三个标志:汉字、儒学和礼乐,音乐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标志,因此东方音乐研究一定会注意以汉字为载体的传播方式,一定会注意到与儒学的意识形态的关联,东方音乐研究一定会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有着更加深厚的文化色彩,这就是我对学科的看法。关于东方音乐学科的建设,我个人也是可以配合努力做点事情的,因为有句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有两批粮草,一批是东方音乐的文献,另一批是东方音乐的田野调查,我愿意负责前面一匹。去年我有一个项目得到批准,“域外汉音乐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当然是汉文的,本土民族的文字记录没有考虑,首先是因为自已不懂,其次也是因为本地的记录确实太少,比如日本主要是汉文的记录,韩国主要是世宗大王以前的那些记录,越南的记录也基本上是汉文的,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也可以说很自然的就参加到你们的学科里面来了。

    管建华教授:我很高兴能参加这次会议,一说到东方,首先就想到1989年请陈自明老师到中国音乐学院来讲世界音乐,我拉了八年小提琴,我没听出来是小提琴,我第一次听到就被震动,经验感觉这个语言简直是另外一种东西;其次还有赵佳梓老师等做的中国音乐与世界音乐的教学,沈知白讲印度音乐,安波讲越南音乐,马可讲印度尼西亚的甘美兰,那个时候赵宋光等也过去听课,当时是说马可和安波准备要成立东方音乐系,可惜他们都已经走了。我是觉得这个东方音乐系肯定是要成立的,在哪成立不知道,也许在上海音乐学院成立,我对南艺也说过希望建立东方音乐系,看能不能建立。再一个这么多年,我为什么一直这么关心东方,因为我本科是学习作曲的,我感觉西方音乐的专业和研究确实已经走到头了,我现在的角度一个最近是东方类型的研究,而且我长期十几年一直在关注东方哲学的研究,东方美学的研究,东方文学的研究,东西方文化的研究,这些方面的研究我们是远远落在后头的。所以这次我觉得赵维平教授所举办的会议意味着东方研究又要在中国的最东方——上海崛起。

    最后,由赵维平教授作题为“我国东方音乐的研究现状与学科建设问题的思考”之主题报告。报告从东方音乐的概念入手,探讨分析了东方音乐的概念、东方音乐研究的范畴,呈示了东方音乐研究的现状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思考和反思。东方音乐的概念最初来自于西方,早期是一个政治上的概念,是在西方看东方之后而提出的,出现了西方殖民主义的立场来看非西方的音乐,具有一种非常强的偏见和歧视性的特征。其后又出现了地域上的概念,西方是一个地域概念, 东方指地中海以东,尤其指亚洲地区,这一概念的呈现,日本则走得较前,日本曾提出东洋音乐的称谓,东洋音乐即指亚洲音乐。东方音乐在我国的展开,可追溯至20世纪50、60年代,当时已有东方音乐研究的一些具体实践,形成了一波浪潮,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东方音乐这一学科在我国真正展开。在上海音乐学院开设了东方音乐课程,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学生。东方音乐根据区域的音乐特征,可以划分为几种文化圈,即东亚汉字文化圈(主要指受到中国影响的地区和区域),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东南亚锣鼓文化圈,包括缅甸、老挝、柬埔寨、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以及我国西南地区;西亚以游牧民族为主体,包括土耳其、伊朗等环阿拉伯半岛的一些国家;南亚主要是印度,这也是东方音乐研究的一个范畴。东方音乐研究的先驱,可追至王光祈,王光祈留学德国后,曾提出比较音乐学,将中国作为东方与西方进行比较,在这一领域掀起了开拓性的意义。之后又有日本学者田边尚雄、岸边成雄、林谦三、寺内植子,远藤徹、小泉文夫、黑泽隆朝、澳大利亚学者耐尔森等。随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和加深,学科视野的拓展和学科水平的提升,对非西方音乐认同的呼声高涨,近年来对非西方音乐的艺术逐步走向拓展和深化,尤其近二三十年,东方音乐研究的发展极为迅速。从东方音乐的研究现状来看,有关于历史,乐谱、乐律、乐人,乐器,音乐体裁、美学思想、音乐现象等内容,有作局部性的研究、有作整体性的研究以及个案性的研究。通过梳理,在杂志期刊学报上发表的东方音乐研究文章共有819篇,亚洲音乐的整体性研究共有44篇,东亚音乐的整体研究有13篇,东亚各地域或国家的共439篇,其中日本占据了绝对地位,共有215篇,朝鲜115篇,蒙古最近十年以来较有起色,大概有70篇,越南则较少。东南亚整体性研究共22篇,东南亚国家或地域的共95篇,其中缅甸有24篇、泰国12篇、马来西来14篇、印度尼西亚25篇,印尼研究中主要为甘美兰。南亚地区的研究中印度占据绝对的地位,由于印度这一国家历史非常悠久,音乐非常发达,产生了众多较为优秀的文章,共95篇。西亚整体性的研究有8篇,伊朗6篇,土耳其及其周边2篇,巴勒斯坦2篇。中亚地区的研究则非常少,共3篇。从整体上来看,东方音乐的研究中,东亚超过一半以上,占53.6%,东南亚18.8%,南亚占13.3%;而中亚仅占1.2%,从中亦可以看出此学科的比重比例关系。再者,在东亚439篇研究文章中,其中日本音乐的研究占据了215篇,将近一半;北朝鲜50篇、韩国60篇,占东亚研究中的25%;蒙国占15%;越南7%;东南亚中印尼占25%、缅甸占24%;南亚中的印度占95%;西亚地区中阿拉伯伊斯兰音乐的研究占据 主要地位。纵观我国对于亚洲音乐的研究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研究地域非常广泛内容极其复杂;2、研究方法和角度多样化,涉及面广; 3、东亚居强,其它地区非常弱的研究格局;4、从事东方音乐研究的学者群体较集中。东方音乐研究尚处于较浅显的地位,东方音乐学科的建立与一支年青学术队伍的培养迫在眉捷,尤其是音乐学院科班出身学科建设和研究队伍的建设。在研究过程中,要勇于探险,要学会专门的语言,学术深度不能止于介绍和重复,重视资料积累,探求学术深度,研究才能深入到血脉里去。建立制度将这一学科建立起来,重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音乐,体现世界文化色彩,从音乐本体着手,音乐体系的建立,深化、建立体系化的学科,学科的建设与中国音乐史、与民族音乐学的关系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东方音乐在我国是新型的学科,在我国有着广泛的展开,成绩可喜,但是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内涵定义、研究方式到今天为止还是非常的模糊,东方音乐太复杂,一个地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语言,如何明确它的定义理解它的构架则无法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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